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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对虚骄的民族主义,专家美日极端民族主义

发布时间:2020-04-25 12:46编辑:世界史浏览(53)

    从犹太人的遭遇来看民族主义的双刃剑

    时间:2014-12-17|文章来源:世界历史网| 查看次数:次| 收藏到:

    我们知道: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凝聚民族认同建立自信,从而使一个民族立于世界之林的同时,也会使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摩擦增多,如果放任民族主义坐大的话,还会引来战争甚至屠杀,这方面,犹太民族的遭遇给我们提供了充分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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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识网9月17日文章 原题《警惕极端民族主义再次将世界引入灾难深渊》由于极端民族主义泛滥,再加上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大萧条”经济危机席卷全球,进一步激化了各国的内外矛盾,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灾难:共有5500万——6000万人口死亡,1亿3千万人受伤,各参战国物质总损失价值高达4万亿美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极端民族主义将人类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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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专题: 中国不高兴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在民族发展的长期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是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利益等的认同,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化的民族情感,是为本民族求生存、求发展、求繁荣昌盛的集中体现。在国际关系中,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建构,也可以破坏。民族主义具有两种功能:强化民族认同的功能和为本民族牟取权益的功能。当有目的的政治行为与民族主义相结合时,任何政治团体都可以利用它的功能来为自己谋利、扩张,正是这两种功能使民族主义在发展中产生了一个变种,即极端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在经济上表现为建立贸易壁垒,并施加各种保护主义政策以保护其国内产业,在政治、文化上表现为盲目认同本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强烈排斥或根本否认其他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

    观察者网:谈及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崛起和衰落,除去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如对以色列用兵失败,巴勒斯坦对约旦游击队的态度导致外交失衡等因素,还有什么文化或者社会结构上的深层次原因,导致阿拉伯民族主义逐渐衰落了?

    萧功秦 (进入专栏)  

    以1989年柏林墙倒塌为标志的冷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虽然世界各地仍时有战事,但整体上保持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全球科技、经济等各方面有了一个快速的发展。然而一直以来,极端民族主义一直阴魂不散,在德国,少数的“新纳粹主义”仍然在公开为希特勒招魂,宣扬排外仇外情绪;在日本,靖国神社至今仍被极端民族主义者所青睐;在美国,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理论代表,美国极端民族主义以政治、文化、制度模式等各方面的强烈优越感和排他意识为特征,把本民族的利益置于其他民族的利益之上,以各种方式侵犯其他民族的利益;而在以中国、俄罗斯为代表的后起赶超国家,国内本有着民族复兴的强烈诉求,再加上美国等大国强权干涉和霸权政策的历史累积及现时延续,迫使其国内极端民族主义亦偶露苗头。

    尤金·罗根:阿拉伯的民族主义有着相当坎坷的历史。从16世纪初开始算,奥斯曼帝国就千方百计压制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萌生,恐惧阿拉伯行省会步巴尔干半岛的后尘,成为帝国另一批分离主义运动策源地,以防帝国破碎分裂进程的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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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及随后的欧债危机为标志,世界经济步入低谷,中、俄等国虽也深受其累,但挟其后发优势,大有重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之势。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国际利益集团国家在国内经济萎靡不振、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情况下,无视现实,继续沉迷于其传统优势与霸权地位,任由其国内极端民族主义在经济危机催化下泛滥,鼓吹中国威胁论,孤注一掷,战略东移,重返亚太,动作频频,对中国等实行全面围追堵截。以日本为代表的美国盟国则在对其国内各种深层次问题素手无策情况下,公然配合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上演购买钓鱼岛的闹剧,试图火中取栗,引起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强烈反弹,一时战云密布,引起举世关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日等新兴强国为争夺国际霸权而放纵国内极端民族主义不同的是,此次是美、日等国为维持其国际霸权而放纵其国内极端民族主义,从而引发了中国等新兴强国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在人类科技发展到足以将自己毁灭很多次的今天,放纵极端民族主义,稍有不慎则可能对世界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在中国明确将“和平崛起”作为国家战略的今天,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的不是中国,而恰恰是掩耳盗铃、沉迷于往日霸权地位从而放纵极端民族主义泛滥的的美、日等国。

    1918年奥斯曼帝国被打垮,从阿拉伯世界撤出了统治力量,而欧洲殖民者迅速填充了权力真空,在没有征得全体阿拉伯人同意的情况下,蛮横地给整个阿拉伯划分了边界,把殖民体系强加在了阿拉伯世界头上,阿拉伯世界新的“主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就像当年奥斯曼人一样,也对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情绪报以极为敌视的态度,仍力图阿拉伯世界仍纳入自身帝国的一部分,而且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

      

    在全球性经济危机催化下,若极端民族主义持续泛滥将会再次将人类引入灾难的深渊,世界各国须在理性和现实的基础上,重建战略互信和加强合作,方能避免重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覆辙。

    西欧殖民者害怕民族主义会导致帝国崩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所恐惧的结果还是到来了。

      如果说,《中国可以说不》中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涉世未深的敏感多变的小学生,那么,现在的《中国不高兴》,已经是刚长出了一点肌肉,就想“找人练一练”的初中生了。

    “莫为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在政治、经济逐渐融合的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本已与世界发展潮流有所抵牾,未来民族主义的式微也是大势所趋,更不论极端民族主义了。世界各国在全球经济萎靡不振的艰难时局下,唯有少一些对抗性思维,彼此尊重各自的政治文化传统和核心利益,重建合作共赢的国际和平发展环境方是走出困境的唯一路径。

    但是当历史推动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走向高涨的时候,阿拉伯人却发现这种意识形态遭遇到了基础性的矛盾。对大多数阿拉伯人来说,走向民族独立的阿拉伯,其理论上的最合法性的表述应该是“泛阿拉伯”的,即各阿拉伯国家的联合。

      

    在“泛阿拉伯”理念的指引下,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疆域是广阔的,包整个北非、东地中海地区和阿拉伯半岛,也就是彻底抹掉当初欧洲殖民者给自身划定的“分裂-规则”边界。

      撰稿•贺莉丹(记者) 陆阳阳(实习生)

    “泛阿拉伯”理念下的疆域图

      2009年3月27日,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在上海寓所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访问。

    但是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运动是1920-1940年代才初具规模,而且是在每个阿拉伯“民族国家”内部相对独立发展出来的,比如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的独立都有各自的进程而非代表阿拉伯世界的总体。所以,一旦各个国家都完成了自身独立,各国领导人都不愿放下架子,把已经取得的主权拱手让人,也不愿自身主权让渡,和邻国组成联盟。

      萧功秦生于陕西,祖籍湖南,这位80年代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代表学者,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20世纪中国政治史等。几年前,萧功秦《为什么我反对激进民族主义》一文曾产生广泛影响,他对当下的民族主义思潮也颇为关注。

    所以说独立后的阿拉伯各国展现出了主权的排他性,无法在内部形成有效的政治和军事协同,甚至密谋互相对立,这种分裂和破碎感在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中彻底暴露出来。

      

    曾经互相承诺要彻底打败犹太国以色列,并保证对巴勒斯坦取得彻底解放的阿拉伯各民族国家,在1948到1967年间遭到了军事上的无情打击,并且丢失了大片领土。阿拉伯各国在巴以冲突问题上接连受到挫败之后,领导人们开始怀疑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愿景是否还能实现。

      我们不需要制造敌人

    所以,民族主义是个光鲜亮丽的理念,但并却不是个现实的政治计划。1970年代,对民族主义的质疑开始散播开来,直到一个新型的跨民族意识形态越来越走向前台,进而取代了民族主义——伊斯兰宗教力量。

      

    所以,从1980年代开始,伊斯兰一跃而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主流政治叙事,与之相应的,则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

      《新民周刊》:最近,一本名叫《中国人不高兴》的书引发热议,对此,你怎么看?

    但是带有“民族-国家”色彩的狭义民族主义依然在某种形式上在阿拉伯政治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国家体系在单个区域内的整合,中东各国的政治体系正在跨越原来的“泛阿拉伯”和“泛伊斯兰”主义,走向一种新的形式。

      萧功秦:这几天我上网查了一下《中国不高兴》相关网页,几周以来,居然已经达到200多万网页,可见这本书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之大。毫无疑问,这本书的作者们鼓吹的其实就是一种高调的、虚骄、激进的民族主义。

    观察者网:谈到阿拉伯民族主义在1950年代的高涨,就不得不谈中东一个重要国家的存在——以色列。您觉得当今的犹太复国主义相比以前有什么变化吗?还是以色列的国家意识形态吗?谈及阿拉伯穆斯林和犹太民族主义的冲突,犹太复国主义思潮是不是故意被一些极端的伊斯兰“圣战分子”夸大了?

      这本书的作者之一王小东是我的多年朋友,被这本书点名批评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人士中也有我不少朋友,看来中国的思想文化已经进入多元化时代了,虽然,我并不同意《中国不高兴》中的许多观点,但作为中国正在发展的多元思想文化中的一种声音,它的存在,以及与其他不同观点之间的交流,至少能够起到思想碰撞的积极作用,对于一个社会或民族来说,最可怕的是思想的同质化。不同声音,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之间的思想的相当碰撞与制衡,对于丰富我们民族的思想能力是有正面意义的。不同意见的人们之间,应该多一点包容心。

    尤金·罗根:犹太复国主义依然是以色列国家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思潮和运动,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到今天,这一点都没有变。犹太复国主义者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他们无疑削弱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影响力,在巴勒斯坦自由独立运动中,双方都尽可能宣称自身存在的合法性。

      这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一石激起千重浪,它的影响之所以如此之大,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书名的抢眼(当然作者也不得不为此要付出给部分读者第一眼的负面印象的代价),也包括精心的商业策划或“炒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它力求回答当代中国人如何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相处之道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抓住人心,是因为最近30年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我们民族确实比过去强大了,于是,百年屈辱后的中国人有一个应该如何重新自我定位的问题。

    反观纳赛尔主义,在1967年阿以战争结束之后就宣告失败了,而且再也没能缓过气来。之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阿拉伯复兴党继续扛起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大旗,却也再无所作为。

      《新民周刊》:本书的作者之一宋强称,他更倾向于用“新爱国主义”来界定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对此你如何看?

    1967年6月10日,以色列在阿以“六日战争”期间占领了戈兰高地

      萧功秦:在这本书出版以前,我一直有一个观点,那就是我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反应性的特点,来自外部世界刺激与压力,会刺激中国人百年来的历史屈辱感与历史的悲情,这种反应型民族主义就会被激活,如果外部世界的刺激消退,这种民族主义反应也会随之消失,例如1999年的“五八事件”和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件,都可以作为这种反应性民族主义的实例。

    叙利亚在和以色列的各层面对抗上都节节败退;在1991年的科威特战争中,伊拉克向盟军在沙特阿拉伯的基地和向以色列发射了飞毛腿导弹,希望将以色列牵入这场战争而迫使其它阿拉伯国家退出这场战争。但是伊拉克的策略最终失败了,之后也不再敢和以色列和军事上作对。

      然而,这本书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心态,已经不能用我原先的观点来解释了,从总体上说,西方各国对中国的态度比过去要温和多了,尤其是金融风暴以来,西方更有求于中国,各国都显得放低状态,希望与中国友好合作,和平发展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与主流,在这种情况下,以《中国不高兴》为代表的中国的民族主义,仍然表现出高调的咄咄逼人的姿态,似乎很难用反应型来归纳。我认为,以《中国不高兴》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思潮将在以后相当一个时期继续存在下去,外国人要学会与中国民间的这种非反应型的民族主义长期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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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新民族主义有什么特点呢?它的要害是,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外部敌手”,这一点被作者们视为是中国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条件,作者之一王小东兄就是这样主张的,他认为,“一个物种,没有外部环境对它的压力,绝对会退化”,他从社会生物学中为这种新民族主义找到了根据。他还认为,中国现在并没有多少“选择压”,所以“大家自我感觉很好,可以混,这样就不可避免会衰退”,特别有意思的是下面这句话:“美国也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它老是主动地制造敌人。”不知道小东兄是不是认为,为了我们民族的强大,中国有必要在缺乏“选择压”的情况下,也去追求或制造“选择压”呢?

      我想,至少在逻辑上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外部压力是民族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没有压力,理所当然就要制造出这种压力来。如果是这样,那就相当可怕而且危险了。我非常非常希望作者们没有这样的意思,但比他们更激进的、更“愤青”的人们呢?他们完全可以沿着这一逻辑推论下去,是不是到了那时,作者们说,我们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了呢?正是在这种民族主义的理论逻辑中,我看到了一种很可怕很危险的东西。它离以强凌弱的种族主义与沙文主义其实已经不远了。

      小东兄是在十多年以前就致力于倡导中国民族主义的,我不怀疑他的学术真诚,但如果一位思想者真诚地献身于一种带有危险性的理论,而这种理论思潮又会把一个刚从百年苦难中获得繁荣的机会的民族,重新引入苦难的深渊,那就来不及了。

      也许各位作者朋友会说我把问题讲得太重,他们决没有这样意思,他们只是呼吁中国人不要安逸,但关键是这种民族主义内含的逻辑就是一个潘多拉盒子,它会放出魔鬼而收不回它。因为,压力是一种强加于你的东西,而“外部选择压”则是你主动要选择的东西,前者产生的反应是自卫,后者导致的结果是向外进攻。而进攻的民族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就是一回事,不信你把全书读一下,就会感到迎面扑来的是一股外强中干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气息。说它外强,是表面上很有气势,说它中干,因为它除了给愤青们以“精神胜利法”的安慰外,并没有大国的宽厚雍容的文化底气。

      应该说,从建国到“四人帮”时代,中国的“外部选择压”比改革开放30年来要大得多,“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充斥于国际与国内政治空气中,但中国并没有在那时繁荣强大起来,许多地方的农民强劳动力一天工分值只有几分钱,还不如母鸡生的半个蛋(每枚一毛一分钱),相反,中国现在恰恰正处于受“外部选择压”折腾最少的和平发展的时期,中国却以每年10%增长率发展了20年。我们刚刚安逸了几年,“新爱国主义者”们总觉不习惯,总觉得我们折腾得还不够。

      

      刚长出一点肌肉,就想“找人练一练”

      

      《新民周刊》:既然如此,但为什么许多青年人对这种新民族主义表示认同呢?

      萧功秦:两年以前,我在法国巴黎参加“中欧论坛”的讨论会,其中一位来自美国的中国学者谈到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为什么近年有所上升,他说的一段话对我很有启示,他说,由于中国人百年来长期受列强欺侮。一直憋着一股气,没有办法维护国家尊严, 也没有办法宣泄不平之气,这股气已经积压了一百年了,现在,他们觉得中国崛起了,我们已经有力量了,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充分自由地表达我们百年来压抑的情感了,可以一吐为快了。

      我想,这一对国外中国留学生的心理观察很有启示性,其实,这种心态在国内民间也很普遍,“大凡物不平则鸣”,现在有了条件就要“扬眉吐气”地鸣一鸣。这是人之常情,其实,那些受过屈辱而后来又突然崛起的大国,例如印度民间,现在也有类似的社会心理表现,中国人中这种社会心态,是“不高兴”式的民族主义的社会心理基础。“不高兴”派民族主义者的支持者们,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换言之,当一个社会的这种社会心理需要得到满足时,谁把民族主义的旗帜亮得更高,更鲜明,谁就会获得更多的听众与读者群。

      应该说,这种存在于民间的“扬眉吐气”情结与心理,是正常的,自然的,合理的,也是一个国家可以运用的民族主义资源。但如果它被一种错误的激进的民族主义所引导,并带着去寻找“选择压”,那就很不妙了。其实,民族主义思潮本质上具有强烈的情感性与激情性,像一把干柴,很容易被某一极端主义煽动与利用而走偏。

      事实上,从《中国不高兴》一书中一些论述来看,作者们也意识到这种民间的长期压抑的“扬眉吐气”心理是一种可动员的力量,宋晓军认为“2008年年轻人的反弹,实际上蕴含着1840年以来的文化积累”。作者们试图与青年们形成这样一种互动,共奔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前景,例如,本书提出,“中国下一步现代化的过程,决定中国要与西方进行一种以军战为支撑的商战”,要对西方“有条件地决裂”等等,这些都表明作者们试图把民间朴素的百年“扬眉吐气”情结与一种更带主动进攻性的“新民族主义”结合起来,其理论基础是“弱肉强食”普世论与以“丛林法则”为基础的“社会生物论”。

      《新民周刊》:《中国不高兴》让人联想到13年前的那本《中国可以说不》。你怎么看这两本书背后各自蕴涵的深意?

      萧功秦:大体上可以说,《中国可以说不》与《中国不高兴》在民族主义立场上是一脉相承的,但前者带有更多的反应型民族主义特点,后者则具有了主动进攻型民族主义特征。概言之,它力求把中国民间存在的朴素的民族主义“扬眉吐气”心理情结,整合到其旗下,通过民族主义精英与大众的结合,来实现一种达尔文主义的、优胜劣汰的原则支配下的民族“大目标”,书中多次提到这种“大目标”,虽然有时语焉不详,但其基本精神则是:处于世界民族之林中的普世性的生存法则,不是和谐相处,而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它把和谐社会,和平共处,均看作是“书生之谈”与“误国之论”,书中反复告诉读者,中国要在世界上“持剑经商”,“我们要管理比现在大得多的资源,经济上进行管理,政治上进行指导,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未来的资源分配:谁厉害谁说了算”等等。在手段上,它强调的是“你流氓我也流氓”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即为达到主体自以为“崇高”的目标,可以采取不择手段一切办法的主义,这些已经决不是什么反应性民族主义了。

      如果说,《中国可以说不》中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涉世未深的敏感多变的小学生,那么,现在的《中国不高兴》,已经是刚长出了一点肌肉,就想“找人练一练”的初中生了。我一时还找不到一个可以概括这种民族主义特点的词。暂时就称它为“寻找敌手”的民族主义。但它比13年前的民族主义更危险,更具有挑战性,这是因为它只是初中生,却充满古老的陈旧的诗情梦幻,它涉世未深,却又精力十足,它还没有长出胡须,却充满总想引人注意的虚荣心,总想在街头惹事生非,而且与孩提时代不同,它也确实会给当家的大人(政府)与邻居(国际社会)制造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在中国转型的道路上,我们开车正处于事故多发地段时,它会把不是问题的问题,变成问题。把国际交涉中的小问题,变为大问题,把“和谐共处”变为“零和游戏”。并且还高调地处于话语优势。它毕竟现在还是乳臭未干,但如果长到成年人而仍然如此,很可能就更麻烦了。

      

      走向理性温和化是中国民族主义大趋势

      

      《新民周刊》:那么,你认为,民族主义的利弊何在?

      萧功秦:民族主义是世界上最强烈,最富有情感力量的意识形态,如同家庭对于家庭成员的天然亲和力一样,对人们产生最直接,最自愿,诉于亲缘本能的感召力,然而,民族主义具有非理性的激情的一面,它又是双刃剑,对于当政者来说,一方面,它可以作为动员民众支持国家的天然政治资源。尤其是国家面临外部危机,国家意识形态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另一方面,高调的、虚骄的民族主义一旦成为社会上至高无上的话语霸权,而主政者为了民族利益而又主张理性妥协的温和立场时,这些虚骄的民族主义者们,就会把政府的理性行为解读为退让、投降甚至卖国行为。这将极大地挑战政府权威,威胁政府统治的正当性。

      甲午战争就是一个显例,中日海军吨位看上去似乎差距不大,但中国的军队的训练水平与指挥实战水平却远逊于日本,然而当时中国的士绅官僚中的清流党民族主义者,却掌握了话语霸权,控制了“政治正确”的标准,在毫不了解中日军事实力对比极其不利于中国的情况下,鼓吹“谁不主战,天下共诛之”,这些虚骄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即“不高兴派”的老祖宗们,对清廷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慈禧太后也怕“得罪老祖宗”,于是被迫选择了一场必败无疑的战争,中国从此进入民族危机的深重苦难时代。如果今后某年某日中国南海某一海域出现擦枪走火,高呼“谁不主战,天下共诛之”的肯定就是这些“不高兴”们。诸位如果不信清流党张佩伦之流与“不高兴”派的血统关系,到时候就看吧。

      《新民周刊》:在你看来,中国近几年的民族主义呈现出了怎样的表征与趋势?

      萧功秦:尽管我对激进的高调的、“不高兴”派的民族主义者抱强烈的批评态度,但我并不认为这种思潮会成为主宰中国的主流思潮,我认为从历史发展的长焦距来看,从中国国民走向成熟的整体趋势而言,中国的民族主义大趋势是走向理性温和化。

      首先,是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中产阶层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与中坚力量。他们具有稳健性,不喜欢走极端,他们的政治态度是温和的。

      其次,中国的政府也比较成熟了,政府也直接感受到民族主义的双刃剑性质,并意识到激进的民族主义一旦成为笼罩社会的“话语霸权”,很可能会挑战理性的和平发展政策。民族主义的失控会引发连锁反应,主政者们也有意识地对民间进行理性的引导。

      第三,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态度也越来越理性、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中国更深入地融入全球化,国际关系上,西方表现出来的与中国更为合作的态度,这也淡化了中国人原来对于外部世界的一些对立或抵触情绪。不久前,一位在中国呆了两年的美国的外交官曾亲口对我这个当年老校友说,他说他发现中国人是很爱好和平的,西方人根本不必对中国发展与所谓大国崛起感到担忧。他要把这一点回国后告诉美国人。可见国家之间的沟通与了解已经有了成效。开放的环境不但使中国人,也使得外国人更加了解对方。

      最后,中国国力的增强,让我们民族自信心也增强了,我们的心态也越来越平和了,我们的悲情主义会更少了,反应也不会那么过度了,我们的态度会更坦然、更从容。其实,我们不必沉浸于历史上那种悲情民族主义,我们要相信,以我们目前的力量,足以保卫自己。但即使中国自身力量强大了,我们也不必张扬。真正成熟的大国不是以强凌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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