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澳门新葡8455最新网站
做最好的网站

您的位置: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 > 文物考古 > 东表推测点考察分析,从精神文化考古的维度看

东表推测点考察分析,从精神文化考古的维度看

发布时间:2019-08-10 16:46编辑:文物考古浏览(148)

    一、缘起  

    摘要:中原的概念取决于以政治地理五方为表象的天下观,而天下观取决于地中概念。通过对现有考古资料的分析,对比陶寺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的地中理论概念标准与政治地理五方的观念,提出地中和天下观同时出现于陶寺文化,确立于王湾三期文化,普及于二里头文化时期。于是中原概念在陶寺文化开始出现,只是在邦国林立的当时,不一定能得到周边文化和族群的承认。中原概念被王湾三期文化通过文化扩张和政治作为所推出,至少被江淮地区或海岱地区的文化和族群所接受,既可自称,也可他称。作为王湾三期文化直接后裔的二里头文化,则通过王朝的各种手段,普及中原概念。而黄河中游地区的地中的理论标准,是依据政治中心的夏至晷影通过政治话语霸权确定的。 关键词:精神文化考古;地中;天下观;中原观念 澳门新葡亰网址下载,一、中原概念理论标志简论 中国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惯常使用“中原”一词,学术界基本认为黄河中游地区包括今豫东、豫北冀南、豫西晋南、关中地区。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多元一体化过程中,占据了一体化的核心地位。这个中原在史前文化的格局中,处于严文明先生所说的“重瓣花朵”中的花心[1]。赵辉先生进一步分析这样的“重瓣花朵”格局何时形成,提出中原文化区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500年之间形成,中国史前文化呈现出以中原为中心的的三重结构[2],而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在公元前2500年之后的龙山时代才真正形成[3]。 段宏振先生对“中原”概念作了比较系统的厘清。他认为,中国即指中原,自然地理意义上指黄河中下游地区,人文地理意义上包含相对于周边蛮夷戎狄而言的中央地区,综合起来而言,系指华夏族群集中居住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带的黄河两岸地区,广义的中原指以河南为中心的周临地区。从考古学角度说,中原即指中原考古学文化区[4]458~459。段先生提出,公元前6000年~公元前2000年,中原都处在孕育期,自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00年的夏代,中原才初步形成[4]463~472。 笔者基本认同段宏振先生关于“中原”概念的判定,应当是黄河中游地区包括今豫东、豫北冀南、豫西晋南、关中地区的人们逐步形成了统一的文化区及其相对统一的大族群“华夏”,并形成了早期的“中国”之后,“中国人”对于自己居住地域从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两方面提出的自我认同的概念。 从考古学角度判断的中原,是从考古学文化格局黄河中游地区与周边地区文化对比的突出中心之反差,来判断的。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格局中原中心态势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实在何时形成中原概念上,难以给出非常明确的界标,以致赵辉先生认为中原形成于公元前2500年之后的龙山时代,而段宏振先生则认为是在公元前2000年之后的夏代。 从理论上说,中原是一个概念,中原概念形成的明确的界标不能依赖考古学文化来建立,而应当由观念文化来建立。 所谓观念文化就是精神文化,是指个体、群体和社会所有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称[5]234,是人类在实践中创造的各种思想观念和精神产品的总和[5]240。“中原”概念的形成当然可以用精神文化考古的方法[6]18~34。通过对“中原”观念物化表现的探索,来建立其概念形成的明确标志。 从概念上说,中原以“中”位置定性,以“原”界定地域范围,所以中原观念的确定,从根本上取决于“中”这一概念。但是,从单纯的黄河中游地区的自然地理位置,是无法建立中原概念的,否则地处长江中游地区的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也可以被认为“中原”。足见,“中原”概念主要基于人文地理概念,具体说是占政治话语霸权地位的宇宙观中政治地理五方概念,成为“中原”观念形成的思想理论基础。所谓政治地理五方,就是分别由东、西、南、北四个方块拱卫保卫的中央方块①。政治地理五方也可称之为“五土”:东、西、南、北、中土。分析到这个观念层面上,考古学文化面貌就很难用于界定政治地理五方或五土,必须有其他的标准来判断。 从原理上说,中土取决于“地中”观念的出现[7]251~263,地中的确定决定了中土的确立。地中的概念完全不是考古学文化意义上和自然地理意义上的“中心”概念,而是一个偏重于为政治社会思想观念具体说是“中正”正统思想服务的唯心的宇宙观。然而,仅有地中的观念,是无法建立中原概念的。因为地中的本质是与天极相通的、与居于天极的上帝沟通的唯一通道,属于偏重于宗教思想的宇宙观范畴。只有在社会发展进入到国家阶段,统治者出于国家政治统治的需要,产生出“天下观”时,才会立足于“地中”,提出对于天下的认识,通俗说就是对本国所在的地理大陆,从自然、人文、政治、疆域角度的务实认识。天下观的认识,必须通过以地中都城为中心基点的大地测量,才能够实际得到,最终建立政治地理五方的观念,由此中土或中原观念才真正诞生。 以上是中原概念诞生的理论逻辑轨迹。而从精神文化考古的维度进行中原概念产生标志的追溯,从根上说,应当是用考古物证来证明“地中”的概念在何时何地出现。中国古代“地中”一直有物化的标准,那就是以圭表测夏至和冬至的影长。《周礼·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乃建王国焉。”那么,考古发现的实用测量仪器圭表,就成为判定地中观念出现的首要证据。 实用圭表判定之后,下一步就是探索天下观的实施大地测量行为。《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四表”,孔安国《注》理解为“四外”,孔颖达《疏》解释为:“表里内外相对之言,故以表为外向,不向上,至有所限。旁行四方,无复限极,故四表言被,上下言至。四外者,以其无限;自内言之,言其至于远处。正谓四方之外畔者,当如《尔雅》所谓四海、四荒之地也。”笔者以为,“四表”当是东、西、南、北四方边界“畔”上的四个标志点,也就是大陆四至上的标志点,此所谓“至有所限”。标志点以内是大陆,标志点以外为“四外”海洋,继而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旁行”,则“无复限极”。这些标志点用圭表测影的方式确定,同样用该点的夏至影长标定,以立表的方式表现,因此有“表里”之说,立表以里,标志着大陆,表外标志着海洋。 而四表的测量,是以地中都城中表为测量中心基点的。《周礼·地官司徒》说:“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贾公彦疏云:“周公度日景之时,置五表。五表者,于颍川阳城置一表为中表,中表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东千里又置一表,中表西千里又置一表。”颍川阳城就是今河南登封告成,王城岗遗址以东战国阳城遗址内的观星台[8],建有周公测影台,实际是一座石质的兼立表测影和象征意义的纪念碑,是唐朝仪凤年间姚玄至阳城实测得到夏至影长1.5尺②,开元十一年南宫说所立③。唐代僧一行组织实施的天文大地测量工作,13个测点均以阳城为中心[9]367~368。足见汉唐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阳城是地中,是天下之中,是大地测量理所当然的中心基点。 在完成了为确立天下观的大地测量之后,才能在统治者的头脑中建立起政治地理五方的概念,中土居中,中原的概念才能得以成立。 根据这样一条逻辑证据技术路线,笔者将中原概念确定的考古物证突破口放在圭表实证的确定上。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圭表实物是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 二、陶寺文化地中概念的考古实证 陶寺遗址是晋南地区龙山时代晚期至末期的一处超大型聚落,面积300万平方米。经过35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大致可以确定陶寺遗址为功能区划齐备的都城遗址,中期城址面积280万平方米;陶寺文化已经进入到早期国家社会。因此陶寺遗址被许多学者认为就是尧都平阳或尧舜之都[10]141~155。 陶寺遗址的圭尺出土于陶寺中期王族墓地中的元首墓IIM22内,是木胎漆杆,在黑绿间隔的彩漆段之间,有红彩标出标准刻度。残长171.8厘米,研究复原长187.5厘米。IIM22圭尺的北侧壁龛内放置一件漆盒,内盛玉琮改制的游标1,玉戚转做景符1,玉戚转做游标1件[11],这是圭表仪器使用的附件。 陶寺文化立表出土于早期王族墓地的中型墓M2200,是一根红色木杆,现存长214厘米,复原长225厘米[12]。笔者认为木杆尖头插入地下25厘米,露出地表200厘米,恰好8尺。通身涂红彩,在认知方面与日火有关。 笔者曾经就陶寺圭尺作过比较全面的分析,最关键的一个刻度是第11号,总长39.9厘米,按照笔者的研究结果,陶寺一尺折合今天25厘米[13],合1.596陶寺尺,误差仅0.1厘米,0.004尺,如果精度限于分,即为1.6尺,就是《周髀算经》的夏至影长。而陶寺本地实际夏至影长为1.693538尺~1.694476尺、42.25cm,而不是《周髀》记载的“夏至一尺六寸”,陶寺圭尺第12号刻度用于本地夏至影长测量。可见陶寺圭尺第11号刻度是一个1.6尺的理论标准刻度。《隋书·天文志上》引《周髀算经》作“成周土中,夏至景一尺六寸”。成周相对与宗周而言就是“周公卜洛”的洛阳。虽然《隋书·天文志》将《周髀算经》的夏至影长1.6尺误解为洛阳的实测数据,但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古代曾经将《周髀算经》记载的夏至影长1.6尺数据,同样作为地中的判别标准,数据虽异于《周礼·地官司徒》1.5尺夏至影长,但是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判定地中的理论标准。根据陶寺圭尺实证,笔者认为,夏至晷影1.6尺是陶寺文化的地中标准,是从陶寺文化的直接主系祖源晋南垣曲盆地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区继承来的[14]95~96。地中的概念也许萌发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垣曲盆地,但确立于陶寺文化。 三、陶寺文化的“天下观”分析 陶寺遗址被多数学者认为是尧都平阳。笔者用《尚书·尧典》引出陶寺文化的天下观。《尧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鹬毛。” 笔者曾经分析,上述《尧典》所云南交和幽都分别是今北回归线一带和北极圈一带,陶寺圭尺头端刻度0,可以通过夏至测量晷影为0即“日中无影”以确定北回归线;一满杆夏至影长187.5厘米,以确定北极圈[14]109~113。表明陶寺文化的天下观至少达到了北回归线和北极圈一带。 而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支科考队,分别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一站一站逐步开展天文大地测量,就是为了实际构建帝尧的天下观。这样的大地测量,按照技术规范,必须以陶寺都城地中为中表即中心基点,沿着陶寺都城的东、西、南、北正方向即今天我们称之为经纬线E111°29′54.9″(约E111°30′)和N35°52′55.9″(约N35°53′),分别测到陶寺城址所在欧亚大陆的东、西、南、北四至端点。这种测量技术规程,在《周礼·地官司徒》贾公彦疏中表述为“周公度日景之时东西南北中”五表法。 根据这样的技术规范,笔者经过推测和实地考察,推定陶寺文化的南表点位于广东阳西县碗岗村附近沙扒月亮湾海岸一条入海山脊形成的海角,其经纬度为N21°30′21.77″,E111°29′20.28″。该海岸以南是无垠的南中国海,正谓“无复限极”。此南表点纬度比北回归线低了约两度,但理论上处于“交趾”地带,仍符合文献所谓交趾之南方“畔”上之“表”④。 陶寺东表点位于今山东胶南市老卧龙湾北岸朝阳山嘴第一个矶头,GPS定位N35°53′17.34″,E120°05′14.95″,纬度与陶寺城址几乎完全一致⑤。胶南市位于青岛西南,上古时期这一带曾称为青州,也就是《禹贡》所谓的青州。《尚书·尧典》称为嵎夷。《正义》云:“《禹贡》青州云‘嵎夷既略’。青州在东界外之畔,为表故云东表之地称嵎夷也。” 沿着陶寺城址的纬度向西直至欧亚大陆的西端即地中海东岸,笔者推测陶寺文化西表点应当位于此,大约位于今叙利亚拉塔基亚省Ras al Basit之Badrusiye Shore,经纬度为N35°53′13.05″,E35°53′10.68″。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西表之地的记载,《尚书·尧典》语焉不详,只说“宅西”。《史记·五帝本纪》说到这段时称“居西土”,仍较笼统。但是《五帝本纪》谈到帝颛顼一段,说:“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址,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这套政治地理空间四至的表述话语体系与《尧典》四表颇类,于是我推测《尧典》西表之地处于流沙附近,今叙利亚拉塔基亚省的Badrusiye Shore,地处叙利亚沙漠的北部,可以满足“西至于流沙”的特征条件。 同理,笔者推测陶寺文化北表点位于今俄罗斯萨哈共和国诺尔德维克以东的拉普捷夫海南岸上,经纬度为N76°40′26.77″,E111°30′29.08″。这里北临北冰洋,正谓“无复限极”。该点深入北极圈,冬半年极夜日数多至97天[15]20。陶寺圭尺最长夏至可测到北极圈,表明陶寺人确实已经有北极圈的认知。如果将“日行至是,则沦于地中,万象幽暗,故曰幽都”作为幽都最典型的标准,则北极圈以内能够出现极夜的地区才符合狭义“幽都”的概念,而北极圈以南至雁门关以北广袤的地域为广义的“幽都”。显然,陶寺北表点位于狭义的幽都区域内。 陶寺文化四表是否真实存在过?我们不妨通过先秦文献有关四海之内数据来验证一下。 徐凤先博士研究指出,中国古代先秦文献中记述大地尺寸的数据有两套体系,一套是四极之内的23万余里,一套是指四海之内的东西28000里、南北26000里。记载四海之内地广数据的文献有《淮南子·地形训》、《管子·地数》、《吕氏春秋·有始览》、《山海经·中山经》、《尸子》等。徐凤先依据笔者前期的研究成果陶寺长度基元1尺=25厘米,结合《淮南子》和《山海经》中有关太章、竖亥步四极的记载,分析得出1000尺=1里=250米,四海之内东西地广28000里折合7000千米。南北地广26000里合6500千米。[16]。 据此笔者根据陶寺城址的经纬度,套用徐凤先博士的公式重新计算,按地球平均半径6371千米计算,N35°53′纬圈上总长为2π×6371×cos35°53′=32417千米。陶寺文化东表经度为E120°05′02.94″,约为120°,西表经度E35°53′10.68″,约为36°,跨越经度约84°,则陶寺文化东西两表间距为32417×84°÷360°=7563千米,比28000里7000千米多563千米,误差率7.4%。 在E111°30′经线圈上,陶寺文化南表的纬度为N21°30′22.08″,北表纬度为N76°40′26.77″,跨纬度约55°,则陶寺文化南北两表间距为π×6371×55°÷180°=6113千米,比26000里6500千米少387千米,误差率6%。 数据的对比已经很说明问题,陶寺文化四表确实曾经存在过,正如陶寺文化地中夏至影长数据1.6尺一样,四表之内即四海之内的大地测量长度数据也被先秦典籍保留下来。 准此,我们可以清晰得看到陶寺文化的天下观囊括了陶寺所在欧亚大陆东起东海、西迄地中海、南到南海、北至北冰洋四海之内的“表里河山”。陶寺圭表是进行构建天下观实施天文大地测量的核心仪器。而《尧典》则扼要记载了羲和氏天文官世家组成的四支科考队,进行伟大的天文大地测量的历史事件。 四、陶寺文化的政治地理五方概念 毋庸讳言,陶寺文化东西两表之间约7563千米,南北两表之间约6113千米,四千年前如何依靠圭表测量得出如此的距离数据,具体操作技术层面上存在很多的难题。 笔者按照《大司徒》贾公彦五表测量法,推测陶寺人圭表大地测量,并非从数千公里之外的两点之间完全靠测影计算得到距离,而是以陶寺城址中表为中心基点,分别向南北东西四个方向进行线性方格网一方一方地向外放射状实施测量。每个方向是一个测量队,也就是《尧典》中所谓的羲仲、羲叔、和叔、和仲所分别带领的测量队。正是由于一站接一站式的测量,耗时漫长,所以《尧典》中说羲仲宅嵎夷曰阳谷,羲叔宅南交,和仲宅西曰昧谷,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孔安国注曰:“宅,居也。东表之地称嵎夷。”又曰:“北称朔,亦称方,言一方则三方见矣。”这说明四支测量队分别居住在各自的任务方格网里进行一方一方的步测,直至有所限——南北东西四表所在之地。 如果前方遇到大山或大泽不可直接步测,便可向两侧平行方进行替代性测量,得到所需的距离数据,直至四表其所。四海之内的地广总体数据便可以累计得到。澳门新葡亰网址下载 1图一 陶寺文化五表大地测量线性方格网模式示意图 正是由于陶寺文化五表大地测量采取的技术路线是以陶寺城址为测量中央基点的线性方格网式放射测量模式,在此基础上得到的四海之内地广数据与地理信息一定是相同的模式,也就是亚字形,与艾兰提出的商代亚形宇宙观相同[17]96~129。而在此测量与考察得到的认识基础上,抽象出来对于陶寺文化邦国所处欧亚大陆的政治地理空间认识模式也必然是亚字形的。澳门新葡亰网址下载 2图二 陶寺文化政治地理五方亚形模式 《尧典》中说羲仲宅嵎夷曰阳谷,羲叔宅南交,和仲宅西曰昧谷,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孔安国注曰:“宅,居也。东表之地称嵎夷。”又曰:“北称朔,亦称方,言一方则三方见矣。”据此我的理解,陶寺文化的亚字形政治地理空间模式是南北东西四方围绕着陶寺地中所确定的中方,而四方的边界分别由四表所标定。 陶寺文化的圭表、1.6尺圭尺地中标准刻度、天下观和政治地理五方的概念确立,完整地表达了“中原”观念在龙山晚期至末期在黄河中游地区最终形成。 五、地中观念在豫西的传播 龙山时代晚期,黄河中游地区不仅在晋南的陶寺文化拥有地中观念,而且地处豫西伊洛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同样也有地中观念。在河南王湾三期文化中,我们虽然尚未发现圭表实物,但是赵永恒先生认为《周礼·地官司徒》所记1.5尺夏至晷影数据是禹都阳城的实测结果[18],计算的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1900年之间,河南登封王城岗夏至日下沿晷影长度为1.516尺~1.59尺,比《周礼·地官司徒》所记地中夏至晷影标准长了2分,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14]114~115。可以肯定,《周礼》所记1.5尺夏至晷影地中标准,不是西周初年由周公原创的,而是龙山时代末期王城岗城址实测的结果。 更有趣的是,赵永恒先生认为《易纬·通卦验》记载的“夏至晷长一尺四寸八分”的数据是在河南禹州阳翟实测的[18]。其后他计算禹州瓦店遗址公元前2100年、前2050年、前2000、前1950年和前1900年夏至日下沿晷影长度在1.485尺~1.487尺。而瓦店遗址是王湾三期文化除王城岗之外另一座重要的中心性环壕大聚落[19]。 文献传说中认为禹都阳城,启都阳翟。目前考古发现告成王城岗城址和禹州瓦店环壕遗址,有着较大的聚落规模和较高的等级,似乎在印证传说很可能是历史的记忆。周公卜洛所用1.5尺夏至晷影地中标准,无非是要附会他所知道的1.5尺标准数据。或许周公更青睐地势更为开阔的伊洛平原,而有意回避相对狭蹙的临汾盆地或垣曲盆地,有选择地忘却晋南的1.6尺夏至晷影地中标准。《周髀算经》所记1.6尺地中标准表明,在当时晋南的地中标准数据并未亡佚。 晋南陶寺文化1.6尺夏至晷影地中标准,应当与豫西王湾三期文化1.5尺夏至晷影地中标准同时并存。《尚书·大禹谟》舜嘱咐禹说:“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允执厥中”之“中”就是圭尺,代指圭表,象征王权权柄[新普京娱乐,14]。但笔者怀疑大禹从舜的手中继承了圭尺及其地中1.6尺标准。实际史实很可能是以王湾三期为代表的早期夏文化一直认同自己本地的夏至晷影地中标准。甚至像王城岗和瓦店这样不同的都邑聚落还有这各自的夏至晷影地中标准,或许与其内部权位或王统的正统地位之争有关。可见在龙山时代末期,地中观念在黄河中游地区即中原核心区普遍流行,却尚未形成统一的或唯一的地中标准。就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原地区尚未形成像后来二里头文化这样的王朝国家,尚处于邦国林立时代[20]。 六、王湾三期文化的天下观 王湾三期文化的天下观与陶寺文化有很大差别。王湾三期文化并非像陶寺文化那样,放眼整个欧亚大陆的四海之内表里山河,而是从政治和经济实用性的角度,重新看待天下。《尚书·禹贡》记述了夏禹对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地理区位、物资、交通孔道等重要信息重新勘察与认识,将天下划分为冀、豫、兖、青、徐、荆、扬、梁、雍九州岛,其视角以黄河中游的豫州为中心。虽也号称“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但实际上目光紧盯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邵望平先生在《〈禹贡〉“九州岛”的考古学研究》中,基本肯定了《禹贡》九州岛部分至少有夏商周三代史实为依据,单纯的“九州岛篇”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作品[21]11~30。《淮南子·墬形训》:“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高诱注:“太章、竖亥,善行人,皆禹臣也。”《山海经·海外东经》:“帝令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竖亥。一曰: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暗示夏禹对于天下九州岛的勘察主要采取步测的方法,对自己关注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天下”进行了大地勘察与测量。 事实上,王湾三期文化更加注重对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与政治进行经营。笔者曾经在《试论肖家屋脊文化》中认为:“石家河文化在距今4200年崩溃后,残留下来的文化由于受到来自中原的王湾三期文化的干扰而发生了质变,成为肖家屋脊文化,龟缩在原石家河文化核心区残喘了近300余年,终于在距今3900年前后,长江中游本土史前文化的主干最终被斩断。在此期间,中原王湾三期文化趁虚而入,该文化的地方类型也随着中原政治势力为保障荆州贡道而介入,占尽鄂北、鄂西南地区交通孔道的枢纽地带甚或澧阳平原,对石家河酋邦的后续肖家屋脊文化形成钳形之势。肖家屋脊文化区的主要占据江汉平原腹地,其北为王湾三期文化杨庄二期类型,西部为王湾三期文化石板巷子类型,峡区内有王湾三期文化白庙类型,……使人们深切感到王湾三期文化对江汉地区的渗透似乎有别于新石器时代常见的文化扩张与渗透,在明显弹压肖家屋脊文化的同时,有明显的维护资源输送渠道的行政目的。”[22]141~142 王湾三期文化对江汉平原主要采取文化钳制谋略,对江淮地区则采取带领当地政权开展治水,以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本,整合长江中游和江淮地区的政治势力为己所用,以达到同陶寺文化邦国在中原政治舞台上的至高地位分庭抗礼或取而代之的目的。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大型祭祀礼仪建筑遗存以及祭祀遗存的考古发掘[23],将《史记·夏本纪》“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尚书·大禹谟》“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会群后”,《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等诸多文献记载甚至传说,逐渐用考古物证的形势展现在世人面前。笔者分析禹会村大型甲字形祭祀场,为大禹带领江淮地方势力随山浚川具体说是劈荆山与涂山导淮河治水工程的动员、庆功告成、封赏祭祀场所,同时也是大禹带领江淮地方势力发动征伐不听号令的三苗——石家河文化战争期间的誓师、班师振旅、记功封赏的场所[24]。在禹会村遗址汇聚的来自东、西、北方向以及本地的文化因素中,王湾三期文化王油坊类型的文化因素格外引人注意[23]195~196。正是由于大禹在怀远涂山成就了治淮和征三苗两大历史功绩之后,才奠定了他在中国早期国家历史舞台上的领袖地位,实际上真正摆脱了帝舜的政治控制与影响,谋求独立发展,才有了后续的新砦文化和辉煌的二里头王朝文化,因而《史记·外戚世家》称“夏之兴也以涂山”,恰谓此也! 七、王湾三期文化的政治地理五方 《尚书·禹贡》九州岛的划分模式,同地理区位相套合,显然构成一个以豫州为中心的放射模式,反映出所谓禹命竖亥步测大地的实际操作模式是放射状模式,而不陶寺文化采用的是十字方格网模式。于是,《禹贡》最后附上了“五服”“回字形”政治地理五方模式。《尚书·禹贡》曰:“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国语·周语》则称甸服为邦内,侯服为邦外,绥服又称宾服则系侯卫,要服为夷蛮,荒服为戎狄。澳门新葡亰网址下载 3图三 王湾三期文化政治地理五方回字形模式 笔者曾指出:“夏王朝是通过五服制度中的甸服、侯服、绥服由内逐外地逐级控制政治疆域,甸、侯是以二里头各文化类型从面上控制,绥服是以驿路、驿站、据点实行点线控制。要服和荒服实际是夏王朝政治版图之外的外交政治手段,没有实际的政治疆域统治意义。夏王朝对要服里的族群实行文化与意识形态双重渗透,增强这些异族群文化全体人们对夏王朝的向心力。而对荒服里的异族群文化偏重意识形态的渗透,试图影响社会上层的思想维护夏王朝与这些遥远异族群文化的正常关系。”[25]496当时认为五服制度是夏王朝内政外交运作的制度模式,现在看来就是夏文化的放射型政治地理五方模式。 在这个回字形五方模式中,京畿地中、邦内甸服、邦外侯服,占据这中原区位,是二里头文化核心分布区,即伊洛地区的二里头类型、晋南的东下冯类型、豫东鲁西的牛角岗类型、豫东南杨庄类型和豫西南的下王岗类型。 赵春青先生将《禹贡》的五服模式推向更早的龙山时代。他认为内圈的王湾三期文化大致相当于王畿即甸服,环绕王湾三期文化的中圈王湾三期文化诸中原类型相当于侯服和绥服,分布在外圈的、中原龙山文化以外的周边龙山时代各文化则为要服和荒服[26]58~84。 相比之下,王湾三期文化政治地理五方模式中的中原概念,比陶寺文化亚形政治地理五方中的中土即中原概念更加明确落实在具体的地域上,不追求空泛的欧亚大陆四至的认知与标识,而更加注重自己实际控制和政治、思想、文化影响的有效范围,这表明王湾三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在统治理念上更加具体、务实和进步。 结论 通过对现有考古资料的分析,我们认为地中和天下观同时出现于陶寺文化,确立于王湾三期文化,普及于二里头文化。那么中原概念在陶寺文化开始出现,只是在邦国林立的当时,不一定能得到周边文化和族群的承认。中原概念被王湾三期文化通过文化扩张和政治作为所推出,至少被江淮地区或海岱地区的文化和族群所接受,既可自称,也可他称。作为王湾三期文化直接后裔的二里头文化,则通过王朝的各种手段,普及了中原概念。再返回头来看赵辉先生认为中原形成于公元前2500年之后的龙山时代,段宏振先生则认为是在公元前2000年之后的夏代,都没有大的错误,只是没有区分中原概念的形成阶段性而已。 中原概念与“中国”概念存在着必然联系。陶寺文化已经进入到国家社会,陶寺文化的地中观念和天下观已经形成,由于当时的中原概念只是自称,并未推出,所以“中国”最初的概念基于地中之都、中土之国的概念。王湾三期文化也进入到早期国家社会,随着中原概念的推出,“中国”的概念很可能转变为“中原之国”的概念。 随着二里头文化王朝国家的强盛,中原概念的普及,地中被政治话语霸权标定在伊洛一带,自此之后,中国历史上将这一地区视为地中或天下之中,中原的概念从此固定,中国的概念则以中原概念为核心,像滚元宵一样越滚越大,至少到秦汉帝国时期,中国的概念不再局限于“中原之国”了。 而所有上述关键观点出现的物化标志是圭表实物及其地中标准刻度的辨认。有了陶寺文化圭表及其地中标准刻度NO.11一尺六寸40厘米夏至影长的辨认,进一步涉及“中原”观念的考古申论便有了基础。(基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及其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2013-2015)》之《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三大都邑性聚落综合研究》(2013BAK08B04)“陶寺专项”阶段性成果。)注释①艾兰受到郭沫若和胡厚宣先生观点的启发认为,中国商代的宇宙观是中央与四方模式,她具体表述为亜形,像一个中央小方块四面粘合四个小方块。参见英国学者艾兰:《谈殷墟宇宙观和占卜》,刊于《殷墟博物院苑刊》,第189~198页。Sarah Allan 1991(萨拉·艾兰), The Shape of the Turtle: Myth, Art, and Cosmos in Early Chin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中译本汪涛译,艾兰著:《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96~129页。笔者受艾兰的启发,认为政治地理五方观念形成于龙山晚期的中原地区。②参看唐代杜佑:《通典·卷第二十六·职官》八。③参看宋代欧阳修《新唐书·地理二》有关开元十一年太史监南宫说刻阳城测影台石表的说法。④⑤参看何驽:《陶寺文化南表、东表推测点考察分析》,载中国考古网·研究专题,2014年9月22日。参考文献[1]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J].文物,1987.[2]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J].文物,2000.[3]澳门新葡亰60771,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J].文物,2006.[4]段宏振.中原的形成——以先秦考古学文化格局演进为中心[M]//考古学研究(九·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5]马克思主义哲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6]何驽.精神文化考古理论框架[J].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12.[7]关增建.中国天文学史上的地中概念[J].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9]陈美东.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10]何驽.从陶寺遗址考古收获看中国早期国家特征[M]//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11]何驽,严志斌,宋建忠.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J].考古,2003;何驽.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级大墓IIM22出土漆杆“圭尺”功能试探[J].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何驽.陶寺圭尺补正[J].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陶寺遗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待刊;何驽.陶寺圭尺补正[J].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13]何驽.从陶寺观象台IIFJT1相关尺寸管窥陶寺文化长度单位[J].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5.[14]何驽.陶寺圭尺“中”与“中国”概念由来新探[M]//三代考古.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15]林先盛等编.简明地理手册[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16]徐凤先,何驽.“日影千里差一寸”观念起源新解[J].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17][美]艾兰.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8]赵永恒.《周髀算经》与阳城[J].中国科技史杂志,2009.[1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瓦店[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20]王震中.从邦国到王国再到帝国——先秦国家形态的演进[J].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4.[21]邵望平.〈禹贡〉“九州岛”的考古学研究[M]//考古学文化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22]何驽.试论肖家屋脊文化及其相关问题[M]//三代考古.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蚌埠禹会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24]何驽.禹会遗址祭祀礼仪遗存分析与研究[J].蚌埠学院学报,2014.[25]何驽.夏王朝“五服”内政外交运作制度模式发微[M]//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26]赵春青.〈禹贡〉“五服”的考古学观察[M]//早期中国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笔者曾在《“中”与“中国”由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18日)和《陶寺文化:中华文明之“中正”观缘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1月5日),对陶寺遗址与最初“中国”概念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随着陶寺考古发掘的新进展,笔者对相关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

    澳门新葡亰网址下载 4澳门新葡亰网址下载 5澳门新葡亰网址下载 6 中华文明起源经历了多元一体化的过程,中华大地上的国家起源也同样经历了多元一体——从邦国到王国的过程。在公元前四千纪的后半叶龙山时代,中华文明的核心在黄河中游地区最终形成,以陶寺文化为代表的邦国开创了后来夏商周中原王朝国家的先声。 陶寺文化以陶寺遗址得名,位于今山西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处,坐落于太岳山系向汾河谷地过渡的黄土塬大缓坡上。遗址面积300余万平方米。1978—1985年,陶寺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确立了陶寺文化(前2400—前1800),早期王族墓地的发掘揭示出阶级对立的特征。 1999年以来,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先后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初步了解近50万平方米的早期城址、超过280万平方米的中期城址,并发现了晚期城址的一些线索。从都城微观聚落考古的角度,初步探明了宫殿区、王陵区、下层贵族居住区、祭天及观象台礼制建筑区、祭地礼制建筑区、政府管理的大型仓储区、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农业人口聚居的普通居民区等,充分表明了陶寺遗址作为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都城性质。 据塔儿山两侧、汾河以东陶寺遗址群宏观聚落形态调查结果初步判断,陶寺文化遗址群以陶寺都城为核心分为南北两大群,拱卫陶寺都城京畿。南北两大下属分布区各有百万平方米以上的地方中心聚落统领,而这些中心聚落是由自上而下的分支的行政派出模式发展起来的,并且发现有驿站型微型遗址,表明了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的存在。在陶寺遗址晚期,出现了扒城墙、毁宫庙、捣王陵的政治报复行为和政治复辟现象,更加凸显了陶寺遗址的都城性质和陶寺文化的国家性质。 聚落形态考古资料证明了陶寺文化国家社会的物质文明发达程度,而相关的精神文化考古资料则显示出陶寺文化与国家社会相匹配的精神文明所达到的当时最高水平。陶寺观象台通过1个观测点、12道观测缝与东南7公里远的塔儿山山脊线,构成一套完整的列石观测仪器。除了通过观测日出确定20个节令的纯阳历历法之外,还可以观测16年一周期的月出最南和最北点,以预测月食,将“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科技软实力与宗教权力相结合,牢牢地掌握在邦国元首的手中,成为王权中非常重要而实用的软实力之一。 而陶寺早期官僚墓中出土的木立表和中期王墓IIM22漆圭尺构成一套完整的圭表测影仪器系统,以圭尺第11刻度1.6尺理论夏至影长,对外宣称陶寺为政治话语霸权层面上的“地中”,陶寺观象台如同距今4100年前的“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使得陶寺城址顺理成章地成为“地中之都”,居住在其中的邦国元首自然“王者居中”以垄断与上天沟通的唯一通道,进而使得陶寺文化所代表的邦国成为“中土之国”,开创了“中国”最初始的意义。 陶寺圭表还可用于大地国土的测量,以陶寺城址“中表”为中心基点,按照陶寺城址的经纬线作为测量基线,对陶寺所在的东亚大陆的东西南北四至进行夏至晷影测量,以确立陶寺文化的四表。东表起自今山东的胶南市海滨,西表至叙利亚地中海东岸,南表起自今广东阳西县海岸,北表止于俄罗斯拉普捷夫海南岸。陶寺四表之间的距离同《淮南子》等先秦文献记载的“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的数据误差约6%—7%,可以说相当吻合。 由此可见,文献所谓上古时期尧舜的文德披于四表、格于上下、北及幽都、南至交趾、东起嵎夷、西至流沙,并非都是无稽之谈,很可能是当时科学测量的结果。当然,陶寺国家领土实际控制范围仅限于晋南地区,陶寺四表所标定的四海之内的“表里河山”,只是陶寺元首们诗意般的理想蓝图而已。但不可否认的是,陶寺邦国已经存在领土概念,而且可以用圭表实际测量与确定出来。 基于此,圭尺作为王权的象征物——权柄,被元首所垄断,下葬于王墓IIM22中,被先秦文献描述为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时的谆谆嘱托“允执其中”,并被清代帝王制作成“允执厥中”牌匾悬挂于紫禁城的中和殿正中。在王墓IIM22墓圹头端,以公猪下颌骨为对称轴,左右各倒立摆放3件带彩绘木胎漆柄的玉石钺,以“豮豕之牙”的图示,表达修兵不战、威慑敌国的“上政”观念,以文德合和思想治国的政治理念。 陶寺城址内的早期王族与中期王族墓地的不同茔域,表明早中期之间王权的易手,是在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王族之间进行的,颇具有汉儒们竭力赞美与讴歌的“禅让”特征。不过历史是无情的,正是由于陶寺邦国以文德治国、禅让政权的天真政治理念和幼稚统治手段,导致了陶寺文化晚期的灭顶之灾,以肥足鬲为代表的外来入侵势力的征服使陶寺国破家亡,虽有短时的复辟,最终其国家政权连同文明还是被彻底摧毁,与发展成为中原王朝的命运失之交臂。 这一历史使命最终落在了河南龙山文化即王湾三期文化的肩上。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最早的王朝国家在伊洛平原诞生,从此步入了夏商周三代王朝国家新纪元,中国文明开始著称于世界。而中国传统认同的“地中”也被从晋南地区移到以洛阳为代表的伊洛地区,标准也从陶寺的1.6尺夏至影长改为登封告成王城岗的1.5尺,后来被周公所继承确定了东都洛邑的选址,故国宝何尊上的铭文称“宅兹中国”。 (全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1月5日第665期)

      《尚书•尧典》说“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经学家们解释 “四表”为四方与四海之间的畔上。我认为“四表”应当是东、西、南、北四方边界“畔”上的四个标志点,也就是大陆四至上的标志点。表以里为大陆,是“版图”所覆盖之地,是“表里河山”的“领土”。四表所划定的空间便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

     

     

      已存在“地中”概念 

      从文献记载看,这四个四至标志点是通过圭表大地测量得到的。四表圭表测量实际是东西南北中五表测量。《周礼•地官司徒》贾公彦疏云:“周公度日景之时,置五表。五表者,于颍川阳城置一表为中表,中表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东千里又置一表,中表西千里又置一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经过三十余年考古发掘与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根据考古资料倾向于认为陶寺城址就是“尧都平阳”。

     

     

      所谓中国,最初概念的缘起从字面上解读,应当是最初始的本义。“中国”本初概念显然由“中”与“国”两个子概念组成。“中”是“地中”或“中土”,“国”则是国家。只有当地中概念与国家政体合为一体时,才能形成“中国”本初概念。《周礼》记载,建王都必在地中。而地中的标准由某些历史上政治霸权中心所确定的当地圭表测量夏至影长来标定。《周礼·地官司徒》明确指出,地中标准为夏至影长1.5尺。同理,《周髀算经》所记载的1.6尺夏至影长数据,则是另一个地中标准。

      根据这一认识,我发现原来我认为陶寺南表位于北回归线与东亚大陆的交汇点——今广东汕头,是错误的 ,改而认为《尧典》中所谓的四表,应当是以陶寺城址为中表,对陶寺文化所在的欧亚大陆东、西、南、北四至的测量与标定,而大地测量的基线就是陶寺城址所在的经纬线N35°52′55.90″,E111°29′54.89″。

     

     

      2002年,陶寺遗址中期王族墓地大型元首墓ⅡM22出土一根木胎漆绘圭尺,残长171.8厘米,复原长度187.5厘米,圭尺上由间隔黑色和绿色格间以红色道标出刻度,其中包括陶寺本地二分二至,以及可与陶寺观象台20节令历法对应的其他16个节令。而陶寺圭尺刻度中有一个非常突兀的第11格刻度,从头端到此刻度39.9厘米。按照笔者研究25厘米为陶寺1尺的结果折算近乎1.6尺。这明白无误地表明,陶寺已经存在“地中”概念。

    二、南表推测点考察  

     

      我沿着陶寺城址的经线圈向南寻找的欧亚大陆至南海的边缘,依据地图推测陶寺南表测点当在广东阳西县沙扒镇月亮湾的突出部分(图一),N21°30′22.08″,E111°29′21.41″。

      构成完备的都城功能区划 

    澳门新葡亰网址下载 7

     

    图一 陶寺南表点推测位置图

      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揭示出陶寺城址的都城性质,中期外郭城面积280万平方米。宫殿区(或宫城)、王陵区、观象祭祀台、地坛、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大型仓储区、下层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不仅构成宫城与郭城双城制,而且构成了完备的都城功能区划。陶寺晚期的政治报复行为、独立仓储区的国库性质、元首墓葬诸多的王权标志物、陶寺文化遗址群向心型的中心与区域的关系等,都充分说明陶寺都城遗址所代表的社会已经进入国家社会。因此,迄今为止,陶寺是最符合“中国”本初概念的政体——地中之都,中土之国。

     

    澳门新葡亰网址下载 8

      马年岁首,我按图索骥来到沙扒镇的月亮湾,发现与陶寺城址经度一致的理论位置点E111°29′54.89″,位于月亮湾内中部沙滩上,缺乏明确的地理标志点,并不适于古人用于测量与标定南表(图二)。

     

     

      多种证据显示陶寺都城遗址就是尧都 

      而在我图上推测的N21°30′22.08″,E111°29′21.41″南表位置,确有一条由北向南延伸的山脊探入海中,成为月亮湾与沙扒湾的分水岭。

     

     

      陶寺遗址今属临汾市,在文献中称为“尧都平阳”。所以,判断陶寺城址的主人首先应考虑“帝尧”。然而要证实这一点,则需将陶寺遗址考古资料与文献关于尧舜的记载进行系统对应,得到比较完整的证据链。

      我踏上这条山脊入海处的巨石堆,看到我原先图上确定的测点深入海中,露出海面面积礁石很小,涨潮时会被淹没,不可能用于测量。于是我爬上北侧巨石堆(图三),进行实测点一GPS定点,N21°30′22.51″,E111°29′20.86″,海拔16米。

     

     

      首先,陶寺曾经出土过两个最早汉字系统的朱书陶文,其中“文”字分歧不大,而另一个字符争讼纷纭。笔者根据陶寺城址夯土板块技术、城址形状、黄土塬地貌等,解释为“尧”字,本意为“在黄土塬上用夯土板块建造的大城”,特指陶寺城址。因而,陶寺遗址出土朱书扁壶“文尧”二字自证陶寺遗址为尧都。此乃陶寺为尧都最直接的文字证据。

      后来发现实测点一的西侧才是山脊的正脊基岩,于是我进行实测点二GPS定点(图三),N21°30′21.77″,E111°29′20.28″,海拔15米。

     

     

      再者,陶寺城址考古资料可与文献中关于尧都和帝尧史迹系统对应。

      之后我爬上基岩北侧现存第一个小山包,确切说是块平顶的小台地。从小路沟的剖面上判定山包的土层为碎石风化土层,包含大量碎石。在此我标定为实测点三(图三),GPS定点N21°30′23.12″,E111°29′19.35″,海拔26米。

     

    澳门新葡亰网址下载 9

      《尚书·尧典》说“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根据陶寺观象台考古发掘和天文学研究,初步判定陶寺观象台与圭表,可以得到一个20个节令的太阳历,其中包括二分二至、气候变化的节点、祭祀节日、粟黍稻豆农时。而农时是“敬授民时”最实用的核心,也是文德的实质精髓。

    图二 陶寺南表原先推测点地貌

     

     

      《尧典》说“寅宾出日”。陶寺观象台东11号缝从夯土台基芯看,就成了一个门。从这个“门”可以看到冬至至4月26日、8月14日至冬至日日出,站在夯土台基芯上可以举行迎日仪式,这正是所谓“寅宾出日”。

      如果从陶寺圭表测影的技术精度来衡量,陶寺南表理论测点、实测点一至三之间的经度与陶寺城址经度误差实际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就约等于陶寺城址的经度E111°29′54.89″。

     

     

      《尧典》说尧的文德光辉“光被四表”。根据汉儒的解释,四表是以地中中表为基点,对于大陆四至与大海之间畔上(今称海岸线)的标志点的指称,用圭表测影的数据来标定。由此推测,陶寺文化以陶寺城址的纬线约N35°53′,寻找欧亚大陆的东表点,今胶南市朝阳山嘴矶头,濒临黄海灵山湾,属古嵎夷;西表点位于今叙利亚拉塔基亚省,濒地中海,有可能古属流沙;按照陶寺经度线约E111°30′寻找南表点,位于今广东阳西沙扒月亮湾,濒南海,古属南交;北表点位于俄罗斯拉普捷夫海南岸上,濒北冰洋,古属狭义的幽州。先秦文献记载四海之内东西28000里即7000公里、南北26000里即6500公里。陶寺文化东西两表间距7563公里,误差率7.4%;南北两表间距为6113公里,误差率6%。由此表明陶寺四表的真实存在被隐藏在《尧典》“光被四表”四字之中。

      尽管陶寺南表留下考古遗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我还是抱着一线希望,为了确定山包顶上是否有陶寺文化零星遗存,对山顶进行了初步踏勘。我在岗顶上发现有一圈小壕沟,沟内长满了灌木,表明壕沟不是新近挖的。小壕沟圈内岗顶有石堆的墓和人工挖出来的长方形平场,似为建筑基址。初步推测为现代坟园。岗顶上没有发现任何文化层,没有发现陶寺南表标志点的直接证据。但是,该点的经度与陶寺城址经度非常接近,且为一个十分明确的地理标志——深入海内的海角。因此,此处从经度和地理标志特征两方面,均符合陶寺南表标志点的特征。表明我原来关于陶寺南表测点“纸上谈兵”式的推测是有一定实际条件支撑的。这里是以陶寺城址为地中和中表之测量基点来看待欧亚大陆的最南端点,南表以南(外)是南海,以北(里)是海内大陆,正合南畔之点之意。由是何谓“表里山河”就有了明确的诠释——四表以里即四海之内的欧亚大陆,就是尧舜视野中的“世界”或“天下”。《说文》说“尧者高也”。我则惊愕于尧眼界之高、胸怀之广,确实超乎我原来的想象——政不出晋南的陶寺文化,竟然靠科学的实测来认识南海之畔的南表点。

     

    澳门新葡亰网址下载 10

      《尧典》称分别派遣羲仲、和仲、羲叔、和叔宅东、西、南、北进行测量。前文所论陶寺四表测量,跨地数千公里,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只能是长年持续逐步推进的,很可能在每一个作业区暂住一段时间,完成本作业单元测量之后,再向前推进。这才是当时可行的技术路线。

    图三  陶寺南表标志点实际地貌

     

    全文阅读

      《尧典》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显然是一个“阴阳合历”。陶寺观象台东1号缝不可能用于太阳日出观测。据天文学家计算初步判断,该道缝很可能用于18.6年一个周期的“月南至”观测缝。毋庸置疑,陶寺文化除了观象台和圭尺所得到的太阳历外,还有观测月亮的天文观测。而陶寺晚期小墓出土的砷铜朔望月小轮,更可能用于阴阳合历的配置操作。

    陶寺文化南表、东表推测点考察分析

     

      《尧典》与《虞书》所提到的四岳官僚。陶寺早期和中期的中型贵族墓葬,很有可能是官僚墓葬,其中随葬木表或玉璇玑的中型贵族墓职官很可能是天文官;随葬骨耜的贵族墓很可能是农官。而陶寺早期贵族墓随葬的玉石圭,我以为是官僚委任的凭信。《尚书·虞书》提到考核官员有收颁瑞信行政制度,汉儒认为是圭璧。陶寺中型墓随葬玉石圭皆为钝尖锋,像春苗拱出地面而有信;圭的长度则是以所委任辖区夏至影长来象征地理区位和地广。

     

      《论语》说,帝尧禅位给舜的时候叮嘱:“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陶寺圭尺、玉琮游标构成完整的“中”。“中”是西周之前乃至史前时期对圭尺的称谓。圭尺以其测晷影制定历法以及天文大地测量功能,被作为象征王权的权杖,故而掌握权柄称为“允执其中”。

     

      《周易》豮豕之牙与尧舜之上政。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昭力》解释《周易》“豮豕之牙,吉”的含义就是修兵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乃《周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之谓也。陶寺中期元首墓ⅡM22头端墓壁上,以公猪下颌骨(豮豕之牙)为对称轴,左右各摆3柄带彩漆木把的玉石钺(玉兵),正是豮豕之牙的图示,象征修兵不战的文德治国理念。

     

      龙崇拜。《竹书纪年》传说尧母庆都感于赤龙而生尧,尧曾梦攀天而上。陶寺早期元首墓中出土龙盘,画面中赤龙攀天而上,恰似《竹书纪年》相关传说的生动写照。

     

      综上所述,陶寺遗址考古资料很明显能够同传统文献关于尧都和尧舜史迹比较体统地对应,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考古与历史文献对应的证据链,这不由得使我们相信,陶寺都城遗址就是尧都。

     

      圭尺所反映出的陶寺文化四表天文大地测量行为,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科学考察工程,更多的是对于陶寺本初“中国”所在东亚大陆政治地理的探索。这是因为国家地缘政治新体制,催生了陶寺本初“中国”元首尧舜们胸怀天下的政治抱负,才会在头脑中产生出表里山河的“天下观”——陶寺本初“中国”所在东亚大陆四海之内理想国度。相对于陶寺文化实际“政不出晋南”来说,陶寺四表所表现和宣示的理想天下观,可被视为4000多年前本初“中国”元首尧舜们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延续到西周时期,被通俗地解读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链接 

     

      黄河流域史前第二大城址 

     

      陶寺城址是目前发现的黄河流域史前第二大城址。遗址东西宽约2000米,南北长约1500米,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中期城址面积约280万平方米。它结构布局较为复杂,夹板石砸夯土小板块的主要建筑方法比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堆筑法前进了一大步,但是落后于夏商时期城垣和夯土台基集束棍夯法,这些都说明陶寺城址正向城址发展的高级阶段迈进。

     

      世界上最古老的观象台 

     

      陶寺古观象台出现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21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比目前英国巨石阵建成年代还要早。

     

      最早的测日影天文观测系统 

     

      陶寺古观象台与圭表共同组成了当时世界上最早、最先进的“测日出方位”、“观正午日影”的天文观测系统。2009年6月21日(夏至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中国国家天文台的专家用陶寺圭表在该遗址测定夏至日日影长度,证明陶寺圭尺第12刻度42.25厘米折合陶寺1.69尺为陶寺当地夏至影长。陶寺圭尺功能推测成立。陶寺圭尺也是迄今国内考古发现最早的圭尺实物。

     

      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汉字 

     

      陶寺遗址曾发现一只残破的灰陶扁壶,在壶的鼓腹部上发现了两个用毛笔朱书的字符,形似甲骨文“文”字,与其对应的一端也有一个字,为上下结构,上为菱形的“◇”,下部好似“卩”字的篆体,中间有个“一”。对于前者形似“文”字的字符,专家们没有争议,对后者有人认为是“昜”字,也有人认为是“命”或“邑”。何驽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葛英会则认为是“尧”字。这两个朱书文字的存在和发现,将汉字的成熟期至少推进到4000年前,比甲骨文早1000年,这是探索汉字起源以及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大突破。

     

      发现了中国最古老的礼乐乐器组合、金属乐器 

     

      鼍鼓和特磬都是迄今所知同类乐器中最早的,这也使鼍鼓与特磬以及陶鼓配组的历史从殷商上溯1000多年。陶寺出土的铜铃,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金属乐器。

     

      发现了中原地区的龙崇拜主脉 

     

      已发掘的彩绘龙盘中,最大的一件高8.8厘米,口径37厘米,底径15厘米。其盘口向外敞开,口沿斜折,盘中的龙用红白黑彩色绘制,身子卷曲,如C型,有双排鳞甲,口内衔着一羽毛状物,何驽说是麻黄草。有专家认为龙盘应属部落联盟的盟徽即龙族族徽。多数学者认为陶寺文化中的彩绘龙盘,应是中原龙文化的先河。虽然早在6000年前,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地就出现了龙,但那时的龙只是“吉祥物”,只有到了帝尧时即陶寺文化时期,龙才被作为集团君权与神权结合的象征的图示提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代表“国家”意志的“国徽”,从而使之成为民族精神凝聚的象征。

     

      发现了目前为止世界上最早的屋顶装饰材料——板瓦 

     

      在陶寺晚期宫殿区废弃后的大量建筑垃圾中,出土了大块装饰戳印纹白灰墙皮和一大块带蓝彩的白灰墙皮、红硬似砖的夯土台基表面残块、建筑材料陶板残片。其中陶板瓦100余片,也是世界上目前发现最早的板瓦。

     

      发现了黄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之一 

     

      陶寺已发掘的早期王族墓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发掘并清理了1300余座。中期王族墓地约1万平方米,其中最大的元首墓ⅡM22长5米、宽3.75米、自深7米。

     

      考古发现都城要素最齐备的都城遗址 

     

      陶寺遗址除城墙之外,具备了功能区划十分明确的宫城(宫殿区)、王族墓地(王陵区)、祭天(观象台)和祭地礼制建筑区、君权控制的仓储区(国库)、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民区,甚至早期还有下层贵族居住区等,是中国史前考古发现的功能区划最为齐备的都城遗址,成为判断史前都城遗址的考古要素典范。

     

      (原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5日第747期  本报记者 霍文琦/整理)

    本文由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发布于文物考古,转载请注明出处:东表推测点考察分析,从精神文化考古的维度看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