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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看啥样的,会泽历史上的捐资助学

发布时间:2019-09-25 18:56编辑:风俗习惯浏览(137)

    原标题:会泽历史上的捐资助学

    过去原亳州烟厂大院里的坑塘,如今已经变成了商业街,你可曾想到,这里曾经碧水清波、绿柳成荫,老亳州“柳湖书院”的旧址就在这里。

    过去原亳州烟厂大院里的坑塘,如今已经变成了商业街,你可曾想到,这里曾经碧水清波、绿柳成荫,老亳州“柳湖书院”的旧址就在这里。

    明清时期保山书院教育浅考

    历史上,会泽人民急公好义,素有捐资助学的传统美德,会泽官绅亦多慷慨解囊之人。所捐田亩、银两,为发展会泽教育、改善办学条件,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义举名垂千秋,泽及子孙,为后人敬仰,为后世师范。

    清朝时期,亳州有柳湖书院和培英书院两所书院,其中创建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当属柳湖书院。

    清朝时期,亳州有柳湖书院和培英书院两所书院,其中创建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当属柳湖书院。

              大拙

    据《东川南志和《东川府续志》记载,一些富有远见的外籍流官十分重视教育,会泽历史上的几任知府、知县、参将、巡检、典使等文武官员都曾捐赠财产资助教育。他们捐田产,资银两,兴义学,创书院,培养了大批人才。从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到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会泽县文武两科共考取进士17人,举人202名,为会泽的开发和经济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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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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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亳州志》上描绘的培英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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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历史上一共出现过七千多所“书院”。

    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知府黄士杰(字希庵,福建长泰县人)捐资开办义学;次年,又捐银150两购置宁静里车乌村(今田坝乡车乌村)上、中二等田377.69亩,除完税和损耗外,每年余米51. 159石,作为义学教师报酬。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知府崔乃镛(字伯璈,陕西同官县人),将黄士杰所建义学扩建为西林书院,有讲堂5间、书房6间。同时捐资修铺面5间,年收租银27两,作为书院办学经费。并为书院购置了《易经大全》、《四书大全》、 《字汇》、《经书指要》等24 部书院必备书籍。次年,又捐资购置碧谷坝学田,完税后余米36石,以里学田,完税后余米7.79石,补充作为西林书院膏火。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东川发生7.5 级地震,东川府学遭到严重破坏,崔乃镛又捐银500两重建。乾隆十九年(公元1755年),知府义宁捐银400两买下前任知府夏昌的住宅,重新装修、粉刷,然后将西林书院迁人,改西林书院为“日新书院”,使书院的教学条件得到很大改善。

    始建于雍正六年

    始建于雍正六年

    书院教育是中国传统教育中非常有价值的组成部分,溯其根源,应该是先秦孔子所开创“私学”。汉唐时期,儒家个人讲学所设“精舍”(精舍原指学舍、书斋,《后汉书》中有具体记载,后才指僧道居住或讲道场所)应该可算书院的前身。最早的官办书院记录始于唐朝玄宗时期,开元六年(公元718年),洛阳开办了有史记载的第一家书院,“丽正书院”。宋代文化思想开放经济繁荣,官办的“官学”模式僵化,缺乏学术活力,官学的教育教学只面对科举取士,逐渐的沦为了士人追逐名利之地,官学在热衷科举应试的推动下炙手可热,但是在思想学术上日趋式微。在这样的背景下,秉承儒家教育理想,又能和科举取士相结合的,由学者士人,集结非官方力量资源创办的“书院”就开始兴盛起来。著名的宋代书院有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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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湖书院始建于雍正六年,位于城内东南隅,面城临壕,魁楼在左,文昌阁在右。这里原本是一片洼地,城中积水汇集到此,春夏之交,水面宽达数百余尺,居民就直呼为湖。此地是本州官员刘恩沛的祖业,他非常喜欢其“地僻景幽”。刘恩沛是文职官员,为人厚道,家多藏书,重视学问。归田后,他“犍户读书以自乐,而于里中公事无不悉力担荷。”

    柳湖书院始建于雍正六年,位于城内东南隅,面城临壕,魁楼在左,文昌阁在右。这里原本是一片洼地,城中积水汇集到此,春夏之交,水面宽达数百余尺,居民就直呼为湖。此地是本州官员刘恩沛的祖业,他非常喜欢其“地僻景幽”。刘恩沛是文职官员,为人厚道,家多藏书,重视学问。归田后,他“犍户读书以自乐,而于里中公事无不悉力担荷。”

    书院教育的兴办初衷和办学理念可以用朱熹的话概括:“(熹)窃观古昔圣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矣。”书院教育,如朱熹所言,教育教学的目的不是或者说不仅是应试,“务记览、为词章”,更不是“钓功名、取利禄”,而应该是“讲义理、修其身,推己及人”。

    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知县祖承佑(字启公,汉军正蓝旗人)建会泽义学,有讲堂3间、书房4间。同年捐资够置革舍上等田50亩,完税后余米13石,同年再捐置学田237.67亩,完税后余米6.7石,收麦折银2两,俱作义学经费。次年,祖承佑又捐置学田38亩,完税后余米10.5石,作为碧谷坝义学的教师工资。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知县池玉(贵州人)捐资设立可柯义学,有房3间,作为教室,并捐购学田30亩,完税后余米5.97石,用作教师工资。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知县执谦(满洲镶黄旗人),捐银购置学田,创办小江义学,以完税后余米3.43石作教师工资。

    雍正六年,刘恩沛在柳湖捐资建立学舍:“前为院门,后为讲堂三楹,西北房七间,东西廊各三间,堂东小舍三间,后为庖湢”。 雍正十二年,亳州知州卢见曾把此学舍题为“柳湖书院”。

    雍正六年,刘恩沛在柳湖捐资建立学舍:“前为院门,后为讲堂三楹,西北房七间,东西廊各三间,堂东小舍三间,后为庖湢”。 雍正十二年,亳州知州卢见曾把此学舍题为“柳湖书院”。

    元代,书院被纳入官学轨道,书院“几遍天下”。明朝初年,明王朝重视官学,并且规定不是官学出身的生员不得参加科举考试,自洪武、永乐后数十年间书院不兴。

    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巡检(从九品,其职为辅佐知县巡防地方,稽查缉捕盗匪)郭建奇捐资办待补义学,有讲堂5间、书房8间,厅子一座。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巡检阎开正(济元人)捐资办则补义学,同时捐置学田40.6亩,完税后余米10.03石,荞8石,作教师工资。

    柳湖书院建成后,“集城乡之秀者,寝食讲诵,各得其所。越二年,于兹门墙日众,有志之士皆以读书明理为己任矣。”至乾隆初年,亳州知州华度“延师主讲,亲加训课,一时从游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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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参将王耀祖(贵州武进士)捐资购置铺面6间,年收租银12两,用作东川营义学的教师工资。

    随着到书院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书院学舍难以容纳更多的莘莘学子,书院经费开支也越来越大,入不敷出。乾隆三十二年,知州陈廷柱于“讲堂之西建屋三楹,少前建屋四楹,堂后建学舍八间”。 道光元年,州绅王庆泽之子王家椿出资修整扩建,“堂舍斋厢,较前增扩十分之四”。

    柳湖书院建成后,“集城乡之秀者,寝食讲诵,各得其所。越二年,于兹门墙日众,有志之士皆以读书明理为己任矣。”至乾隆初年,亳州知州华度“延师主讲,亲加训课,一时从游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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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连九品十八级的最末一级都不够格的小吏——典史朱总烜,也在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捐资创办了者海义学,有板房3间作为教室,把他开垦的220亩荞地的收成作为教师报酬,品德高尚,精神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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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到书院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书院学舍难以容纳更多的莘莘学子,书院经费开支也越来越大,入不敷出。乾隆三十二年,知州陈廷柱于“讲堂之西建屋三楹,少前建屋四楹,堂后建学舍八间”。 道光元年,州绅王庆泽之子王家椿出资修整扩建,“堂舍斋厢,较前增扩十分之四”。

    明朝中前期开始,云南、保山与中原的联系日趋密切,地方官绅及所驻守流员都意识到对于边疆地区来说“国家最重者乃推人才,人臣最急者亦推人才”,“书院者,储才之区也”(参看《新纂云南通志-6》)。而官学的办学又不能完全满足保山当地社会发展的需求,作为官学之外文教的有益补充,官绅们带头组织创立创办“书院”,保山书院从无到有,从微至盛,贯穿之后明清将近四百年历史。

    普通百姓也各尽所能,积极捐资办学。

    《亳州志》上描绘的柳湖书院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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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光二十六(公元1847年)年,郡庠刘清源捐本族公业苞谷租7石,在敦仁乡卡狼箐建盖义学一堂,教授该乡儿童。光绪八年(1883 年),府城陈开元分别在北门外三元宫和东门外福德祠各建义学一堂,为两堂义学各捐谷租10石,请师教学。

    捐资助学之风盛行

    《亳州志》上描绘的柳湖书院全景

    保山明清建筑

    易地为官的会泽人关心并资助桑梓教育者亦不乏其例。曾任贵州都匀协副将任仕斌(字宪章)于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在府城西门外置义学一堂,捐租谷20.5石;又在宁靖里鹧鸡观音寺创办义学一堂, 捐租谷20石,请师教学。曾任广东开平县知事、昆明贡院督学的刘盛堂(字克升,号怡园)于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自费创办“爱国小学堂”,次年又与湖北、贵州两省会馆商议,出资创办了“楚黔小学”,并被推举为首任校长。

    葡京娱乐平台登录,在官府倡议和有识之士带领下,嘉庆、道光、同治、光绪年间,捐资助学之风越来越盛,上至地方官员、富豪士绅、人文志士,下至普通市民、小商小贩及农民;捐资助学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捐地、捐钱、捐房、捐书等形式。柳湖书院经费来源主要是靠民间集资捐献,这不仅增强了书院的办学活力,亦促进了书院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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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民国保山县志稿》载,保山最早的书院创建于明朝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当时,建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麓川之役之后)的永昌府学历经百年风雨,除主建筑“明伦堂”及前左右“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尚存之外,由于办学规模及投入日减,一些附设建筑“馔堂(餐厅)”、“号舍(宿舍)”已经倾圮,于是知府杨朗在“馔堂”和“号舍”的原址新建两所书院,“正学书院”作为永昌府书院,“保山书院”是保山县书院,这两所书院紧邻府学,作为府学的办学有力补充,作为保山历史上书院教育的肇始,直至明末清初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保山的书院从一落成开始,从选址到办学都带有极为浓厚的官方色彩,与中原书院的“山林”之气——自由独立的办学思想有着明显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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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赁学田:其中“学田”收入是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而且收入非常稳定。乐于助学者把自家的田产自愿捐献给书院,这部分田产就称为“学田”, 其获取的地租钱全部充作办学经费,包括师生教学、生活、修缮房舍等各项支出。家里贫穷的学生在书院读书,书院都会尽可能地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不仅不要学费,而且食宿费全包,学生便“不需一束,均得入院肄业”。据清·光绪《亳州志》记载,从乾隆四年,至光绪二十一年,共有近50人捐地3010余亩当作学田。其中,捐地最多的是州绅王庆泽,他于乾隆四年捐地一千亩,以500亩为书院膏火费,300亩为养正义学费,200亩为寒儒省试费。这一千亩田地分别是义门集500亩、麦秸沟200亩、涧清铺208亩、洛家湖92亩,每年分麦秋二季,共收地租钱三百七十千文作为书院经费使用。

    在官府倡议和有识之士带领下,嘉庆、道光、同治、光绪年间,捐资助学之风越来越盛,上至地方官员、富豪士绅、人文志士,下至普通市民、小商小贩及农民;捐资助学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捐地、捐钱、捐房、捐书等形式。柳湖书院经费来源主要是靠民间集资捐献,这不仅增强了书院的办学活力,亦促进了书院的长远发展。

    xinpujing,这之后二十年,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当时永昌府兵备按察使李材(别号见罗),召集永昌当地的吏员、士人、生员在永昌府学的旧址(黉序)讲学,来听讲学习的人很多,一时间保山城文气大盛,极为推崇李材的士人学子们想要建一所“学宫”来拜师学习(“集郡邑吏讲于黉序,相从者众,谋筑宫而师事焉”),终因民间力量薄弱未成。知府陈严之,副总兵邓子龙听闻之后,慷慨捐出俸禄,另择民居建书院,以李材的别号“见罗”为书院命名。由于缺乏财力物力人力的支持,在李材等人离任之后,见罗书院很快就名存实亡,四十年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巡按御史罗汝元巡察永昌府,有感于斯文不在,要求当地府司重新修缮见罗书院,当地名士、学者闪继迪为重修见罗书院写了记。不久即又停办,至清初,见罗书院废弃不存。(见《云南通志稿》“书院义学”卷)

    群众捐资助学更为感人。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异常紧缺,全县基本具备办学车条件的小学仅在城区有3所。全县适龄儿童入学率还不到10%,幼儿教育则根本无力兴办。为筹措教育经费,1941 年元月,会泽县城区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捐资兴学运动新春游艺大会”,各校师生员工纷纷走上街头,或发表讲演,或演出节目,广泛宣传和发动群众。他们在《捐资助学歌》里唱道:“抗战建国需英雄,学校教育好陶熔。兴办学校赖经费,踊跃捐资望群众。公私财产乐意捐,众擎易举,教育成功。”师生们的宣传感动了群众:儿童将刚得到的“压岁钱”,小贩们把当日的收人纷纷交到捐款处。许多公司、单位也都积极捐赠,共得国币1

    学田的来源分为两类,一类是自愿捐地者,占捐地人绝大多数;另一类是触犯清朝律令者,其地被官府没收充公,归入柳湖书院。

    租赁学田:其中“学田”收入是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而且收入非常稳定。乐于助学者把自家的田产自愿捐献给书院,这部分田产就称为“学田”, 其获取的地租钱全部充作办学经费,包括师生教学、生活、修缮房舍等各项支出。家里贫穷的学生在书院读书,书院都会尽可能地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不仅不要学费,而且食宿费全包,学生便“不需一束,均得入院肄业”。据清·光绪《亳州志》记载,从乾隆四年,至光绪二十一年,共有近50人捐地3010余亩当作学田。其中,捐地最多的是州绅王庆泽,他于乾隆四年捐地一千亩,以500亩为书院膏火费,300亩为养正义学费,200亩为寒儒省试费。这一千亩田地分别是义门集500亩、麦秸沟200亩、涧清铺208亩、洛家湖92亩,每年分麦秋二季,共收地租钱三百七十千文作为书院经费使用。

    见罗书院“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就是明清时期保山书院教育命运的代表,较为理想化的教育愿景和教育模式,缺乏政府国家的有力有序的支持,这样的“民办教育”生存发展都是无比艰难的,因人成事,人亡政息。

    1. 40元,作为幼儿教育基金,于同年创办了会泽历史上第个幼稚园。

    房租场租等收入:还有一部分想捐资助学的市民商人,没有田产或多余的闲钱出捐,就把自己经营的店铺或场地出租,每年收取固定的租金捐献给书院。如道光二年,监生强廷勋捐水门关市房屋4间,每年房租二十千四百文,旁有地基一段,租给支文光,每年租钱十六千文;光绪十四年,监生杨九忠捐兴隆巷市房茶馆一处,每年收租钱一百二十千文;光绪二十一年,北关扫把场金殿臣自愿以每年场租费二十一千文,捐充书院经费。

    学田的来源分为两类,一类是自愿捐地者,占捐地人绝大多数;另一类是触犯清朝律令者,其地被官府没收充公,归入柳湖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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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经验说明:“ 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 经济不发达的大国,普及小学教育,不可能完全由国家包下来,必须坚持‘ 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鼓励群众自筹经费办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

    用捐来的钱生息:一些乐善好施者也经常自愿捐钱给书院,这一部分捐钱一般不是直接拿来就用,而是交给商人生息,利息为每月一分。捐钱生息也是书院经费来源的一种常态。如嘉庆三年,州人雷兴洲捐入书院钱一百四十千文,发典生息,一分起利,添为柳湖书院经费。捐钱最多的人是监生李廷标,道光二年,他捐钱六百千文,作为书院膏火之费,发典一分生息。

    房租场租等收入:还有一部分想捐资助学的市民商人,没有田产或多余的闲钱出捐,就把自己经营的店铺或场地出租,每年收取固定的租金捐献给书院。如道光二年,监生强廷勋捐水门关市房屋4间,每年房租二十千四百文,旁有地基一段,租给支文光,每年租钱十六千文;光绪十四年,监生杨九忠捐兴隆巷市房茶馆一处,每年收租钱一百二十千文;光绪二十一年,北关扫把场金殿臣自愿以每年场租费二十一千文,捐充书院经费。

    保山老城墙城门

    (原载《曲靖教育》1990 年第五期,《会泽文史资料》第二辑)

    后改名为养正学堂

    用捐来的钱生息:一些乐善好施者也经常自愿捐钱给书院,这一部分捐钱一般不是直接拿来就用,而是交给商人生息,利息为每月一分。捐钱生息也是书院经费来源的一种常态。如嘉庆三年,州人雷兴洲捐入书院钱一百四十千文,发典生息,一分起利,添为柳湖书院经费。捐钱最多的人是监生李廷标,道光二年,他捐钱六百千文,作为书院膏火之费,发典一分生息。

    从清代康熙年间开始到清季终结,保山城内先后存续两所书院。

    文字选自:《会泽文化管窥》

    从雍正六年创建,至光绪二十五年柳湖书院改为养正学堂,亳州柳湖书院共计存在171年,可以算作真正意义上的百年老校了。

    后改名为养正学堂

    九隆书院建于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时任永昌知府罗伦(罗伦在历任永昌知府中名声不显,但查阅府志,在相对短暂的任期内主要政绩,兴府学、建书院、重修霁虹桥,注重民生,重教兴学,其为政可鉴)兴建九隆书院于当年保山书院旧址。八十一年后,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保山县典史李惠重修九隆书院,当时的知县李芳华和官员士人张福昶、顿权等人先后捐赠田亩作为九隆书院的公田,每年以租谷17石作为膏火束脩(办学助学经费)。九隆书院废弃于清末。

    作者:李世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柳湖书院之所以根深叶茂,生长存在长达170余年之久,不仅在于有兢兢业业、令人敬佩的老师,有求知若渴、刻苦上进的学子,而且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地方官府、士绅对教育事业的关心支持。正是由于地方官府的鼎力支持,地方士绅的带头示范,才使得捐资助学之气蔚然成风,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正在迈向民族复兴道路上的我们应该有着深刻的启迪与思考。

    从雍正六年创建,至光绪二十五年柳湖书院改为养正学堂,亳州柳湖书院共计存在171年,可以算作真正意义上的百年老校了。

    清代保山还有另外一所影响较深,知名度较高的书院,这就是始建于城内马里街,后三迁其址、多次重修重建的永保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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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湖书院之所以根深叶茂,生长存在长达170余年之久,不仅在于有兢兢业业、令人敬佩的老师,有求知若渴、刻苦上进的学子,而且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地方官府、士绅对教育事业的关心支持。正是由于地方官府的鼎力支持,地方士绅的带头示范,才使得捐资助学之气蔚然成风,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正在迈向民族复兴道路上的我们应该有着深刻的启迪与思考。

    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时任永昌知府徐本仙、时任保山知县张福昶共同捐置田亩,佃租36石5斗作为办学资金,始建永保书院于马里街。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知府陈孝迁永保书院于仁寿门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知府刘彰宽又把书院迁址于拱北门内原“镇署”,但尚未竣工而中止,直至三年后的道光三年(1823年),历任三任知府(刘彰宽、伊里布、宋湘)会同邑中官绅士民,续修增制,永保书院方告落成,据宋湘《永保书院碑记》所载,永保书院规制宏大,落成之年三月入学之日,“多士云集,灯火星明,书声琅答”盛况空前。先后有徐本仙、陈孝升、张福昶、庆玉、陈廷焴等人捐置田亩为束脩膏火之资。

    编辑:海博校对:明光 审核:邓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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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保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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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寿门

    虽然偏居一隅,但永保书院的命运和中国社会时局息息相关,在动荡的咸丰十年前后,永保书院再次被毁,又到二十三年后,永昌知府郭怀礼又一次重修永保书院,这一次永保书院规制拓建,增为前后四进大院,两廊设讲堂,后进增设藏书楼,配合“新学”思想,书院增设了操场,生活设施水井厨房俱全,据资料记载,藏书楼藏有经史子集,典籍时文、诗词歌赋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办学仅依靠捐助的书院教育“痼疾”,拨划公田及税银每年一百余两,作为固定办学经费,聘请品行高洁,学识深厚的著名学者士人担任山长,先后有张凤锦、朱兰溪、林春华等人担任山长主持书院。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永昌知府郎承先以“用财多、成材少”为理由,勒令永保书院停办,至此,保山明清书院教育近四百年的历史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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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明清时期的保山书院教育,介于官学和私学之间,秉承“培养人才”理念,到“学优则仕”的办学任务之间摇摆,由于地域文化相对落后,虽然每次创办都闪耀着最朴素本真的儒家教育思想,未能充分体现书院教育原本该有的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但是,书院作为官学(永昌府学、保山县学)的有效补充,使保山从“汉初不韦,首开文教之风”,直至“文教深厚,曷克至此”的文献名邦,书院传播儒家文化,对保山的文教事业发展,增强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认同,甚而对边疆地区的社会心理文化构建,边疆稳定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

    补录:原明清永昌府和今保山市辖区,明清时期书院还有位于施甸县的“少保书院”、“摩苍书院”,位于龙陵县的“龙山书院”,位于今腾冲市的“春秋书院”、“秀峰书院”、“凤山书院”,位于今永平县(今属大理州)的“博南书院”、“华平书院”;限于篇幅,未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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