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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南学会讲学活动及其维新思想,维新方略初探

发布时间:2020-03-14 08:42编辑:中国史浏览(131)

    戊戌维新时期,湖南地区在巡抚陈宝箴等开明官员支持下,维新派曾采用书院讲学的形式,设立南学会,并延请湘省主张或同情支持变法的名流宿儒到学会宣讲时势大势以及变法主张,帮助湘省官绅认清形势,开通思想,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变法,有力推动了湖南地区的维新活动。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身于官僚家庭。曾游历各地,目睹了民生的艰难和国家的积弱,逐渐萌生了学习西方、变法图存的爱国思想。光绪二十二年春,他在北京结识了梁启超等维新派,开始积极投身变法活动。光绪二十三年初,完成了《仁学》一书的撰写。在书中,他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对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和纲常名教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批判。他痛言数千年来三纲五伦的“惨祸烈毒”,并特别指出:“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巨矣!”他指责“君为独夫民贼”,君主专制政治是强盗政治,号召人们起来去冲决一切封建网罗。

    所谓“维新方略”,是指以康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戊戌时期为推动维新变法运动而采取的政治手段及策略。从1895年发动“公车上书”,到1898年“戊戌政变”爆发,短短的3年间,维新派先后采取了:上书皇帝,打动圣衷而变法;开学会,“合大群”以挽世变;办报刊以“开绅智”、“开官智”、“开民智”;兴学堂以培养变法人才等“维新方略”。对此,史学界已作详尽的阐释。而笔者则认为:除了上述方略之外,戊戌时期维新派还曾经模仿日本明治维新,以湖南为中心,设计实行过“腹地自立”,建立变法基地的维新方略。这一计划虽然没有最后成功,却对维新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戊戌变法中所倡导的思想主张是怎样的

    猎历史网 - www.373cn.com/2016-07-13/ 分类:中国历史/阅读: 戊戌变法的思想主张 戊戌变法又被称为是百日维新,发生在公元1898年的6月11日到9月21日,戊戌变法的思想主张是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要求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并大力鼓励发展工农商等行业。 戊戌变法旧照 戊戌变法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主张主要有以下几 ...

    戊戌变法的思想主张

    戊戌变法又被称为是百日维新,发生在公元1898年的6月11日到9月21日,戊戌变法的思想主张是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要求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并大力鼓励发展工农商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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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戌变法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主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近代以来新思想的迅猛发展,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封建统治的危机也一步一步地加深,当时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怎样来挽救中国,林则徐、魏源等人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也是中国学习西方的最早的声音。

    第二便是早期的资产阶级开始萌发新思想,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中的很多人都参加了洋务运动的实践,这些人了解中国的国情,他们的思想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新思想的产生起到先导的作用。

    第三是维新思想的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康有为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将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去宣传变法,梁启超将维新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而严复认为要挽救当时的中国必须要维新,这些爱国人士的先进思想都为戊戌变法提供了强而有力的思想。

    最后是维新派和顽固派的论战三个要不要论战对戊戌变法思想的宣传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维新派抓住这次的机会使自己的思想迅速且广泛的传播开来。

    戊戌变法顽固派

    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戊戌变法顽固派的阻挠,具体来说是因为戊戌变法的顽固派发动了戊戌政变直接导致戊戌变法以失败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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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戌变法顽固派代表人物——慈禧太后图片

    在戊戌变法过程中,清政府的内部一共分为两股势力,一部分是以光绪皇帝为代表的支持维新派变法的人士,另一部分则是以手握实权的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在戊戌变法时期,晚清政府面对西方的侵略势力,能做的只是被动挨打,然后割地赔款。这使得一些有识之士非常心痛,他们忧国忧民,想要摆脱这种被动的局面,为此他们开始寻求富强的出口。

    维新派作为这群人中的佼佼者,将目光房放在了西方的制度和思想上,他们想要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与之相对的就是顽固派,维新派是少数人,而守旧派则是大多数人,因为维新派脱离群众,所以除了政府官员里的盲目守旧分子,大多数的国民才会真正的顽固派。

    封建制度在中国传承了上千年,国人很难接受新事物,更何况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所以若要改革首先要改的便是国人的封建思想,但是维新派却忽略了这一点,缺乏民众基础的他们才会给戊戌变法顽固派可趁之机。

    以慈禧为首的戊戌变法顽固派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并不考虑整个国家的命运,所以在戊戌变法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之后,他们便想要扼杀戊戌变法,这是中国的悲哀,也是封建礼教束缚下的顽固派的悲哀。

    戊戌变法的过程

    戊戌变法又称戊戌维新,是发生在1898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那么戊戌变法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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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为首的维新派,主张在不动摇封建阶级统治的前提下,实行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以挽救民族危机,富强国家。1895年4月,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奋,正在参加会试的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联合全国18省在京举人,聚集达智桥松筠庵,讨论上书请愿。会后由康有为起草万言书,提出拒绝《马关条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建议,联络1300多举人签名,呈递都察院,都察院拒绝代呈。这就是着名的“公车上书”,它是维新变法运动的起点。

    从1895年夏到1898年春,维新派积极组织学会、创办报纸、开办学堂,为维新运动制造舆论、培养人才。1895年8月,在康有为、梁启超奔走推动下,由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了强学会,这是维新派创立的第一个政治团体。11月,上海成立强学分会,但强学会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攻击、诽谤,不久被查封。1896年8月,黄遵宪、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邀请梁启超担任主笔。1897年10月,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1897年至1898年,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梁启超等汇集湖南,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出版《湘学报》、《湘报》,创办时务学堂,组织南学会,使湖南维新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

    1898年9月21日,慈禧囚禁了光绪帝,并开始下令捕杀戊戌变法的人员,戊戌六公子牺牲,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戊戌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


    时间:2007-3-10 9:02:27 来源:不详

    除北京、上海、湖南、天津外,在全国其他地区也陆续出现了许多以宣传维新变法、培养维新力量为宗旨的报刊、学会和学堂。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二至二十四年间,北京、上海和直隶、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先后设立学会、学堂、报馆,达300多所,这说明维新运动趋于高涨。

    同时,维新派设计“腹地自立”维新方略,也是深受日本明治维新的启发,向日本学习的产物。众所周知,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明治维新虽然是一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变革,但在其推翻幕府、王政复古过程中,萨摩、长州、土佐、肥前等诸强藩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西南诸强藩之所以具备上述实力,主要是因为其地理位置处于西南,率先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冼礼。早在19世纪30年代,各藩便进行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奖励工商业,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整顿财政,改革军队,实力大增。由于西南四藩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都具备了较强的势力,因此,它们很快成为倒幕势力的中心,倒幕派正是以四强藩为根据地,联合起来,才一举推翻幕府,夺取政权,实现其政治变革的。可见,日本的明治维新如果没有四强藩率先改革自立,以为前驱,其维新也是很难成功的。

    第一,要不要变法。顽固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洋务派虽然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和纲常名教是尽善尽美、不能改变的。维新派以进化论思想为武器,指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所谓“祖宗之法”也势必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改变。他们以中国历史上典章制度特别是清皇朝本身在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变化为依据,对此进行了论证。他们还批评洋务派的主张是“变事”而非“变法”,指出洋务活动的历史已经证明,洋务派所为并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

    1898年6月11日,以光绪帝下定国是诏为起点,戊戌变法走向了它的最高潮百日维新。在这场短命的维新高潮中,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建立变法基地的业绩得到了检验。百日维新过程中,光绪帝虽明诏累下,责成督抚实行,但是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外,其他省份的督抚“寡有能奉行诏书者。”他们与西后相勾结,视诏书为具文,拒不执行。而新政诏书之所以在湖南执行得比较顺利,除了陈宝箴个人的因素之外,维新派在湖南建立变法基地的活动也应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由于戊戌变法所依靠的只是一个无权的皇帝,缺乏强有力的阶级基础。维新势力与顽固势力悬殊的力量对比,决定了维新运动的必然失败。1898年9月,戊戌政变发生,皇帝被囚,六君子被杀,康梁逃往日本,变法失败。湖南维新运动也被西后一道“电诣”取消,维新派模仿日本明治维新,惨淡经营的“腹地自立”计划宣告失败。严酷的历史事实惨痛地证明,先在地方建立变法基地,然后扩展至全国的维新方略,在日本虽然早在30年前已经成为成功的现实,但在当时的中国却是行不通的。这主要是因为:清代的中国和德川时期的日本在社会和政治结构上不同,日本是幕藩领主制,各藩拥有很大的自治权,这就使其可以在远离中心的边远地区实行地区性改革,作为日后全国规模政治改革的基础。但这种方式在拥有两千余年专制统治的中央集权帝国里,却是不可能的。

    一、南学会的讲学活动

    康有为,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是维新理论的创造者和变法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他对国势日衰、政局动荡忧心忡忡,并对现状产生了强烈不满。光绪十四年,康有为趁入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由于顽固派的阻挠,这次上书未能递到光绪帝手中,但它却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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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是康有为的学生和得力助手。他在《时务报》上发表了《变法通议》等一系列文章,鼓吹民权学说,提倡维新变法。梁启超认为中国要自强,仅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文化教育制度。他批判封建的君主专制,要求“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梁启超宣传变法的文章在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主笔的《时务报》在数月间行销万余份,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发展。

    甲午战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使得资产阶级维新派加快了变法维新的步骤。几乎在提出“腹地自立”,建立变法基地维新方略的同时,维新派也配套设计了建立变法基地的具体实施纲领,并将其付诸实践。

    南学会讲学是戊戌变法时期湖南维新派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以往学界对南学会的创办、组织、性质及作用的研究已相当深入,然而对讲学内容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却并不多见。近来吴仰湘先生专门对南学会主讲人皮锡瑞的讲学内容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1]。但要更全面详细地认识南学会的讲学内容,就要对可见的有关南学会讲学资料作全面的分析,笔者近来对该学会的讲义及问答资料作了一些收集研究,形成一些心得,故不揣浅陋,撰写成文,以就教于诸方家。

    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与清廷内部反对变法的顽固派和洋务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顽固势力的代表人物王先谦的弟子苏舆编辑了《翼教丛编》,洋务派的头面人物张之洞也撰写了《劝学篇》,对维新变法进行攻击和非难。对此,维新派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批驳。当时,论战主要是围绕着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

    戊戌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通过上述措施,殚心竭力,苦心经营,终使湖南风气大开,民智、绅智、官智顿启,这正如梁启超所形容的那样:“自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小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已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自此以往,虽守旧者日事遏抑,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之士之志不可夺矣,虽全国瓜分,而湖南亡后之图,亦已有端绪矣。”(《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第6册,第129—138页。)

    《孔子改制考》写于光绪十八年,是康有为在其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等人协助下完成的。在书中,康有为把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中国儒家的“三世”说附会在一起,认为社会历史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顺序逐渐前进的。他认为时下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统治的中国社会是“据乱世”,而要达到所谓的“太平世”,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社会,就必须先对“据乱世”进行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升平世”。尽管康有为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描述和解释并不科学,但他强调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否定了君主专制永远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说教,主张变封建的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这就进一步奠定了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把孔子装扮成“托古改制”的“素王”,试图以此证明维新变法非但没有违背圣教,相反是光大了孔子之道。该书同样遭到了顽固派的围攻,并被清廷下令毁版。

    第一,为“开民智”而遍设学堂。

    这期间,着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天津也展开了积极的活动。严复,字又陵,后改为几道,福建侯官人。他早年曾留学英国,对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有较多的了解。中日甲午战争后,他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Evolution and Ethics》)的前两篇,取名《天演论》,并附加了自己的许多见解。严复认为中国只有顺应“天演”规律实行变法,才能由弱转强,否则就将亡国灭种。他特别强调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生物进化论观点,以及“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社会进步观点。严复所宣传、提倡的进化论思想,成为维新派批判封建顽固派守旧不变、激发人们要求变法图强的理论武器。光绪二十一年,严复在天津的《直报》发表了《原强》、《辟韩》等文章,依据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批判封建君权。他指出,按照社会分工的原则,君应由民选择共举,也可以由民废掉。他把秦代以来的专制皇帝都斥为“大盗窃国者”。

    第二,为“开绅智”而广开学会。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谭嗣同应邀回到湖南进行维新活动。此前,江标等人已创办了宣称维新变法的《湘学新报》,巡抚陈宝箴在长沙创办了时务学堂,并聘请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谭嗣同、梁启超的到来,使湖南的维新运动更加蓬勃开展起来。光绪二十四年春,谭嗣同、唐才常等建立南学会,总会设在长沙,并在各县设立了分会。同时,谭嗣同还参与创办了湖南主要维新喉舌《湘报》。南学会每周讲演一次,宣讲天下大事和变法主张,每次都有近千人听讲,湖南维新风气得以大开。维新派的活动使湖南的顽固势力非常恐慌,于是他们群起攻击。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等向陈宝箴递交了《湘绅公呈》,要求“整顿”时务学堂,辞退梁启超、唐才常等人。随后,王先谦又与叶德辉等人煽动部分守旧学生订立《湘省学约》,制定维护封建礼教的条规,以对抗维新思潮。在顽固派的煽动下,一些人哄闹南学会,殴打《湘报》主撰,致使梁启超等维新派被迫离开湖南。

    在设计“腹地自立”维新方略时,维新志士除了瞩目湖南之外,还对湖南的近邻广东颇为青睐。如谭嗣同就曾指出:“吾湘号为能开风气,而近与粤邻。粤又雄区也,人才蔚起,货宝充牣,表海为藩,环山作砺。亦必道吾湘而迫中原,取远势,宏矿产,兴商务,辅车之依,自然之形也。近年两省士夫,互相倾慕,结纳情亲,迥非泛泛。粤人黄会度廉访,梁卓如孝廉、来讲学于吾湘,吾湘亦有张阁学百熙督学于粤以报之。……自南海康工部精探道奥,昌明正学,……湘人闻风,争自兴起,喁喁胶序,怀德慕思。几有平五岭而一逵之心,混两派而流之势。”(《治事篇第十·湘粤》,《湘报》第37号。)极言粤省亦具有自立的良好条件。身为广东人的梁启超也认为:“中国苟受分割,十八行省中可以为亡后之图者,莫如湖南广东两省矣。湖南之士可用,广东之商可用。湖南之长在强而悍,广东之长在富而通。……广东为泰西入中国之孔道,濠镜一区,自明代已为互市之地。自香港隶属于英,白人之足迹益繁,故广东言西学最早,其民习与西人游,故不恶之,亦不畏之,故中国各部之中,其具国民之性质,有独立不羁气象者,惟广东人为最。”(《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第6册,第129—138页。)在谭嗣同和梁启超看来,如果湖南、广东两省能互通声气,彼此呼应,“腹地自立”,建立变法基地的维新方略便可更为顺利地实现。

    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出现的要求改变现状的早期维新思想,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在战后迅速发展起来,并形成一股新的社会思潮。作为新思潮的鼓吹者,资产阶级维新派从救亡图存的爱国要求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为武器,对封建的专制制度和纲常伦理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并对洋务运动的缺陷与弊端,给予了揭露和反思。他们认为,只有维新变法,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才能够挽救民族危机,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维新思潮经过几年的酝酿和发展,终于催生了一场带有一定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的领导者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提出了维新变法的主张,所以也称为维新派。

    广开学会以“开绅智”,是维新派建立变法基地,实行“腹地自立”维新方略的又一重要步骤。针对高度集权的封建中央集权统治,梁启超提出了“兴绅权”的地方自治主张。他认为:“今欲更新百度,必自通上下之情始,欲通上下之情,则必当复古意,重乡权矣。”(《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第6册,第129—138页。)在兴绅权过程中,定权限、开绅智是实现地方自治的两项重要工作。

    但是,议论时政的风气已开,维新变法的潮流并未因顽固派的阻挠而停止发展。梁启超任主笔的上海《时务报》,谭嗣同在湖南倡议设立的南学会及由他参与创办的长沙时务学堂,严复等编辑的天津《国闻报》等,都是宣传变法的重要阵地。

    【资料来源:《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2期】

    为了适应宣传变法维新的需要,梁启超提出过文体改革的主张。他的散文打破传统古文的格局,明快晓畅,通俗易懂,号称“新文体”。梁启超、谭嗣同等还发起所谓“诗界革命”,要求在不破坏旧风格的前提下,诗歌要反映新的现实政治社会内容。黄遵宪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绩最大。黄遵宪,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人,着有《人境庐诗草》、《日本国志》。他认为写作诗歌的目的在于表达思想,反对因袭古人。他写的诗歌反映了异国风物、时代的风云和新的思想文化,开辟了诗歌史上从未有的广阔领域。其中如传诵很广的反对割让台湾的《台湾行》,写出了“人人效死誓死拒,万众一心谁敢侮”的雄壮诗句。

    梁启超还建议陈宝箴独立自任,效古代窦宪经营河西而佐复汉室,仿郑成功守台湾存明正朔的故事,使湖南成为腹地自立之省,担负拯救中华之大任。在梁启超看来,湖南是具备“腹地自立”基本条件的:首先,湖南自陈宝箴任巡抚以来,“吏治肃清,百废俱举,维新之政,次第举行。”(梁启超:《上陈宝箴书》,《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553页。)这为自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次,陈宝箴“明德耆硕,为后帝所倚重,政府所深知,德泽在湘。”(梁启超:《上陈宝箴书》,《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553页。)第三,“公度、研甫皆一时人才之选,殆若天意欲使三湘自立以存中国,而特聚人才于一城以备公用。”(梁启超:《上陈宝箴书》,《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553页。)概言之,湖南实在是“腹地自立”,建立变法基地的最理想的地点。

    光绪二十一年《马关条约》签订时,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发动各省应试的举人1300多人联名上书,反对签订条约,要求立即变法。此次上书虽然被阻挠,但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仅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已演变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而且使康有为成为了维新派的领袖人物。不久,康有为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此后,他又连续上书,反复说明他的变法主张,希望清廷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奖励民间兴办新式工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取消八股取士制度,提倡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以挽救民族危机。清廷中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和洋务派都坚决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反对政治改革。康有为的几次上书又都遭到他们的阻挡,没有成功。但是上书的文稿被印成书,在社会上得到传播,进一步扩大了影响。

    1898年1月,梁启超在题为《论湖南应办之事》的致陈宝箴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实行“腹地自立”维新方略的具体作法。他认为当前“大局之患已如燎眉,不欲湖南自保则己耳,苟其欲之”,则应办好三件大事,即:“一曰开民智,二曰开绅智,三曰开官智。”(《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第6册,第129—138页。)此三事是“腹地自立”的根本,“三者毕举,则于全省之事,若握裘挈领焉矣,”(《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第6册,第129—138页。)从湖南维新运动的整个进程看,维新派在湖南建立变法基地,“腹地自立”的实践活动基本上是按着上述三件大事进行的。这具体表现为:

    这次论战,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进行的第一次正面交锋。通过论战,开阔了知识分子的眼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一个人人谈维新、处处讲变法的新局面,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维新运动的高涨。但是,另一方面,维新派对封建文化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却又奉孔子为教主;要求变革,却只允许“渐变”,反对“突变”;提倡兴民权,却又惧怕和仇视人民的革命斗争,只是希望能够让资产阶级和部分士绅参与政权,这说明他们自身与封建主义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现出维新派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梁启超是“腹地自立”“维新方略”的设计者和实践者。入湘后一个月,他便在《上陈宝箴书》中初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认为在德国强据胶州湾,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之说甚嚣尘上的当时,“非变法,万无可以图存之理”,但是,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如果把变法之事全部拜托于“政府诸贤”,就是“东海可涸,南山可移”,变法也终难成功。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唯一使变法能尽快成功的办法是:“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梁启超:《上陈宝箴书》,《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553页。)

    光绪十七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招生讲学。光绪二十二年,移学舍于广州万木草堂。他在培养维新运动骨干的同时,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为变法主张建立了理论根据。

    谭嗣同也是“腹地自立”维新方略强有力的主张者。甲午战后,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之势,他心急如焚,沉痛地指出:“台湾沦为日之版图,东三省又人俄之笼网,广西为法所涎,云南为英所睨,迩者胶州湾之强取,山东铁路之包办,德又逐逐焉。吁!虽有计、蠡弗能为策矣。”(《治事篇第十·湘粤》,《湘报》第37号。)但他又认为:在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中国全局很难改变,只能从一个地区,致力改革,发愤自强,才可能达到自强保种的目的。在《上欧阳中鹄师书》中即曾明确表述过这种思想,他写道:“中国全局断无可为,而能用之于一县,亦足以开风气,苏近因,育人才,保桑梓,即阴以存中国,甚盛德也。”(《上欧阳中鹄·十四》,《谭嗣同全集》下册,第471页。)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谭嗣同所提出的“自立”的理想地域单位仅仅是一个县,这说明他对封建专制制度高压之下政治变革的艰难已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后来,在某些场合,谭嗣同也把自立区域扩充至整个湖南,认为只要将湖南好好加以治理,弃旧图新,发展科学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即使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湖南仍可保存,如以湖南为基础,“与外洋力战、以争一旦之命,其胜也或可蒙数十年之安。”(《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上册,第217页。)正是在上述思想驱使之下,谭嗣同才毅然辞官回湖南,发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报道时事,鼓吹变法。七月,他们又组织强学会,定期讲演,印行书刊,介绍西学,制造舆论,聚集力量。不久,又在上海成立了强学会分会,出版《强学报》。当时,清廷内部存在着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两派势力的矛盾。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和其他拥护光绪帝的帝党官员支持强学会,而围绕在慈禧太后周围的封建顽固势力和洋务派则对之百般攻击。光绪二十一年底,北京的强学会和《中外纪闻》被查封。随后,强学会上海分会和《强学报》也被张之洞查封。

    在以往的近代史论著里,一般都认为1897年梁启超赴湘的主要使命是时务学堂教学工作,而谭嗣同返湘则是为推进湖南维新运动。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只要对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在湖南期间的言论和行动稍加分析,就会发现,维新志士云集湖南,实际上担负了实现维新派“腹地自立”,建立变法基地维新方略的特殊使命。

    第二,要不要变革封建的政治制度。顽固派与洋务派都要求维护封建的君主专制,反对提倡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制度。顽固派认为兴民权、设议院必将导致天下大乱,所以“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变通”。洋务派也说:“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断言“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维新派则援引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并从中国历史上先进的思想家那里吸取了有益的养料,对封建的“君权神授”论进行了批判。他们宣传“天赋人权”理论,指斥专制君王为窃国大盗、独夫民贼,并指出封建的君主专制是中国贫弱的根源。他们认为,只有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才能使“国家无难决之疑,言路无壅蔽之患,内政即清,外侮不作”。

    不过,在《上陈宝箴书》中,梁启超还只是阐述了在湖南建立自立之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面对于自立之后所应办之事则尚未提及。但不久,梁启超在为“南学会”所做序文中提出了“腹地自立”成功后的进行方略。在序文中,他号召湖南维新志士象日本明治维新时萨摩、长州诸藩的维新志士那样,在建立变法基地之后,乘胜前进,把维新之火燃遍全国。他写道:“吾闻日本末叶,诸侯拥土者数十,而惟萨长、土肥四藩者,其士气横溢,热气备发,风气已成,浸假遍于四岛。今以中国之大,积弊之久,欲一旦而联合之,吾知其难矣。其能如日本之己事,先自数省起,此数省者,其风气成,其规模立,然后浸淫披靡,以及于他省,苟万夫一心,万死一生以图之,以力戴王室,保全圣教噫,或者犹可为也。”(《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第6册,第129—138页。)更加全面地表述了其“腹地自立”维新方略。

    第三,要不要改变封建的教育制度。顽固派彻底排斥西学,坚决维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洋务派虽然赞同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又特别强调要把封建教育的主要内容即儒家的四书五经、封建的纲常名教作为立国之本,提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维新派则批评科举制“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是造成国家贫弱的重要原因。他们要求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废八股、兴学校,为国家培养有用之才,并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

    入湘后,梁启超据此为时务学堂制定了“学约十章”,旨在培养学生维新变法的坚强毅志。他还借批答学生札记之机,宣传资产阶级民权平等思想。为广植人才,他又建议陈宝箴,在时务学堂广招外课生,吸收20岁以上的青年,“与之反复讲明政治所以然之理,国何以而强,民何以而弱,民智何而智,以何而愚,令其恍然于中国种种旧习之必不可以立国,然后授以东西史志各书,使知维新之有功”,进而使“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己任。”(《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553页。)外课生的招收,对湖南民智大开,风气丕变起了一定的作用。在时务学堂的带动下,湖南各地纷起仿效,遂使全省学堂林立,于全国首屈一指。对湖南学风的转变,变法维新人才的培养产生了巨大影响。

    《新学伪经考》刊于光绪十七年。在书中,康有为把自东汉以来一直被奉为经典的“古文经”都斥为“伪经”,认为是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它与孔子无关,只是新莽一朝之学,故称“新学”。虽然《新学伪经考》的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它却动摇了人们对封建传统观念的迷信,打击了顽固派“恪守祖训”、泥守古法的教条,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并为变法制造了理论依据。也正因为如此,该书遭到了封建顽固派的激烈攻击,他们指责该书本旨在于“黜君权,伸民力”。《新学伪经考》曾两次遭到清廷的查禁。

    维新派“腹地自立”,建立变法基地的主张,体现了维新派变法救亡的维新方略,它的提出,有着深刻的时代、阶级背景。

    在地方上,湖南是在维新运动中最活跃的一个省份。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及后任徐仁铸等人支持下,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积极鼓吹变法,使维新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第三,为“开官智”而设“课吏馆”。

    对于“课吏馆”,梁启超是这样设计的:“课吏堂不可不速立,而必须抚部为之校长,司道为之副校长,其堂属即设在密迩抚署之地……堂中陈设书籍,各官所读之书皆有一定。……延聘通人为教习,评阅功课……而彼各官者,恐功课不及格而获谴,恐问不能答而失意,莫不争自濯磨,勉强学问矣。”(《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第6册,第129—138页。)1898年2月,陈宝箴接受了梁启超的建议,依其设想成立了课吏馆。这一机构虽然在湖南维新运动中不如南学会、时务学堂影响大,但它毕竟是维新派建立变法基地的一种独创性措施。

    在梁启超看来,要想建成理想的“变法基地”,必须首先兴“民权”,但同时他又认为“民权”这个东西“非可以旦夕而成”,目前应该做的工作是开民智,因为“权生于智者,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第6册,第129—138页。)民智大开,民权也就自然大兴了,因此,“开民智”是建立变法基地关键的第一步骤。而“开民智”最好的办法则是遍设学堂以教民。为了在短时间内使湖南“风气同时并开,民智同时并启,人才同时并成”,(《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第6册,第129—138页。)早在入湘之前,维新派便为时务学堂制定了激进的教育宗旨。据狄楚青先生《任公事略》所载:“任公于丁酉冬月将往湖南任时务学堂时,与同人商进行之宗旨,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当时任公极力主张第二,第四两种宗旨……南海先生于宗旨亦无异词,所以同行数员;……一律本此宗旨,其改定课本,遂不无急进之语。”“湘中诸学子经此启发,风气一变。”(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7页。)

    此外,19世纪后半期清朝各省督抚权力的增加和地方绅士名流政治影响的扩大,也为“腹地自立”维新方略的制订及实施提供了可能。1897年冬,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提出的“变法三策”中即有“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南海先生上书记》。)一策,所谓“疆臣”当然是指那些握有实权的地方督抚。康有为也认定:全国范围内的同时变法不大可能,而地方疆臣的“各自变法”则是现实可行的。

    19世纪90年,当中国资产阶级新派登上政治舞台时,日本明治维新进程中的“强藩倒幕”已逝去30余年,成为故事。但是,从中国变法维新运动的政治需要出发,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对于明治维新成功的这一关键的历史镜头仍然怀有极其浓厚的兴趣。这正如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教授张灏所指出的那样:“梁氏注意到,明治维新的成功,主要由于首先在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处封建领地成功地实现了变革,然后推广到日本其余地方。由于中国有着广阔的国土和长期存在的问题这个经验对它来说极有借鉴意义。梁氏强调说,按照日本的榜样,首先应限制在数省范围内实现变革,然后在全国推行。……梁氏显然从日本的事例中得出教训:地方自治可以用来为民族主义的目标服务。”(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第125—128页。)

    从上面信函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问题: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云集湖南,不是其个人的盲目行动,而是维新派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维新志士云集湖南的直接目的是,为防止列强瓜分中国,而试图据湘省自立,保国保种;之所以选择湖南为自立之地,主要因为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同时,湘省“地在中腹”,“南连百粤”。具备自立的主客观条件。总之,维新志士在百日维新前夜,齐聚湖南,实际上是承担了完成“腹地自立”维新方略的特殊使命,梁、谭二人参加湖南维新运动的过程,也就是其实践维新方略的过程。

    从历史上看,早在梁启超、谭嗣同入湘之前,维新派鉴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即已开始策划“腹地自立”,建立变法基地的维新方略。据1901年康有为《致赵日生书》中记载,1897年梁启超、谭嗣同到湖南开展维新活动,乃是迫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急形势下所采取的重大应变措施,信中写道:“当戊戌以前,激于国势之陵夷;望在上者而一无可望,度大势必骎骎割至尽而后止,故当时鄙见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因陈宝箴之有志,故令卓如人湘。当时复生见我于上海,相与议大局,而令复生弃官返湘。以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图此机会,若各国割地相迫,湘中可图自主。以地在中腹,无外人之交涉,而南连百粤,即有海疆,此固因胶旅大变而生者。诚虑中国割尽,尚留湘南一片,以为黄种之苗。此固当时惕心痛极,斟酌此仁至义尽之法也。”(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4页。)

    梁启超认为:兴民权和兴绅权虽是当务之急,但是“他日办一切事,舍官莫属也。”开官智实为“万事之起点。”(《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第6册,第129—138页。)开官智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当今的官僚实在是太愚昧了,他们“胸中未曾有地球之形状,曾未有列国之国名,不知学堂工艺商政为何事,不知修道养兵为何政。”以此等庸碌之辈治一省,简直是可笑之至。但是当今之世,“不办事则已,苟办事,则其势不能不委之此辈之乎。”(《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第6册,第129—138页。)真是无可奈何。对此,惟一的上策就是“教之”,而教的最好办法则莫如设“课吏馆”。

    遵循这一方略,维新派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为了打动皇帝的“圣心”,取得皇帝的信任,康有为不厌其烦,连篇累牍地上书皇帝。从1888年到1898年总计上书七次,可谓舌蔽唇焦。同时,为争取官僚士大夫的支持,维新派还组织强学会,办《中外纪闻》,以联络同志,开启官智。在这一系列活动中,维新派虽然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但是在其具体执行过程中却是困难重重的。上书数次,达者寥寥,强学会和《中外纪闻》也很快被封禁,康有为、梁启超也被迫离京南下,这些对于维新派的打击是沉重的。维新运动的几次碰壁,使他们开始认识到:以中国之大,积弊之久,官僚之愚,短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变法是相当困难的,从而对走“上层路线”的维新方略开始产生怀疑。1895年,梁启超在给夏曾佑的一封信中就曾流露出这种看法,他写道:“本欲于月之初间出都,惟日来此间颇有新政,上每言及日耻,辄顿足流涕,常熟亦日言变法,故欲在此一观其举措,以中国学术之芜塞,君相之孱弱,岂能望其大有作为,但能籍国力推行一二事,则于教族两端稍有补耳。”(《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537页。)情绪较为低沉。稍后,在《上陈宝箴书》中,他更大声疾呼:“欲以变法之事,望政府诸贤,南山可移,东海可涸。”(梁启超:《上陈宝箴书》,《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553页。)表现了对清政府的极大失望。旧有的维新方略在短时间内难以奏效,而民族危机又日益严重,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步其后尘占领了旅大,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牙机毕露,已堪虑于目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尽快在全国范围内竖起维新变法的旗帜,以保中国之不亡,维新派必须在坚持其旧有的维新方略的同时,迅速辟出一条新的维新变法的路径,“腹地自立”,建立变法基地的维新方略就是适应这一救亡需要应运而生的紧急措施。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划山东为其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新狂潮。其他列强也相继效尤,瓜分中国,亡国灭种的惨祸再一次降临华夏大地,为救亡图存,变法自强,维新志士心怀“胶东之耻”,加快了维新变法的政治步伐。1897年冬,康有为赶赴北京,递“土清帝第四书”,北京城内再度出现维新变法的热潮。但令人疑惑的是,在此前后,维新派的核心人物却没有奔赴北京,而是纷纷云集湖南。1897年11月梁启超应时务学堂之邀,离沪抵湘。1898年2月,谭嗣同也离开官场,由鄂返湘。梁、谭二人,再加上在湘的康才常、皮锡瑞、樊锥等维新志士,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维新志士群体。

    我们知道,辛亥革命时期,作为倾覆清廷、建立共和的革命手段,资产阶级革命派曾制定过所谓“革命方略”。推而广之,同样,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达到变法救亡、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目的,也应该有其变法入手的方法和手段“维新方略”。当然,出于阶级的、历史的局限,维新派的维新方略还不能象革命派那样,以武装起义达到其政治目的,更不能向下——与即将爆发的下层群众斗争相结合,他们只能向上——一方面伏阙上书,求得皇帝的青睐;另一方面办报纸、开学会,以争取官僚士大夫的支持。用康有为的话来说,就是“变法本源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士大夫始不可”这实际上是康有为亲手拟定的,戊戌变法进程中维新派始终不渝地坚持的走“上层路线”的维新方略。

    梁启超羡慕西方议事、行事分权的政体,认为这种政体能使社会“有一弊当革,无不知也,有一利当兴,无不闻也。”(《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第6册,第129—138页。)西方治国之美就要于此。而要想建立变法基地,实现“腹地自立”维新方略,就必须在地方定权限,设乡绅议事机构,以兴绅权。而兴绅权又必须以开绅智为前提,因为当今的绅士“无学无智”,与官相同,而情伪尚不如官之周知。所以“欲用绅士,必先教绅士”,以开绅士之智。开绅士之智的最好办法是设立学会,其开会具体办法为:“先由学会绅董,各举品行端方、才识开敏之绋士、每州县数人,咸集省中人南学会。”会中“广集书籍图器……定有功课,定期由长官、通人讲演中外大势。省内“一切新政举办者。悉交会中议其可办与否,次议其筹款之法,次议其用人之法。”(《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第6册,第129—138页。)梁启超的上述建议对湖南维新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1898年2月正式开会的南学会实际上就是按照梁启超所设计的原则成立的。南学会的成立,在湖南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各府县受其影响,也纷纷成立学会,计有:任学会、不缠足会、地学分会、公理学会、群萌学会等,一跃居全国之冠,风气大开,民气大振,极大地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腹地自立”的变法基地建设已初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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