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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过去为窗展望未来,我在玛雅做考古

发布时间:2019-08-24 04:22编辑:文物考古浏览(91)

     

      当代中国考古学,尤其是史前考古学,文明起源已经是占主流地位的研究领域,如2000年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持的“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课题,至于2002年开展至今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更是以规模宏大、涉及领域广泛而全面、研究技术既经典又高新而引起了世界的瞩目,这是中国考古学几十年发展的必然结果。北京大学赵辉教授认为: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考古迎来走向世界的新机遇。目前中国考古约有70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在“一带一路”关键节点和世界文明的核心地区考古发掘,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玛雅,是世界上唯一诞生于热带丛林的古代文明。却不知是何原因,仿佛一夜之间在美洲消失,空留下成千上万座巨型石碑、神庙、宫殿和金字塔供后人猜想。科潘,是玛雅文明著名的城邦,控制范围大致包括洪都拉斯的科潘河流域及危地马拉的牟塔瓜河流域中部。19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即在此开展考古工作。 “在科潘从事考古,就如同找到一份工作,项目不结束,工作就不会结束。如果没有大的不可测的事件发生,中国考古学家甚至可以在这里做上100年,那散布在丛林深处无人问津的金字塔也许正等待着我们的探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李新伟已经在那里工作了近两年。 两次与玛雅文明擦肩而过 在此之前,李新伟和玛雅文明有两次接触。 2000年到2004年,李新伟在澳大利亚拉楚布大学读博士,当时系主任聘请了玛雅文明研究的权威彼得·马修斯任教。另一次是2007年到2008年,他在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长期从事玛雅考古和研究的费什教授就在身边,离校不远的皮博迪博物馆也经常举办关于玛雅文明的讲座。但李新伟对这一领域的关注不多,“那时候一心想多学些西方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学习其他内容有点力不从心。” 2013年,李新伟到危地马拉参加世界文明对话论坛,顺道参观了玛雅最重要的城邦之一蒂卡尔,第一次进入玛雅世界,李新伟特别震撼。参观时他看到了日本人在遗址边建立的工作站,“当时还在想中国何时能在玛雅开展田野工作。” 第二年7月,应墨西哥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的邀请,社科院考古所到墨西哥和洪都拉斯访问,李新伟也在其中。在墨西哥,他们参观了特奥提华坎、阿尔班丘等玛雅文明的重要遗址。参与接待的费什教授还带他们详细参观了科潘遗址的王宫区。“这一次让我们对中美洲文明有了全面的印象,大家对在玛雅开展考古工作怦然心动。”澳门新莆京622224 1李新伟在科潘遗址 费什自上世纪80年代就在参与哈佛大学在科潘考古工作,因为对在哈佛大学任教的中国前辈考古学者张光直的钦佩,他对中国考古学家特别有好感。参观结束后,费什随即安排他们与洪都拉斯人类学与历史局局长维吉里奥见面,确定了合作协议,然后到总统府,在总统的见证下正式签署协议。 2015年6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洪都拉斯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在北京签订了共同开展玛雅文明重要城邦科潘遗址考古研究的协议,标志着中国考古学者在世界古代文明中心开展的首次田野工作正式启动,也标志着中国考古“走出去”战略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中国社会科学院将科潘遗址考古和玛雅文明研究列入创新工程重大课题予以支持。从那时起,每年都有各个学科的中国学者分期、分批到科潘遗址,进行发掘与研究。 他们相信中国考古能力 2015年7月,考古工作正式展开,工作地点是一处编号为8N—11的贵族居址,面积约4000平方米。2016年4月,考古队开始了对西侧北部建筑的正式发掘。其间不断有精美雕刻出土,包括与中国龙首酷似的羽蛇神头像、玉米神头像等。 虽然发掘的是洪都拉斯最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但当地政府对中国考古学家充满信心。“这缘于他们知道我们在田野工作方面的能力,相信考古学家的基本素质。”李新伟说。 费什也是强有力的学术后盾。他和哈佛大学的付罗文教授一起,促成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举办了为期10个月的中美洲文明培训班,招收了5名中国博士生。哈佛燕京学社以前主要是资助东亚学者到哈佛研究东亚文明,但这次很痛快就批准了这个项目,因为他们认识到鼓励东亚学者研究世界其他地区文明将是重要的学术生长点。 面对新的课题,李新伟觉得自己的时间和知识储备都不够用。“新的雕刻出土了,就赶快问费什,看书查资料。但纸上得来终觉浅,从自己亲手发掘出的文物入手,那种领悟是读多少书都难以获得的。” 当然,技术和学术上的争论还是有的。玛雅人认为建筑有自己的从死亡到重生的生命循环。他们会拆除旧建筑,等于杀死旧建筑,再在其废墟上覆盖新的台基,让建筑得以重生。因此,玛雅建筑经常如同俄罗斯套娃,最晚期的建筑下埋着多个时期的早期建筑。“了解这些早期建筑的情况,对讨论社会发展演变特别重要。但要用打隧道的方法,发掘起来很费事,分析起来也特别复杂,我因此和当地的技工就此发生的讨论也特别热烈。但就是在这样的讨论中,我们开始了真正的彼此了解,进入到融洽合作的境界。”李新伟说。 在对比中更深入认识中华文明的特质 考古人随遇而安的能力都挺强的。“这里的主食是玉米,吃多了不舒服。我们就教厨师做些中国饭,有时候也会自己动手。” 安全也是问题。遗址所在地的城市圣佩德罗苏拉是世界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之一,在街上手机被抢的概率很高。有军警把守的科潘,周围也发生过毒贩火并的事。还有蚊虫叮咬和热带病,去年流行过寨卡,参加发掘的年轻人都很紧张。 李新伟也会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当地语言。“每周学习三次西班牙语,一是为了工作的方便。二是表明我们扎实开展工作的诚意。我们是想像哈佛大学一样,持续百年。”周末的晚上,听着邻居家庭大聚会的欢声笑语,也会想家。科潘明月升起的时候,北京已经是第二天清晨了。李新伟的女儿读高二,正是关键时刻,爱人工作压力大,身体又不好,真是天涯已远,家更在天涯之外。 到世界其他主要文明的核心地区进行发掘与研究,是中国考古学家的夙愿。2000年开始的“中华文明探源”项目实施多年后,这一愿望变得更加迫切。今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外国考古中心,中国考古“走出去”成为共识。参与项目的学者深切认识到,要认识中华文明的特质,必须要与其他文明进行对比,而加深对其他文明了解的最好方式,或许就是从基础的考古开始。 虽然大家对玛雅文明才有了些初步了解,但已经感受到亲手触摸另一个灿烂文明的震撼,也引发出一些关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不同道路的思考。 “在玛雅做考古,可以感受到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如此丰富多彩,这正是我们走出去考古的目的:放开视野,在了解世界文明的前提下体悟自身文明的独特,从而坚定文化自信。”李新伟说。 (原文刊于:《人民日报 》2017年05月25日12版)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考古迎来走向世界的新机遇。目前中国考古约有70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在“一带一路”关键节点和世界文明的核心地区考古发掘,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2013年4月15日至17日,“文明对话——以过去为窗展望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危地马拉首都危地马拉城召开。危地马拉是玛雅文明的核心地带,本次会议是危地马拉政府纪念玛雅新纪元开始的重要活动之一,得到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和美洲发展银行的支持,意在向学术界和公众展示中国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和玛雅文明这五大文明研究的最新成果,促进学者之间的交流。

      

      玛雅,是世界上唯一诞生于热带丛林的古代文明。却不知是何原因,仿佛一夜之间在美洲消失,空留下成千上万座巨型石碑、神庙、宫殿和金字塔供后人猜想。科潘,是玛雅文明著名的城邦,控制范围大致包括洪都拉斯的科潘河流域及危地马拉的牟塔瓜河流域中部。19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即在此开展考古工作。

        会议邀请了活跃在上述五大文明研究第一线的10多位学者,对学者和公众发表演讲,回答问题,并彼此进行热烈讨论。

      “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概括来说,经过了定性(性质的判断)研究——一般过程的研究——具体社会的个案研究以及个案间的比较研究几个阶段。研究形式有从研究者个人行为逐渐过渡到集体行为的趋势。”

      “在科潘从事考古,就如同找到一份工作,项目不结束,工作就不会结束。如果没有大的不可测的事件发生,中国考古学家甚至可以在这里做上100年,那散布在丛林深处无人问津的金字塔也许正等待着我们的探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李新伟已经在那里工作了近两年。

     

      

      两次与玛雅文明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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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道理,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需要有全球的视野,需要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早期文明的研究有一定的认识。近日,由文化遗产保护与中国考古学研究国际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主办的“早期文明的对话:世界主要文明起源中心的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中国、英国、美国、日本、印度、巴基斯坦、危地马拉等国的学者,以两河流域、古埃及、印度河流域、中国、玛雅五个早期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为主题展开讨论。其中,国外学者不乏具有启发性的研究,有些观点也颇为新颖,引起了国内学界的重视。本报特将其中有代表性的部分介绍给读者。

      在此之前,李新伟和玛雅文明有两次接触。

        首先,英国伦敦学院大学的傅稻镰(Dorian Fuller)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进行了介绍。傅稻镰从农业起源和发展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文明形成的经济基础。李新伟以“中国相互作用圈和中华文明的形成”为题,阐释了张光直提出的“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形成时间、主要内涵和重大意义,并以此相互作用圈为视角,概述了中华文明形成和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

     

      2000年到2004年,李新伟在澳大利亚拉楚布大学读博士,当时系主任聘请了玛雅文明研究的权威彼得·马修斯任教。另一次是2007年到2008年,他在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长期从事玛雅考古和研究的费什教授就在身边,离校不远的皮博迪博物馆也经常举办关于玛雅文明的讲座。但李新伟对这一领域的关注不多,“那时候一心想多学些西方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学习其他内容有点力不从心。”

     

      全球视野下的文明比较

      2013年,李新伟到危地马拉参加世界文明对话论坛,顺道参观了玛雅最重要的城邦之一蒂卡尔,第一次进入玛雅世界,李新伟特别震撼。参观时他看到了日本人在遗址边建立的工作站,“当时还在想中国何时能在玛雅开展田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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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文明的“国”与“野”

      第二年7月,应墨西哥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的邀请,社科院考古所到墨西哥和洪都拉斯访问,李新伟也在其中。在墨西哥,他们参观了特奥提华坎、阿尔班丘等玛雅文明的重要遗址。参与接待的费什教授还带他们详细参观了科潘遗址的王宫区。“这一次让我们对中美洲文明有了全面的印象,大家对在玛雅开展考古工作怦然心动。”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研究的重要进展是叙利亚的新发现。英国剑桥大学奥古斯塔(Augusta McMahon)介绍了她主持的叙利亚北部布莱克丘(Tell Brak)田野项目的收获。该遗址的发掘将两河流域城市化的起点提前到了公元前第四千纪早中期,曾被Archaeology杂志评为年度十大考古发现。奥古斯塔主要讨论了在遗址的“垃圾堆”区域的发掘反映出的社会复杂化的发展。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乔基奥(Giorgio Buccellati)介绍了他主持的叙利亚莫赞丘遗址(Tell Mozan)发掘收获。该遗址即文献中记载的古乌尔克什(Urkesh),在公元前第三千纪是两河流域北部的重要政治中心,出土了大量有楔形文字的印章。

      

      费什自上世纪80年代就在参与哈佛大学在科潘考古工作,因为对在哈佛大学任教的中国前辈考古学者张光直的钦佩,他对中国考古学家特别有好感。参观结束后,费什随即安排他们与洪都拉斯人类学与历史局局长维吉里奥见面,确定了合作协议,然后到总统府,在总统的见证下正式签署协议。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马克(Jonathan Mark Kenoyer)对印度河文明的艺术、符号系统和各种工艺技术进行了介绍。印度第坎学院(Deccan College) 的辛迪(Vasant Shinde)则对印度文明的发展做了整体综述。

      在考古学领域被广泛使用的“文明”一词,由于受到19世纪“进化论”观点的影响,过分强调以城市的兴起、文字的发明、早期国家的建立、大型纪念性建筑、商品贸易或手工业专业化作为判断文明进程的标志性特征。因此,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由于缺乏这些特征而被认为是“去文明的”或“非文明的”。

      2015年6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洪都拉斯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在北京签订了共同开展玛雅文明重要城邦科潘遗址考古研究的协议,标志着中国考古学者在世界古代文明中心开展的首次田野工作正式启动,也标志着中国考古“走出去”战略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中国社会科学院将科潘遗址考古和玛雅文明研究列入创新工程重大课题予以支持。从那时起,每年都有各个学科的中国学者分期、分批到科潘遗址,进行发掘与研究。

        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瑞尼(Renee Friedman)介绍了她主持的埃及南部Hierakonpolis遗址发掘项目的最新进展,在墓地中发现的牛、羊、鳄鱼、鸵鸟、豹和狒狒等殉葬动物颇为引人注目。埃及国家古物部拉马丹(Ramadan Hussein)则以“古埃及国家形成和社会进化”为题,系统梳理了埃及早期国家形成的历程和机制。

      

      他们相信中国考古能力

        玛雅文明是本次研讨会关注的重点。先由危地马拉学者巴巴拉(Barbara Arroyo)和托马斯(Tomas Barrientos)对玛雅文明的发生和发展进行了综述。美国学者爱达荷(Idaho University)大学的汉森(Richard Hansen)和图兰尼大学(Tulane University)的马塞罗(Marcello Canuto)以及危地马拉学者居安(Juan Carlos Perez)还随后分别介绍了他们各自主持的危地马拉北部、即玛雅低地地区的艾米拉多(El Mirador)、佩鲁瓦卡(Peru-Waka)和拉克罗纳(La Corona)三处重要遗址的发掘新收获。

      伦敦大学教授Michael Rowlands通过对传统意义上的非文明地区的考察,对早期文明的普遍性定义提出批评。他认为,这种标准实际上忽视了全球大多区域的文化传统和特征,将这些地区排除在世界文明史之外。早期都市化文明,包括埃及、两河、印度河与中国,都非常重视从周边地区获得资源,包括金属、玉石、象牙或香料等,通常会利用军事手段并在内部通过文字系统这种工具控制大量的劳动力。Rowlands认为,城市革命的根本在于资源掠夺。

      2015年7月,考古工作正式展开,工作地点是一处编号为8N—11的贵族居址,面积约4000平方米。2016年4月,考古队开始了对西侧北部建筑的正式发掘。其间不断有精美雕刻出土,包括与中国龙首酷似的羽蛇神头像、玉米神头像等。

     

      

      虽然发掘的是洪都拉斯最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但当地政府对中国考古学家充满信心。“这缘于他们知道我们在田野工作方面的能力,相信考古学家的基本素质。”李新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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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视野下,其他地区的文化表现和成就不应该仅仅被当成对这几大古文明发展的回应和影响,而应该作为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化方式来认识和研究。从非洲撒哈拉到太平洋群岛,每个地区的新石器传统都支持了人口增长、礼仪和艺术传统的发展。从长距离的视角看,非洲和南亚之间对谷物、香料和黑曜石长达上千公里的交换和贸易,实际上也包含了交织其中的文化成就的交流,比如舞蹈、音乐、宇宙观等等。Rowlands指出,那些所谓的文明发源地,实际上才是空间距离上远离这些资源的“边缘”地区,才需要通过发展暴力和等级制度来产生所谓的“青铜文明”,因为这些今天所谓的文明中心从新石器时期的文化资源讲是被边缘化的。

      费什也是强有力的学术后盾。他和哈佛大学的付罗文教授一起,促成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举办了为期10个月的中美洲文明培训班,招收了5名中国博士生。哈佛燕京学社以前主要是资助东亚学者到哈佛研究东亚文明,但这次很痛快就批准了这个项目,因为他们认识到鼓励东亚学者研究世界其他地区文明将是重要的学术生长点。

        在研讨会最后的“对话”环节,各位学者就文明的定义、文明发展的动力、环境变化与文明兴衰、古代文明研究对现代的启示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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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新的课题,李新伟觉得自己的时间和知识储备都不够用。“新的雕刻出土了,就赶快问费什,看书查资料。但纸上得来终觉浅,从自己亲手发掘出的文物入手,那种领悟是读多少书都难以获得的。”

        与会听众有500多人,包括学者、学生、文化和旅游部门官员以及通过网上宣传吸引的爱好者等。危地马拉和拉美各主要媒体对活动进行了广泛报道。

      精耕细作与灌溉工程VS扩大耕地与农业多样化
    ——旧大陆文明世界的农业基础比较

      当然,技术和学术上的争论还是有的。玛雅人认为建筑有自己的从死亡到重生的生命循环。他们会拆除旧建筑,等于杀死旧建筑,再在其废墟上覆盖新的台基,让建筑得以重生。因此,玛雅建筑经常如同俄罗斯套娃,最晚期的建筑下埋着多个时期的早期建筑。“了解这些早期建筑的情况,对讨论社会发展演变特别重要。但要用打隧道的方法,发掘起来很费事,分析起来也特别复杂,我因此和当地的技工就此发生的讨论也特别热烈。但就是在这样的讨论中,我们开始了真正的彼此了解,进入到融洽合作的境界。”李新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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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比中更深入认识中华文明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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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学者一般认为农业精细化以及灌溉工程的出现是文明起源或者城市化产生的重要因素。伦敦大学的傅稻镰(Dorian Fuller)教授对四个旧大陆城市文明起源地的农业发展在文明进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比较研究,分别是黄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埃及和两河流域。考古证据显示,恐怕除了两河流域,这样的假说都难以成立。

      考古人随遇而安的能力都挺强的。“这里的主食是玉米,吃多了不舒服。我们就教厨师做些中国饭,有时候也会自己动手。”

     

      

      安全也是问题。遗址所在地的城市圣佩德罗苏拉是世界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之一,在街上手机被抢的概率很高。有军警把守的科潘,周围也发生过毒贩火并的事。还有蚊虫叮咬和热带病,去年流行过寨卡,参加发掘的年轻人都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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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精细化是指在单位面积内投入额外劳力的一种农业发展策略。实际从考古学上看到的更多是通过农业用地的扩大来增加农业产量的一种普遍现象。比如在中国北方,有证据表明是通过焚烧或砍伐森林的方式获得更多耕地,也通过与周边农业聚落的争夺来获得新的耕地。

      李新伟也会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当地语言。“每周学习三次西班牙语,一是为了工作的方便。二是表明我们扎实开展工作的诚意。我们是想像哈佛大学一样,持续百年。”周末的晚上,听着邻居家庭大聚会的欢声笑语,也会想家。科潘明月升起的时候,北京已经是第二天清晨了。李新伟的女儿读高二,正是关键时刻,爱人工作压力大,身体又不好,真是天涯已远,家更在天涯之外。

        会后,学者们参观了收藏有大量珍贵玛雅遗物的危地马拉国家考古和民族博物馆,并赴现代玛雅人聚居地奇奇卡斯特南果(Chichicastenango)古城和玛雅低地的世界文化遗产蒂卡尔(Tikal)古城考察。

      

      到世界其他主要文明的核心地区进行发掘与研究,是中国考古学家的夙愿。2000年开始的“中华文明探源”项目实施多年后,这一愿望变得更加迫切。今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外国考古中心,中国考古“走出去”成为共识。参与项目的学者深切认识到,要认识中华文明的特质,必须要与其他文明进行对比,而加深对其他文明了解的最好方式,或许就是从基础的考古开始。

     

      同时,在中国北方和印度河流域,从新石器早期到城市文明的形成阶段,都伴随着农业多样化的发展过程:比如在印度河流域的主要作物组合有印度小米、豆类和芝麻;而中国北方逐步发展了粟和黍之外的大豆、大麻、水稻以及稍晚的小麦经济。另一类农业多样化在四大文明起源地都出现,那就是对生长期较长的木本水果和藤蔓类植物资源的利用,比如两河流域的葡萄和橄榄、印度河流域的葡萄和椰枣、中国地区的桃、枣和桑树等等。对果树类经济的发展标志着一种新的利用和投入,因为不同于一年生的禾本科谷物,大部分果树类需要经过多年甚至十多年的投入才能获得收成。农业多样化也包括了植物纤维和纺织业的发展,在埃及是亚麻,在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是印度的棉花和两河的羊毛制品,而中国是大麻和丝织品(背后所反映的是对桑树的种植管理)等等。这类农业多样化非常重要,因为对土地的利用已经从单纯为了生业而扩展到了手工业生产,这也促进了对农业用地扩张的需求。

      虽然大家对玛雅文明才有了些初步了解,但已经感受到亲手触摸另一个灿烂文明的震撼,也引发出一些关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不同道路的思考。

      

      “在玛雅做考古,可以感受到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如此丰富多彩,这正是我们走出去考古的目的:放开视野,在了解世界文明的前提下体悟自身文明的独特,从而坚定文化自信。”李新伟说。

      通过对上述农业变化共生关系的分析,傅稻镰总结认为,两河流域在旧大陆四大文明中更像是一个特例,反而是中国、埃及、印度河等地区农业变化发展的特征更为接近。这也说明,过去根据两河地区研究所获得的关于文明起源的相关结论和理论可能是有误导性的。每个地区、不同的文化传统都有各自发展农业提高产量以应对不同社会文明化需求的农业发展途径。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记者 杨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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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埃及前王朝时期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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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的出现≠文明的形成
    ——埃及王朝国家的建立与新石器文明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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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范围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国家”与“文明”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国家的出现和文明的形成是同一过程。但伦敦大学考古学院David Wengrow教授并不这么看。他认为,在古埃及的新石器时代已经形成了文明,而5000年前埃及王朝国家的建立反倒是这种文明的崩溃过程。

     

      古埃及的“新石器文明”

        

      在新石器时代的尼罗河谷,文化融合的现象已经比较普遍,这里的早期游牧群体,是国家出现之前的文明创造者。尼罗河谷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表现出了非常强的一致性,比如动物的驯化在不同遗址中非常一致。而且这一时期埃及的遗存表现出具有一定的礼制现象。更不用提这一时期精美的石质容器了,这些石质容器在青铜时代的克里特岛还被循环使用并加以模仿。

        

      国家的形成与文明的毁灭

      

      到了公元前3000年前的埃及早期王朝的形成时期,很多技术和知识明显在退化和丢失,文化视野也变得狭窄。典型的是石质容器制造技术的退步,和中国在铜器出现以后精美陶器的“失宠”所不同的是,这一技术依然被上层社会所重视,但技术本身的衰退是显而易见的。文明的形成在这里似乎不应当被视为与早期国家出现并行的进程。

        

      5000多年前的城市规划——希拉孔波利斯的景观改造

      

      古埃及国家出现之前的前王朝时期(公元前3800~3100年),尼罗河谷的发展轨迹为其后的埃及王国奠定了基础。Naqada文化是这一时期埃及中部阿比多斯(Abydos)地区的主流文化,遍布尼罗河谷地区,在其分布范围内至少建有三个大型都邑。位于古代Nekhen地区的希拉孔波利斯(Hierakonpolis)遗址是其中保存下来的面积最大的古城。大英博物馆早期埃及部研究员Renée Friedman女士是该大型遗址的发掘负责人,她介绍了近20年来对该遗址的持续发掘,让我们对这个前王朝时期都城的功能及日常活动的方方面面有了全新的认识。这是首次在国内系统介绍该遗址的发现,引起了学界的注意。

      

      和其他早期城市自然发展的情况不同,希拉孔波利斯在其建立之初就有了详细的规划布局,以配合公元前3700年左右的当地人口、生业与手工业的持续增长。尽管所在地的农业发展潜力一般,但城市选址巧妙地位于控制努比亚南部的贸易交流和东西部沙漠之间的资源开采和流通的枢纽地带。不同的原料在该遗址被加工成奢侈品。

      

      遗址最早的遗存是贵族墓地,外围还曾经有栅栏和围墙,不少墓葬还曾有建筑存在,房址持续使用时间较长,有的上面还有壁画,展现了较为复杂的景观,这种现象表明一种长远的规划。墓地有殉人,也随葬有牛、羊、狒狒、鳄鱼等动物,甚至发现了河马和大象的遗骸。此外还发现了一个特殊聚落,用来大规模生产祭祀仪式所需的啤酒、肉类和陶器。

      

      希拉孔波利斯可能并非当时唯一与权贵阶层直接相关的城市,只是该遗址良好的保存情况使得我们可以深入探究这样的大型都邑在埃及前王朝时期与国家形成阶段的演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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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化进程

      人口和商品的输入——早期城市扩张的一个动力来源

      

      城市总是吸引人迁入的地方,现代如此,古代也不例外。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Guillermo Algaze教授结合其25年来对两河流域的研究,认为早期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扩张可以从经济领域找到一些认识,或许这是一个“输入替代”的过程,即某种商品被输入城市,再从简单的商品输入发展到本地加工,从而引起人口的扩张。显著的例子就是羊毛取代亚麻成为了当地主要的纺织材料,并引起了本地工业转变的集群效应,从而在各种原料的生产和流通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类似的例子还有外来石料的传入导致本地制石工业的改变。这为研究美索不达米亚古代城市在千年中的不均衡发展提供了解释。

      

      水路贸易与文明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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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大学学院卡塔尔分校高级讲师Robert Carter对铜石并用时代与青铜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和海湾地区的水路运输与贸易进行了分析。铜石并用时期(公元前6000~5000年)的海上贸易在欧贝德(Ubaid Period)与之后的乌鲁克时期扩张,并导致了包括陶器和建筑在内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社会的变革。这种变化开始于伊拉克南部,在西亚的很大地区内展开,水陆交通的便利加速了这种变化。不同的需求和贸易交换物的差异,必然造成某些物品的定向流动。美索不达米亚的陶器被运输到波斯湾用以交换珍珠与贝壳,甚至有可能包括椰枣等农牧产品。伊拉克北部的沥青也通过河运传播到波斯湾地区。贸易为不同地区提供了各种原材料和外来产品,由此展现出财富和权力。公元前四千纪的乌鲁克时期,城市扩张带来了北部地区的发展与联系的增多,而与波斯湾间的联系相应有所减弱。公元前三千纪,金属贸易大规模开展,王室和宗教领袖对海上贸易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产自阿曼的铜可以见于美索不达米亚和乌鲁克。在这一时期,波斯湾的东南部可能是乌鲁克时期对美索不达米亚贸易的前哨,海运连接了印度次大陆和阿拉伯海,方形砝码、肉红石燧、象牙梳等从印度交易到了阿拉伯世界。长途海运为乌尔王朝和远方世界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这些贸易推动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化和文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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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所用图文由Michael Rowlands教授、傅稻镰教授、David Wengrow教授、Renée Friedman女士、Guillermo Algaze教授和Robert Carter博士提供,并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岭副教授翻译整理,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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