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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野中追寻教育的文化性格,古代动物DNA研究

发布时间:2019-10-02 03:56编辑:文物考古浏览(157)

     

    图片 1 由国家文物局作为组织单位的国家科技部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全面启动。这个项目由包括 “3500BC-1500BC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技术和经济研究”在内的四个课题组成。日前,属于“3500BC-1500BC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技术和经济研究”的子课题“动物考古研究”课题组在中国农业大学召开“古代动物DNA研究讨论会”,参加会议的单位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分子进化与基因组多样性实验室、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古DNA实验室等四家。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一家属于文科、其他三家属于理科,因此我们形象地将其称之为一加三会议。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副司长李培松、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孙其信及吴常信院士等都到会表示支持,并提出了很好的指导意见。 古代动物DNA研究是当今科技发展的热点,素有“科学界的奥斯卡”之称的国际著名科技期刊Science杂志对2006年度全球科学研究的年终盘点中,将“利用DNA解码和分析技术,从尼安德特人化石和猛玛象化石中获取宝贵的遗传信息”评选为该年度“十大科学进展”的第二名,科学家们预言古代人类与动物的DNA研究将成为2007年的研究热点。 参加“古代动物DNA研究讨论会”的专家们纷纷表示将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为契机,努力搭建全国性的动物考古和动物分子生物学相结合的学术平台,利用考古遗址出土的猪、黄牛、绵羊等动物骨骼,围绕这些家养动物的起源及驯化过程开展线粒体DNA研究。大家在研究中要刻苦钻研,相互交流,争取推出带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大家都对中国古代家养动物DNA研究领域的发展前景给予了充分地肯定。 与会专家围绕如何提取古代家养动物的DNA方法进行了认真地讨论和设计,达成多项共识。如取样时要尽量减少对骨骼的破坏,把建立从牙根钻孔取样,提取线粒体DNA的方法,作为此次研究的重要攻关内容,争取做到从实验方法上和国际一流水平接轨。在此次研究中,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承担猪的引物设计,并验证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古DNA实验室的研究结果;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分子进化与基因组多样性实验室承担牛的引物设计,并验证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结果;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古DNA实验室承担绵羊的引物设计,并验证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分子进化与基因组多样性实验室的研究结果。把猪、黄牛和绵羊的引物设计分配給各个单位,由一个单位负责向另外两个单位提供同一种动物的引物,可以减少污染,提高效率。而从对方的标本中抽取几个再次进行同样的DNA研究,验证双方的研究结果,如果相同,则表示大家的结果都是正确的。如果不同,则测试一定有问题,需要再次测序,直到结果一致为止。通过这样的互相验证,可以确保每个数据的科学性和可信度,为日后在国际学术大舞台上系列推出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奠定坚实的基础。最后,四家单位的代表共同签订了统一实验条件和操作过程的合作研究协议。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亚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赵兴波、吉林大学教授周慧均认为,我们拥有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的多个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在对这些动物骨骼进行形态学研究、量化统计和考古文化背景研究的基础上,由多家国内一流的研究动物DNA的实验室参与合作,探讨中国古代家养动物的基因特征,可以填补这个研究领域的空白,逐步形成系列的中国古代各种家养动物的基因谱系,并和现代家养动物的基因研究结果进行对比,探讨他们的发展变化过程。这种一加三的合作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大家对完成自己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承担的任务充满信心。

    滕星教授

    “到国外考古,是几代中国考古人的梦。”3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考古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成立,由考古研究所负责中心的组织和管理。在中心成立大会上,除了来自全国各地、富有海外发掘经验的中年骨干,还有满头银发的八旬老专家,以及海外学成归来、即将远赴埃及发掘的青年学子,大家济济一堂,说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 对于中国考古人来说,成立中心无疑是圆梦的第一步,同时也向国际学术界传达出一个信号——中国考古正在以强劲稳健的步伐,走向世界考古的舞台中央。近日,该中心主任王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讲述了中国考古的圆梦之路。我们欣喜地发现,一张由中国人绘制的世界考古蓝图已然铺展开来。图片 2科潘遗址北侧中部建筑台基上发现的墨西哥纪年和交叉火炬雕刻 李新伟 供图 担当:考古学家要有国际视野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走出去”成为考古学界的“热词”,此次成立中心,是一件众望所归的大事。请您谈一谈中心的创办初衷及其学术宗旨。 王巍:中心的成立,可谓恰逢其时,既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亦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中心旨在促进世界文明核心地区和“一带一路”关键节点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开展,促进世界古代文明研究的全面深入开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新世界文明观”和“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撑。同时提升中国学者在世界文明研究中的话语权,树立文化大国形象。 我们希望借助这一平台,进一步整合全国的考古力量,发挥协同作用,通过扎实全面的基础工作,积极有效地提高中国考古的国际影响力。同时加强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精心筹划、周密安排,这也是我们建立中心的初衷,以此改变目前各自为战的局面,形成合力,打好“组合拳”。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外考古合作的现状如何?有哪些成果? 王巍:改革开放后至2015年,在我国境内共有70多项中外合作发掘与研究项目获准立项、实施。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家不断拓展视野,从2004年、2005年开始陆续到俄罗斯、蒙古国、越南等周边国家进行考古发掘。2012年,考古研究所在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区域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开展了发掘工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2015年夏季开始,考古研究所与洪都拉斯历史学人类学研究所及哈佛大学合作,在中美洲洪都拉斯玛雅文明的都邑——科潘遗址开展了大规模考古工作。这项发掘是中国考古机构首次在远离中国的地区对世界其他主要的古代文明遗存进行的考古发掘,显示了中国考古“走出去”的决心和实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考古能够“走出去”非一朝一夕之功,请问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王巍:大致有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后,中国考古学界结束了原有的“闭门做学问”的局面,开始有意识地与国际考古界交流互动,首先就是“请进来”——将国外的考古学者请进国门。通过合作,我们了解到了国际考古学界的发展水平,学习到了新的理论、方法和手段,也逐步缩短了我们同国际学术界的差距。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10年,是“请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时期,我们开始鼓励和派遣更多的学者到国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如2000年前后,考古研究所派遣十位年轻的考古学者参加国外的发掘,虽然是短期的,但开拓了年轻人的视野,加强了中外合作,收到了良好效果。 2010年以来,中国考古学界致力于“走出去”。随着我们自身的进步,随着新技术手段的掌握、应用及熟练,我们摸索出了一套符合中国实际的考古学研究方法。目前,具有在国外留学、研修经历的学子越来越多,各单位对“走出去”重大意义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由此,我们逐渐具备了全面“走出去”的基础,迎来了走向世界的好时机。 使命:不能辜负这个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时代面前,机遇与挑战总是并存的。那么中国考古该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王巍: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及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宝贵的机遇,也为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送来了东风。当前,全国各文博单位认真贯彻“走出去”战略,积极主动地奔赴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开展包括考古调查、发掘、文化遗产保护等多种形式的合作,赴外考古形成热潮。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虽然现有的赴外考古项目越来越多,但跟我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实力、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的国际地位还是很不相称的。比如,埃及考古一直为世人瞩目,但遗憾的是,目前在埃及境内的调查发掘约有206项,却没有一项是有中国参与的。合作的国家中,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阿根廷等都榜上有名。这种局面使我们迫切地感到,“走出去”势在必行,我们一定要尽早登上这个国际舞台。 《中国社会科学报》:接下来,考古研究所将有哪些赴外发掘的新项目? 王巍:今年下半年,考古研究所将赴埃及和印度对埃及文明和印度哈拉巴文明的重要遗址开展考古发掘,以及进行“中华文明和其他古老文明的比较研究”的项目获准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课题立项。目前,赴埃及的发掘地点已经选定,是位于南部城市卢克索的卡尔纳克神庙区的孟图神庙遗址。为此,考古研究所于去年秋冬季连续举办了13场埃及考古系列讲座,通过聘请从事埃及考古的国际权威专家,为即将开展的赴埃及考古进行知识储备。 《中国社会科学报》:选择赴埃及和印度发掘,主要是出于哪方面的考虑?研究的侧重点有哪些? 王巍:同中华文明一样,埃及文明和印度哈拉巴文明也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起到过重要作用,影响深远。研究中华文明,解答研究中的各种疑问,就需要有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那么埃及和印度无疑是非常好的参照系。同时,中国的考古学家不但要将释读中华文明、讲好中国故事为己任,还要对解答世界文明研究中的难题贡献我们的智慧。 我们对早期佛教的研究比较感兴趣。早期佛教在印度早已衰落,几乎被印度教取代了,可以说佛教诞生在印度,发达在中国。关于早期佛教的记载,现在基本上都是在中文文献中,印度反而已经不了解了。因此,我们希望通过与印度展开佛教考古合作,将中文文献的记载与佛教诞生地的古迹相互印证。 责任:“走出去”就是代表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走出去”意味着要有人才储备,在人才培养方面,请问有哪些可操作的方法? 王巍:我们现在痛感人才队伍的匮乏,因此当务之急,既要加快培养中方的学者尽早走出去学习,也要吸纳在西方学习和从事相关国度考古的学者,让他们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这种模式在接下来的埃及和印度的项目中就准备尝试一下。 同时,高校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设置外国考古课程,聘请这方面的授课教师,像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都有引进外国考古教师的成功经验,借此让更多的年轻人对外国考古感兴趣,做好人才的储备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中心未来的工作中,首先着手做的有哪些? 王巍: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可以先从容易上手的开始,如先翻译一些中外考古的著作,在资料上做准备。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在对外合作中,我们不要放弃自己的优势,地层学、类型学是我们田野考古的法宝,要让它们更加完善进而扩大影响;而像科技考古手段、文物修复保护技术,也都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做的就是发挥优势,尽快补齐短板,并且通过各种努力,争取研究经费的可持续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报》:可以预见,“走出去”与国外考古学者联合发掘,今后将成为一种常态。就目前的状况来看,还存在哪些问题?您有哪些建议? 王巍:在看到可喜变化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我国迄今的考古“走出去”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赴外考古计划往往是各个单位乃至负责具体实施的学者个人制定,缺乏从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和组织。此外,发掘所需经费多是学者通过各种途径自己筹集的,缺乏国家层面稳定的经费支持,导致有些项目浅尝辄止,因后续经费不到位而不得不中止发掘工作,影响了学术研究的进展,甚至产生了负面效应。 因此,中国考古需要更多的顶层设计:在国家文物局的管理下,由国家级考古研究机构领衔成立赴外考古学术咨询委员会,负责审查各单位申报的赴外考古发掘计划,并对赴外考古发掘的队伍组成、技术路线和工作计划提出意见和建议,年底听取各队的工作汇报。同时,国家设立赴外考古专项经费,对经过学术咨询委员会严格审核通过的赴外考古项目予以稳定的经费支持。此外,加大对这些涉外考古项目在我国和工作所在国的宣传,以促进两国的友好关系,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考古“走出去”的每一步,都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对此,您对赴外发掘的中国学者有哪些要求和希望? 王巍:我们在国外的每一个项目,都是代表中国。因此要做好充分准备,加强计划性,设立近期、中期、长期目标,做一个就要扎扎实实地做好,绝不能蜻蜓点水。像柬埔寨的吴哥古迹、乌兹别克斯坦的明铁佩遗址、洪都拉斯的科潘遗址等,都是中国考古“走出去”的范例。 国内的同行们要吸收和借鉴成功经验,使中国考古更快更好地走向世界,使中国从考古的发掘大国转向研究大国、从考古大国转向考古强国,为世界考古学的发展、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中国考古学者独有的贡献。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3月17日第4版)责编:韩翰

     

      徐杰舜(简称徐):滕先生,您是20世纪80年代初最早开展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的学者之一,也是最早由教育学研究转向人类学研究的学者,我想,先请您谈谈您的学习和研究的经历,好吗?

     

      滕星(简称滕):可以。我进入这个领域纯属偶然。1982年我从东北师范大学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后改称中央民族大学)。那时在我们国家主流学术研究领域还几乎没人去研究教育人类学。当时在民族学院主要有三大优势研究领域:民族学研究、民族语言研究和民族历史研究。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少数民族和有关少数民族的文献,觉得少数民族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也就是说它带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这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开始去读了很多有关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书。我查阅了民族学院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所有的馆藏,发现解放以后很少有人研究这个问题,而更多的是在民国时期,当时叫做边疆教育。包括一些边疆教育法规,但民国的边疆教育主要是一种化夷教育即同化教育,而且我还看到蒋经国写有一本有关边疆教育的书,这些发现对我研究这个问题起到很大的激励作用。另外,那时由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内部编过三本有关西方文化人类学理论流派和相关文献的小册子,这三本小册子对我的影响比较大,燃起了我对文化人类学的兴趣。最使我感兴趣的是文化人类学众多流派当中的心理人类学流派,比如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菊花与刀》,以及米德对有关太平洋诸岛原始部落的一些研究。这个学派和我对教育的研究有极大的关联,这是因为它与我过去在东北师大教育系学习的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知识相吻合,这是我进入文化人类学的启蒙阶段。

     

      之后,我就开始旁听我国一些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生课程和学术讲座,包括雷洁琼先生、费孝通先生、杨堃先生、林耀华先生。其中比较系统地听了一学期杨堃先生的研究生课程,那时杨堃先生想送我去日本攻读硕士研究生,但因为我学的是英语,不懂日语,此事就只好作罢,但此后仍时有机会与杨先生在校园中一起散步并请教一些有关文化人类学的问题。当时发现研究民族教育一定要研究民族心理的问题,可能是受了本尼迪克特和米德的影响,所以去北京图书馆(现更名为国家图书馆)查阅文献。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在北海,所以查阅资料比较辛苦,但是北京图书馆的有关资料并不是很多。我在北京大学查到了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冯特曾经编写的十部《民族心理学》的著作,但是借不出来。尽管这样,前人的研究成果奠定了我做这个领域研究的信心。当时在国内刚刚开始有一些人进行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但大多是一些没有受过正规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训练的教育实践工作者,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学校的校长、教育局(处)局(处)长等,所研究的大多也是从经验性的问题出发,还处在一个非学术性研究的初级水平。那时在我国的教育学领域几乎没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而在中国人类学领域,也鲜有学者研究这一课题。从历史上看,除了美国心理学人类学派有关文化与个性的一些研究成果外,这个领域的研究基本不包括在文化人类学的经典研究范畴之内。所以当时做这一方面的研究实际上是一种边缘化的学术研究,在学术界几乎没有什么知音,也没有任何研究的条件和研究氛围。

        因获得露斯基金我于2008年10月底赴美国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历时一年。在此期间在斯坦福大学考古中心学习和工作,主要工作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民族教育这一领域的学术化研究的开始应该是在中国七五(1985~1990年)时期。当时由国家民委教育司牵头正式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中立了一个特大重点研究项目,即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项目,我当时是这个课题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并具体主持编写国内第一本《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的教材。那时几乎没有任何学术参考框架,根据我当时的知识结构和对该学科体系构成的理解拟定了一个具体的研究框架,并组织一批相关学科的青年学者参与这项课题研究。该书经过五年的编写于1990年由劳动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出版被国内学术界称为是民族教育从非学术化开始初步走向学术化的一个标志。当时在国内影响较大。那时我只是一名讲师,于是我请孙若穷教授担任主编,我担任副主编。可是,在编写完这本书以后,我总的一个感觉是民族教育研究的本体论研究很薄弱,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没有推进。这主要是由于:第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少,研究的队伍尚未形成,特别是大部分受过正规化训练的人类学、教育学的学者还没有参与到这个研究领域的研究工作中来,而且研究这个领域需要多学科的知识结构,不仅要具备教育学、心理学,更需要人类学的系统训练,而且这项研究还涉及社会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这是阻碍该领域学术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相关的国外研究当时在国内几乎还看不到。于是我开始关注国外该领域研究。经过资料查询,了解到国外该领域作为一种学科的研究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过五十年的发展已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始,我相继去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去做教育人类学的学习和研究工作。这段经历对我的学术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一年的研究工作对我的影响最大。这项研究得到美国富布莱特高级学者基金(Fulbright Senior Specialists Program) 的资助, 研究的课题是美国多民族社会的教育。我的研究的指导者是西方当今最著名的教育人类学家奥格布教授(Professor John U. Ogbu)。这一阶段的学术收获很大,首先,我系统地参加了奥格布教授开设的4门有关教育人类学的博士生课程的学习;其次,奥格布教授将其所有的教育人类学讲义与研究生阅读参考资料复印并让我带回国内用于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这段研究的成果部分已体现在我最近的出版物和研究生的教学中;再次,我在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非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社区的田野工作,使我对美国多元文化社会与教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另外,我还荣幸地受到被学术界誉为美国教育人类学之父的原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斯宾德勒教授夫妇的邀请去他幽静的葡萄园山谷的家中做客,对其作为一名人类学家为何、如何进行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进行了一天的采访,使我对斯宾德勒教授的研究工作和美国教育人类学的起源与发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上述研究活动使我受益匪浅。对我的学术发展起到直接推动作用的是在回国后九五期间参与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英国海外发展部、日本文部省等一些国际组织对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工作,以及西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教育的田野调查工作;另一个对我的学术发展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在研究生的教学工作中的课堂上的学术讨论,我还在我国师范大学教育学领域推动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工作方法和普及人类学知识。

        1、借助学校的图书、信息资源完成国家科技部资助的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课题中我负责的两项研究:

            ①3500BC-1500BC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年代研究中常规碳十四测年研究。

            ②3500BC-1500BC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技术与经济研究中古人类食物结构研究。实际是完成这两项研究的总报告。

        2、根据考古中心的学术工作情况参加了有关的学术报告。

        3、完成大辛庄遗址部分样品的分析测试。

        4、完成考古第七期数据报告。

        5、完成西坡遗址食性分析报告。

        6、完成各种稿件的审稿。

        7、完成考古中心要求的讲座工作。

        8、完成考古中心安排的其他有关工作。

        通过这些工作和学习以及在这里的生活使自己开阔了眼界,增加了自己所研究领域国际研究状况的了解,为今后研究工作的深入奠定了基础。主要感想或认识有以下几点:

        一、学术研究应该注意加强交流。一是通过学习别人的长处,来促进自己学术水平的提高。以前自己这方面比较欠缺,在自己的意识上总是强调自己实验工作的繁忙,而忽略了向别人学习,甚至对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仅限于听听讲座,看看文献等一些比较表面的学习,而深入的思考比较少。加强交流还有一方面就是要注意宣传我们的工作。国外学者的研究有些做得非常细致,思路上逻辑性很强,缜密严谨,很值得我学习。但同时也发现他们对我们的研究了解有限,这样就限制了学术上的对话和反馈,难以产生交流、促进提高的效果。再就是如果在一些全球性要面对的学术问题上缺少对话和反馈,就势必影响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二、学术研究应注意加强基础理论水平的提高。目前我们的课题任务或研究中要面对的问题的研究一般都是我们所掌握的知识或方法的运用。有时候由于任务压得很紧工作上往往会形成程式化、模式化,反而对于基础理论的深入认识、深入探讨有所淡漠。这样有时会导致研究上的沉闷,或缺乏活力,缺乏力度。所以在繁重的任务、繁忙的工作面前,仍然要结合进行基础理论的认识和思考,以使研究工作保持生命力、创造力。国外学者在理论方法的研究上比较注重,对我很有启发。美国考古界的学术圈专门成立了一个称为理论组的类似有点儿学会性质的组织,每年都要召开学术年会,活动比较频繁,比较活跃。虽然每次年会的组织工作任务比较繁重,但他们仍然乐此不疲,可见对于这项工作的重视。

        三、除了学术工作外,由于这次在那里的时间相对长一些,对于美国社会的了解和认识也稍微有所增加。

        1、中国的发展和日益强大让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的新闻宣传可以让你感觉到,现在的美国不仅仅只注重中国的民权,在其他方面的关注度也在逐渐增大,如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变化,科学技术的成就等。而且有时还会把中国的做法作为重要的参照。比如在奥巴马上台后不久他们要对一个比较重要的供水设施进行改造,对这个设施的改造政府动用了较大的财力和物力。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其中除了可以获得一些便利之外,在他们的解释中还强调了一条是中国也有类似的做法。

        2、由于中国的强大,对中国的关注度增加,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也在升温。为美国政府部门提供人才和策略信息的有关研究机构经常会有关于中国问题的话题讨论研究,如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经济策略,中国的文明进程等等。有一次傍晚的时候我在校园里看到一则以关于中国新的文明形成为题的讨论会消息,我按照路标所示到达会场的时候,发现前来参加讨论会的人不仅有年轻的在校学生,还有许多年纪较大的资深学者。从他们所关心的话题中可以看出,他们急于想了解中国,希望获得关于中国目前发展的更多的信息。

        3、作为一名中国的访问学者,我在那里感受到了美国人民以及在那里的其他国家的学者的友好、相互的关心和尊重,这其中应该是和我们国家的发展和强大分不开的,我为此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时也更加意识到我们还仍然存在的差距和不足,要赶上发达国家我们仍然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和勤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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