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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乾嘉考据学成因,清代经典考据学之祖

发布时间:2020-03-19 11:23编辑:中国史浏览(116)

    “经学即理学”这一命题是全祖望在《亭林< 1 > < 2 >

    在“乾嘉考据学”这个短语中有两个关键词:一是乾嘉,一是考据学。“乾嘉”是一个时间概念,有特定所指。但是,我们讨论乾嘉考据学却不能只着眼于这一时间段来立论。实际上,“乾嘉考据学”标识的是考据学最兴盛时的状态,而其之所以兴起的原因却还必须追溯到在此之前的顺康雍时代。同时,考据作为一种治学方法,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最初指对人或事进行稽考以取信,如《礼记·学记》说:“中年考校”;后引申为对书籍的考订,如《史记·伯夷列传》云:“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但是,将考据称为“学”,并用来专指一个学派,却只在清代才出现。由清初的经学复兴思潮发展为乾嘉时期的“考据学”也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演进过程。因此,我们必须引入时间的概念对乾嘉考据学作动态的分析,考察其形成过程,在此基础上更好地认识其成因。一、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历史基础在我国传统社会中,经学一直处于核心领导地位,没有经学,其它的学术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和评判的标准。西汉以降,学者立论大多依据《诗》、《书》、《礼》等被确定为至高无上权威准则的经典。他们往往通过经典的诠释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清以前,学者们形成了两种风格迥异的注释传统:其一为汉唐训诂之学,以语言训诂、名物考订、典章稽核为主要内容;其二为宋明义理之学,注重对经典思想内容的阐说,形成以“理”为核心的一套学说体系。这两种注释风格在明中叶以前虽然有冲突,但由于在自宋迄于明的五百多年的时间里,理学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训诂之学无法冲击义理之学,也无法在学术界产生足够的影响。宋明理学有“道问学”和“遵德性”的区别,前者以程朱为代表,在明中叶以前处于优势地位,后者以陆王为代表,在明中叶以后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并在王学的旗帜下发扬光大。明中叶以来,以王阳明为代表的王学承陆九渊心学而起,以“致良知”为目的,强调个人道德体悟,否定学习前人注疏之学以及各种知识的重要性。王阳明说:“记诵之广,适以长其傲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王阳明:《传习录》卷中《答顾栋桥书》)王学末流更是将这种不重视知识的思维发展到极端,导致明朝后期士子空谈心性,将六经束之高阁的局面。面对理学的泛滥,许多有见识的学者纷纷开始指责理学的空疏。杨慎尖锐的批评理学家说:“宋世儒者失之专,今世儒者失之陋。失之专者,一骋意见,扫灭前贤;失之陋者,唯从宋人,不知汉唐前说也。”(杨慎《升庵集》卷52《文字之衰》)焦竑对士子不读书的习惯痛心疾首,他在《焦氏笔承续集》卷四《韩献忠》中写道:“今子弟饱食安坐,典籍满前,乃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能不自愧?”肇端于明朝中后叶的反理学思潮在明亡后迅速流传开来。清初学者认为,宋明理学的空疏流弊,在于“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从违”。(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一)顾炎武等人将明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王学的空谈误国,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正是这种对理学,特别是对王学的批判为“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奠定了学术基础。二、从顺治朝到康熙前期:经学复兴期满清入主中原之初,政局尚未稳定,统治者将主要精力放在巩固政权和消弥汉族反抗力量上,尚无力对学术界施加较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思想活跃,也是学术繁荣期。鉴于理学的空疏,在清初逐渐出现了一股回归经学的思潮。江南学者钱谦益说“制科之习比于俚,道学之习比于腐,斯二者皆俗学也。”他又说:“学者之治经也,必以汉人为宗主,……汉不足,求之于唐,唐不足,求之与宋,唐宋皆不足,然后求之于近代。”顾炎武、黄宗羲、万斯同、万斯大等人受这一观点影响较大,在经学研究方面做了许多探索,其中又以顾炎武最有建树。顾炎武在《与施愚山书》中提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这里,“古之所谓理学”显然是指汉儒所代表的训诂之学。后来,全祖望在《亭林先生神道表》中将其转述为“经学即理学。”(全祖望:《鲒埼亭集》卷12)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经学即理学一语开创了清代学术的发展方向。”[1](P10)在清初学者的视野中,经学以经典作为立论的出发点,相对于王学末流的空发议论显得更为实在。而这种实在正是学者们所追求的目标。纵观这一时期的经学复兴思潮,实际上是由两种原因共同造成的:其一,“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倡导经学并不意味着对理学的完全疏离。清初学者大多数是在理学弥漫学界的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不可避免的会受到理学的影响。他们提倡经学,但最初的动机不仅仅是批判理学,还在于以经学来弥补理学的不足,即取证经书来说“理”。因而,清初学者回到经典文本,以此来为理学寻找依据。以王学为宗旨者,如黄宗羲、黄宗炎、胡渭选择以《周易》作为考察对象,目的就在于攻击程朱一派构筑其学理的基础——“太极图说”之伪;相反,以程朱为宗者,如顾炎武、阎若璩则选择以《古文尚书》为考证对象,其目的也在证明王学一派赖以建立其学说的“虞廷传心”方针——“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执厥中”之伪。[1](P347)页码1 2 3 4 <

    [摘要]清代学术以经典考据学为其代表,顾炎武可称考据精审的第一位典范人物。他慨然以匡时济世为己任,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纲领,试图复兴经学,“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并把经学引导到经世致用的道路上来。他的学说上矫宋明理学之流弊,下开清人朴学之先声,对清代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对顾炎武的生平与学行、“经学即理学”学术纲领的提出及其意义、通经致用的治经宗旨作一较新的探索。[关键词]清代;经典考据学;顾炎武清代学术以经典考据学为其代表,若探寻其学术渊源,可以上溯到明中叶杨慎、梅、陈第等人那里,但明人考证之学有刻意“求博”的特点。实事求是之意不足,而哗众取宠之心有余。所谓“求博”,即以博奥夸耀于世,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明人著书,好夸博奥,一核其实,多属子虚,万历以后风气类然。”《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六,子部,道家类,《庄子翼》,中华书局1983年版.又说:“明代说经,喜骋虚辨。国朝诸家,始变为征实之学,以挽颓波。”《四库全书总目》卷十六,经部,诗类二,《毛诗稽古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入清以后,学者鄙弃明人治学的浮嚣之气,考证之学由“求博”转向“求真”,说经之风亦由“虚辨”变为“征实”。清初的顾炎武可称务真求实、考据精审的第一位典范人物。西汶艺术网顾炎武慨然以匡时济世为己任,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纲领,试图复兴经学,“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并把经学引导到经世致用的道路上来。他的学说上矫宋明理学之流弊,下开清人朴学之先声,对清代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乾嘉时期考证之学蔚为大国,学者沿流溯源,多以顾炎武为清代经学之祖。《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五·左传杜解补正》亦称:“国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西汶艺术网顾炎武一生广涉经学、史学、方志、地理、音韵、文字、金石考古、诗词散文。他一生留下几十种学术著作,其中《日知录》和《音学五书》等书是其积学数十年的力作,一向为学林所推重。《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九“日知录”条称:“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其证佐,而后笔之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非如杨慎、焦诸人,偶然涉猎,得一义之异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同书卷四十二《经部·小学类三》于《诗本音》条下谓:“即本经所用之音,互相参看,证以他书,明古音原作是读。……南宋以来随意叶读之谬论,至此始一一廓清,厥功甚巨。”这是说顾氏继明代陈第《毛诗古音考》之后,破除宋人叶音说,立足于探讨古音本原,推寻经传,使音韵文字之学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而成为独立的专门之学。顾炎武不仅是学术的典范,在道德人格上也堪称典范,他将“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结合起来,强调这是实践“圣人之道”的基本功夫。他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三百年来激励无数仁人志士的思想武器。一、顾炎武的生平与学行顾炎武(1613-1682),出生于苏州昆山县之花蒲村,原名绛,字宁人,号亭林。明亡后,更名炎武。自六朝以下,顾、陆、朱、张四姓乃江南吴郡世家大族,而顾氏居其首。辗转至明中后期,顾氏家族早已凋零式微,失去了昔时的辉煌。据载,顾氏家族望出吴郡,“五代之际或徙于滁。宋南渡时讳庆者自滁徙海门县之姚刘沙。庆次子伯善又徙昆山县之二十四保(自注:今太仓州六都)地名花蒲,自讳庆而下世系可考。”顾氏谱系考,亭林先生遗书汇辑,光绪刻本,校经山房藏书.又据顾炎武所言:“炎武之先,家海上,世为儒”,“炎武之先人,皆通经学古。”顾炎武·抄书自序,亭林文集卷二,四部丛刊本.顾氏家族从明正德时门庭方显,先祖顾鉴,字仲明,官至刑科给事中。其子顾济,正德十二年进士,授行人,旋擢刑科给事中,他为人耿直,敢于犯颜直谏,颇为同僚所敬畏。后在“大礼仪”之争中,因反对世宗加生父兴献帝皇号,不果,请侍养归,越数年卒。顾济之子顾章志即顾炎武之曾祖,嘉靖进士,累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时严嵩把持朝政,大臣多出入其门,独章志不肯阿附。后出为饶州府,留心财赋马政水政,有政声。章志见世讲“良知”之学者,喻之为“尘羹土饭之类”顾绍芳·先考嘉议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赠都察院右都御使观海府君行实,宝庵集卷十九,万历刻本.。可见,顾章志是位务实能干的官员,而非谈心论性的理学家。这应当是顾炎武以后注重经世之学的家学渊源本处采纳了鱼宏亮博士的观点,见顾氏家学及其对顾炎武的影响,南都学刊2003-7.。顾炎武的祖父顾绍芳,九岁丧母,与弟绍芾自幼随父任上,对公门事务甚为熟悉,万历五年进士,累迁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编修知制诰。醉心古今之学,关注当世之事,人称其“家学用事”。对顾炎武一生影响甚大的是他的从祖父顾绍芾和嗣母王氏。绍芾“自小从侍郎之官,足迹半天下,复能通晓国家典章”,其学“贯穿《左氏》、《史记》,出入诸子,旁通金丹释氏之学”,“读《史》、《汉》及《通鉴》,皆标记其地形兵法,及有一策可用者,表而出之”,“卒时犹日录邸报,每纸一幅,至两千余”陈济生·启贞两朝遗诗小传,明代传记丛刊本,台北:明文书局.,绍芾三试不中,后绝意仕进。时党争正烈,两党之魁皆与之游,而他初不以党故相善,然具晓其中曲折。他一生关注的是政务典章、地理兵法、经济时务诸事,合于“家学用事”之旨。页码1 2 3 4 5 6 <

    学术思想

    一、“经学即理学”的提出及其文本依据

    顾炎武采取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不是偶然的,而是学术自身发展的结果。从明中期以来学术发展的趋势来看,虽然“尊德性”的王学风靡全国,但罗钦顺、王廷相、刘宗周、黄道周,重“学问思辨”的“道问学”也在逐渐抬头。他们把“闻见之知”提到了重要地位,提倡“学而知之”,强调“读书为格物致知之要”,重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而在嘉靖、隆庆年间,就有学者归有光明确提出“通经学古”(《归震川先生全集》卷七)的主张,认为“圣人之道,其迹载于六经”,不应该离经而讲道。明末学者钱谦益更是与之同调,认为“离经而讲道”会造成“贤者高自标目务胜前人,而不肖才汪洋自恣莫不穷洁”的不良后果,他提倡治经“必以汉人为宗主”。以张溥、张采、陈子龙为代表的“接武东林”的复社名士,从“务为有用”出发,积极提倡以通经治史为内容的“兴复古学”。这就表明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已在儒学内部长期孕育,成为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用经学以济理学之穷思想的先导。

    顾炎武是清代初期思想界的一颗巨星,他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对清代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学即理学”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海内外学术界对这一命题的理解一直众说纷纭,甚至有学者认为,全祖望在《亭林先生神道表》中的这一概括不能代表顾炎武的思想,这些分歧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明清之际学术转型之内在理路的认识,本文拟就这一命题进行重新分疏,并阐发其思想史意义。

    面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顾炎武认为当务之急在于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他在纂辑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首先关注的是土地兼并和赋税繁重不均等社会积弊,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揭露,指出“世久积弊,举数十屯而兼并于豪右,比比皆是”,乃至出现了“有田连阡陌,而户米不满斗石者;有贫无立锥,而户米至数十石者”的严重情况。在所撰写的《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和《郡县论》中,他探索了造成上述社会积弊的历史根源,表达了要求进行社会改革的思想愿望。他指出“郡县之弊已极”,症结就在于“其专在上,初步触及到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问题,从而提出了变革郡县制的要求。他指出,”法不变不可以教今……而姑守其不变之名,必至于大弊“。在《日知录》中,他更是明确地宣称自己的撰写目的就是:“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复,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并强调“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顾炎武在“明道救世”这一经世思想的指导下,提倡“利民富民”。他认为,“今天下之大患,莫大乎贫”,因而认为“有道之世”,“必以厚生为本”,他希望能逐步改变百姓穷困的境遇,达到“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他不讳言“财”“利”。他说:“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财源塞而必损于民。”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言财言利,而在于利民还是损民,在于“民得其利”还是“官专其利”。他认为自万历中期以来,由于“为人上者”只图“求利”,以致造成“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的局面。由此,他主张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并且指出只有这样,才是真知其“本末”的做法。 顾炎武也和黄宗羲、王夫之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对“私”作出了肯定,并对公与私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论述。他说:“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以不能免矣。……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这就把人之有私看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现象,并且认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他的这种利民富民和“财源通畅”的主张,以及对“私”的肯定,都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状态下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

    此外,顾炎武还倡导“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治学方法。他身体力行,潜心研究,考辨精深,撰写出《日知录》、《音学五书》等极有学术价值的名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谈及《日知录》时,说:“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洗繁而牴牾少。”顾炎武的学术主张使当时学者折服而心向往之,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转移治学途径的作用,使清初学术逐渐向着考证经史的途径发展。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顾炎武开创了一种新的学风,即主要是治古代经学的学风。汪中也曾说:“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顾炎武成为开启一代汉学的先导。

    顾炎武把古韵分为10部,其中有4部成为定论,即歌部、阳部、耕部、蒸部。其余几部也都初具规模,后来各家古韵分部,都是在顾氏分部的基础上加细加详。顾炎武在音韵学上的最大贡献是用离析“唐韵”的方法研究古韵。宋人也曾研究古韵,但把《唐韵》的每一个韵部看成一个整体,没有想到把它们拆开,因此,尽管把韵部定得很宽,仍然不免出韵。另一个极端是遇字逐个解决,没有注意到语音的系统性。顾炎武则把某些韵分成几个部分,然后重新与其他的韵部合并。这样有分有合,既照顾了语音的系统性,又照顾了语音的历史发展。他首先废弃平水韵,回到“唐韵”。比如把尤韵一部分字如“丘”、“谋”归入“之咍”部,这就是“离析唐韵”,回到古韵。再比如把支、麻、庚三韵各分为二,屋韵分为三,令它们归入不同的古韵部,充分体现了古今语音系统的差别。他的这种离析工作,直到今天大家还公认是很有价值的。其次,他最先提出用入声配阴声。《诗经》常常有入声字跟阴声字押韵,以及一个字有去入两读的现象,顾炎武从这些现象中认识到,除了收唇音的入声缉、合等韵没有相应的阴声韵以外,入声都应该配阴声。在古音学的分部问题上,有阴阳入三分法,有阴阳两分法,按两分法说,他的作法是对的。


    经学济理学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分别出自《论语》的《颜渊》篇和《子路》篇,是孔子在不同场合答复门人问难时所提出的两个主张。顾炎武将二者结合起来,并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成了他的为学宗旨与处世之道。他说:“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可见,他所理解的“博学于文”是和“家国天下”之事相联系的,因而也就不仅仅限于文献知识,还包括广闻博见和考察审问得来的社会实际知识。他指责王学末流“言心言性,舍多而学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说明他所关心的还是“四海之困穷”的天下国家之事,所注重的自然是“经世致用之实学”,这也就是顾炎武“博学于文”的为学宗旨。

    顾炎武也正是沿着明季先行者的足迹而开展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的。他在致友人施愚山的书札中就明确提出了“理学,经学也”的主张,并指斥说“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他认为,经学才是儒学正统,批评那种沉溺于理学家的语录而不去钻研儒家经典的现象是“不知本”。他号召人们“鄙俗学而求六经”,主张“治经复汉”。他指出:“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在他看来,古代理学的本来面目即是朴实的经学,正如全祖望所概括的“经学即理学”(《鲒琦亭集》卷一二),只是后来由于道二教的渗入而禅化了。因此,他倡导复兴经学,要求依经而讲求义理,反对“离经而讲道”。顾炎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称为“务本原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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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炎武从“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出发,还萌发了对君权的大胆怀疑。他在《日知录》的“君”条中,旁征博引地论证了“君”并非封建帝王的专称,并进而提出反对“独治”,主张“众治”,所谓“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强调“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他虽然还未直接否定君权,未能逾越封建的藩篱,但他这种怀疑君权、提倡“众治”的主张,却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独裁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色彩。顾炎武“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更为突出的是他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响亮口号。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不是指一家一姓王朝的兴亡,而是指广大的中国人民生存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因此,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就成为一个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的口号,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而在顾炎武的一生中,也确实是以“天下为己任”而奔波于大江南北,即令他在病中,还在呼吁“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充分表达了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尚情操。

    此外,顾炎武“博学于文”的为学宗旨的一大特色,是他不仅强调读书,而且提倡走出书斋、到社会中去考察。他说:“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犹当博学审问。……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他提倡读书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这个方法的提出和运用,开创了清初实学的新风。

    博学于文

    明道救世

    所谓“行己有耻”,即是要用羞恶廉耻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言行。顾炎武把“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等处世待人之道都看成是属于“行己有耻”的范围。有鉴于明末清初有些学人和士大夫寡廉鲜耻、趋炎附势而丧失民族气节,他把“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结合起来,强调二者的关系。他说:“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是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因此,他认为只有懂得羞恶廉耻而注重实学的人,才真正符合“圣人之道”。否则,就远离了“圣人之道”。所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既是顾炎武的为学宗旨和立身处世的为人之道,也是他崇实致用学风的出发点。

    晚明以来,阳明心学以至整个宋明理学已日趋衰颓,思想学术界出现了对理学批判的实学高潮,顾炎武顺应这一历史趋势,在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中,建立了他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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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是以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为出发点的,其锋芒所指,首先是阳明心学。他认为,明朝的覆亡乃是王学空谈误国的结果。他写道:“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他对晚明王学末流的泛滥深恶痛绝,认为其罪“深于桀纣”。他进而揭露心学“内释外儒”之本质,指斥其违背孔孟旨意。他认为儒学本旨“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他直分赞同宋元之际著名学者黄震对心学的批评:“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心即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天下本旨远矣。”既然陆王心学是佛教禅学,背离了儒学修齐治平的宗旨,自当属摒弃之列。 在顾炎武看来,不惟陆王心学是内向的禅学,而且以“性与天道”为论究对象的程朱理学亦不免流于禅释。他批评说:“今之君子……是以终日言性与天道,而不自知其堕于禅学也。”又说:“今日《语录》几乎充栋矣,而淫于禅学者实多,然其说盖出于程门。”他还尖锐地指出:“孔门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也。用心于内,近世禅学之说耳。……今传于世者,皆外人之学,非孔子之真。”这不仅是对陆王心学的否定,也是对程朱理学的批评。但是,在面临以什么学术形态去取代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的氛择时,却受到时代的局限,他无法找到更科学更新颖的理论思维形式,只得在传统儒学的遗产中寻找出路,从而选择了复兴经学的途径:“以复古作维新”。

    顾炎武采取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不是偶然的,而是学术自身发展的结果。从明中期以来学术发展的趋势来看,虽然“尊德性”的王学风靡全国,但罗钦顺、王廷相、刘宗周、黄道周,重“学问思辨”的“道问学”也在逐渐抬头。他们把“闻见之知”提到了重要地位,提倡“学而知之”,强调“读书为格物致知之要”,重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而在嘉靖、隆庆年间,就有学者归有光明确提出“通经学古”(《归震川先生全集》卷七)的主张,认为“圣人之道,其迹载于六经”,不应该离经而讲道。明末学者钱谦益更是与之同调,认为“离经而讲道”会造成“贤者高自标目务胜前人,而不肖才汪洋自恣莫不穷洁”的不良后果,他提倡治经“必以汉人为宗主”。以张溥、张采、陈子龙为代表的“接武东林”的复社名士,从“务为有用”出发,积极提倡以通经治史为内容的“兴复古学”。这就表明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已在儒学内部长期孕育,成为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用经学以济理学之穷思想的先导。

    顾炎武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是著名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他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建树了承前启后之功。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顾炎武还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 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钱穆称其重实用而不尚空谈,“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顾炎武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另著有《日知录》、《肇域志》、《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

    顾炎武(1613年7月15日—1682年2月15日),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人,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本名绛,字忠清;南都败后,因为仰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为人,所以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学者尊为亭林先生。明季诸生,青年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并参加昆山抗清义军,败后漫游南北,曾十谒明陵,晚岁卒于曲沃。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

    古韵研究

    行己有耻

    顾炎武在古音学的研究中,一方面有理论的建树,另一方面有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所以后来被学者誉为古音学的奠基者。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音学五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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