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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敦煌遗书的神秘面纱,英藏敦煌文献整理与

发布时间:2019-08-02 10:38编辑:中国史浏览(54)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张春海 实习记者 强慧婷)7月22日,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郝春文领衔编著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出版发布会在京举行。

    内容摘要:《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一卷修订版日前出版。《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创造性地采用了以馆藏流水号全面整理敦煌文献的方式、以“读书班”整理敦煌文献的形式。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荣新江认为:“敦煌藏经洞发现已过百年,以前的研究比较散碎,而本书正是敦煌学者献给学界大规模、完整成果的代表之作。专家希望,《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不仅能为敦煌学研究者提供经过整理的研究资料,也能为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和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的研究者利用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扫除文字上的障碍,从而推动敦煌学深入发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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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19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向世人开启,从此也开启了敦煌文物与文献被劫掠至海外的历程。80年代后期,随着敦煌学的深入发展,缩微胶片越来越不能适应学界研究需要,重拍、精印敦煌文献的设想开始在一些学者中酝酿。而《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按馆藏原编号顺序整理,能更为完整地体现敦煌遗书的全貌。长期从事甲骨、简牍、文书、墓志等出土文献整理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素,深知敦煌文献整理之不易,“做学术研究具有选择性,自己不懂的可以回避。“敦煌文献的发现已经有百余年了,是时候敦煌学界为学术界贡献一份大规模、成果丰硕的文献整理代表作了。“《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收录的是英藏敦煌文献的非佛教文献部分,即所谓的世俗文本。

    《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1-15卷收录了S.10-S.3330中有关社会历史文献的写本号1087个、1259件文书,总字数540万。按照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流水号依次对每件文书进行文字释录,并对原件的错误加以校理,尽可能地解决所涉及文书的定性、定名、定年等问题,每件文书一般包括文书的标题、释文、说明、校记和参考文献等几个部分。

    关键词:敦煌文献;文书;释录;研究;整理;教授;郝春文;敦煌学;出版;学者

    莫高窟第290窟菩萨-北周 敦煌研究院供图

    关键词:文书;敦煌文献;郝春文;研究;释录;写本;学者;敦煌遗书;文献整理;佛教

    在出版发布会上,郝春文教授回首自己30年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他说道:“敦煌文书是手写文书,对它的识读是一项艰苦的创造性工作,涉及到很多俗体字、异体字,所以必须慢工出细活。”此项浩大的工程现在才完成了一半,对今后的工作郝春文教授依然保持极其谨慎的态度,他强调:“虽然我从事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已有30多年了,却越来越感到这项工作是个无底洞,我们掌握的知识和信息还远远不能满足整理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所以,30多年的历练并未让我达到驾轻就熟的境界,反而更加感到从事此项工作永远要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临大敌、战战兢兢的谨慎态度,稍有不慎,就会留下遗憾甚至错误。”

    作者简介:

    19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向世人开启,从此也开启了敦煌文物与文献被劫掠至海外的历程。出土的6万多件古文献,国内仅存一万多件,而英国藏有1.5万余件,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有7000余件,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有1.9万多件,此外,日本、丹麦、印度、德国、美国、瑞典、奥地利、韩国等国也有收藏。

    作者简介: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素认为,郝春文教授及其团队克服了写本文献识读的难题,将研究生的培养与整理工作团队建设结合起来是非常难得的。郝春文撰写了1800字的凡例,其中第七条交代释文的格式就用了200字,写的非常的细。这样在保证全书体例一致的同时也保证了本书参编人员变,但书的总体质量不变。

      《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一卷修订版日前出版。至此,该书已出版15卷,完成了计划卷数的一半。

    去海外寻访这些散落的遗存,将它们“带”回国,整理出来,供学界共同研究使用,是几代中国学者的夙愿,也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郝春文耗费了近30年光阴从事的事业。近日,由他策划、主编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1-15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19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向世人开启,从此也开启了敦煌文物与文献被劫掠至海外的历程。出土的6万多件古文献,国内仅存一万多件,而英国藏有1.5万余件,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有7000余件,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有1.9万多件,此外,日本、丹麦、印度、德国、美国、瑞典、奥地利、韩国等国也有收藏。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荣新江是本书最初就聘请的编委,他指出,敦煌文献从1900年藏经洞发现,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现在我们需要拥有一些规模比较大的成果,由于敦煌文献是陆续发表出来的,过去不具备做这样大规模成果的条件,现在的敦煌学应该贡献给学术界一个完整的敦煌文献。他还表示,敦煌文献基本是写本文献,有的是经史子集类的文书,也有很多公私文书、历日等,可以说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而这些都是传统校勘学没有的,需要自创体例,在整理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创立一些新的方法,处理写本文献释录中的问题,这个过程也是建立新的写本学的过程。

      作为我国敦煌学界的第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1—15卷)是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郝春文为首的团队历经20多年整理研究的重大成果。他们全面整理了收藏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将1000多年前的手写文字释录成通行的繁体字,并校理原件的错误,尽可能地解决了文书的定性、定名、定年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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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海外寻访这些散落的遗存,将它们“带”回国,整理出来,供学界共同研究使用,是几代中国学者的夙愿,也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郝春文耗费了近30年光阴从事的事业。近日,由他策划、主编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1~15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孟彦弘在会上指出,作为这套书的使用者和受惠者,按原编号整理展现了英藏敦煌文书的全貌,符合当前开展综合研究和宏观研究的整体趋势。每件文书后所附的说明和参考文献部分更是直接将读者领到了该文书研究的学术前沿,非常受用。

      文献原件分散、字形杂,收集整理难度大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佛说十王经》,编号:S.39616 资料图片

      几代人的夙愿

    “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面向基础研究的第一批重大招标项目,同时也是我国敦煌学界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是以郝春文教授为首的团队历经20多年完成的阶段性成果。该书现已出版了15卷,完成了计划卷数的一半。

      “我们对于敦煌文献所蕴涵的丰富文化内涵的了解还很不够,很多非常有价值的资料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研究和利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游自勇介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敦煌文献原件大量被海外图书馆收藏,影印件价格昂贵,流传不广;其二,敦煌文献多为写本,充斥着大量的俗字、异体字,还有河西方音,难以直接阅读。”

    几代人的夙愿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对于敦煌遗书的外流和敦煌学研究在国外如火如荼地展开,陈寅恪曾有过这样的感慨。

    作者简介

      上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历史的原因,想要对敦煌文献进行全面的整理几乎不可能实现。90年代后,国际间合作加强,各地的敦煌文献先后被影印出版,再加之学界积累造就了一批敦煌文献的分类释录本,使得全面整理敦煌文献拥有了条件。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对于敦煌遗书的外流和敦煌学研究在国外如火如荼地展开,陈寅恪曾有过这样的感慨。

      百余年前,罗振玉等先辈学者只能靠从法国人伯希和处抄录和其赠送的少量文献照片从事整理研究工作。20世纪20年代以后,刘复、王重民、向达等前辈学者远渡重洋,赴巴黎、伦敦调查、整理、研究敦煌文献,在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令人钦佩的研究成果。但在很长一个时期,看不到原件仍是阻碍我国学者真正了解、利用敦煌文献的主要原因。由于资料散落海外,20世纪50年代我国学者编写的敦煌资料竟被国外学者比照原卷挑出300余处错讹。回溯那段“伤心史”,郝春文感慨颇多。

    姓名:张春海 强慧婷 工作单位:

      1996年,《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工程正式启动,国内外一流的敦煌学者陆续加入到这个工程的研究队伍中。

    百余年前,罗振玉等先辈学者只能靠从法国人伯希和处抄录和其赠送的少量文献照片从事整理研究工作。20世纪20年代以后,刘复、王重民、向达等前辈学者远渡重洋,赴巴黎、伦敦调查、整理、研究敦煌文献,在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令人钦佩的研究成果。但在很长一个时期,看不到原件仍是阻碍我国学者真正了解、利用敦煌文献的主要原因。由于资料散落海外,20世纪50年代我国学者编写的敦煌资料竟被国外学者比照原卷挑出300余处错讹。回溯那段“伤心史”,郝春文感慨颇多。

      也正是从那时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1957年,北京图书馆通过交换得到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汉文文献S.6980号以前部分的缩微胶片,70年代该馆又购得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全部敦煌文献缩微胶片。至此,我国学者已可通过缩微阅读器查阅大部分敦煌汉文文献资料。然而,由于胶片流传不广、字迹不清,除专门研究敦煌学的学者使用外,这套资料在学界应用并不广泛。

      然而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也发现了许多困难。首先,如果使用整理敦煌文献的通行方法——分类,会难以反映敦煌文献的全貌,易使人们忽略敦煌文献的整体性,分类释录本也很难完备,还存在交叉和重复;再者,敦煌文献残件多,双面书写多,同一卷子里常有互不相干的内容,判定这些文书的性质、用途以及书写年代就具有了相当的难度。

    也正是从那时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1957年,北京图书馆通过交换得到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汉文文献S.6980号以前部分的缩微胶片,70年代该馆又购得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全部敦煌文献缩微胶片。至此,我国学者已可通过缩微阅读器查阅大部分敦煌汉文文献资料。然而,由于胶片流传不广、字迹不清,除专门研究敦煌学的学者使用外,这套资料在学界应用并不广泛。

      80年代后期,随着敦煌学的深入发展,缩微胶片越来越不能适应学界研究需要,重拍、精印敦煌文献的设想开始在一些学者中酝酿。1989年,当郝春文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英国国家图书馆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合作重新编印英藏敦煌文献的工作时,他兴奋难掩:“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重拍的照片的情形,清晰度大为提高,原来缩微胶片中模糊的文字绝大部分清晰可辨!”

      创新研究方法,推动敦煌学发展

    80年代后期,随着敦煌学的深入发展,缩微胶片越来越不能适应学界研究需要,重拍、精印敦煌文献的设想开始在一些学者中酝酿。1989年,当郝春文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英国国家图书馆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合作重新编印英藏敦煌文献的工作时,他兴奋难掩:“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重拍的照片的情形,清晰度大为提高,原来缩微胶片中模糊的文字绝大部分清晰可辨!”

      这时,一个宏愿在郝春文心中产生了——依据这样的照片,校订与整理出一份完整的敦煌遗书文字释文。英藏文献最先有了高清图片,就从英藏开始。

      面对困难,研究队伍选择探索新方法,弥补过去研究的缺陷。

    这时,一个宏愿在郝春文心中产生了——依据这样的照片,校订与整理出一份完整的敦煌遗书文字释文。英藏文献最先有了高清图片,就从英藏开始。

      “如果从1900年算起,敦煌文献的发现已有百余年了。然而,对学界而言它们仍然显得神秘又陌生。过去是因为远渡重洋获取研究资料不易,近来则是因为文献多为手写本,保存了大量唐宋时期的俗体字和异体字,还有不少使用河西方音,一来与刻本相比辨认不易,二来未经校订学术界不敢随便引用。”郝春文介绍。

      《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创造性地采用了以馆藏流水号全面整理敦煌文献的方式、以“读书班”整理敦煌文献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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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万多件古文献,3万件以上的古写本,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民俗、语言、文学、音乐、舞蹈、科技以及中西交通信息,对研究我国中古时期社会全貌是难得的一手资料。与现存经典典籍多为宋以后刻本相比,写本是年代更为久远的唐时和唐前版本,对研究我国古文献具有参考意义。然而,除专门研究敦煌的学者对这些文献有分类研究外,很多有价值的信息一直被学界所忽视,这与文献的丰富内涵不符,对学术研究而言未免是一个遗憾。”说起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的初衷,郝春文这样说。

      “郝春文教授首创以收藏地点为单位按流水号逐一整理和研究敦煌社会历史文献的方式,可以最大限度避免遗漏,也弥补了分类法的不足。而‘读书班’是一种成员集体会读、研讨、共同解决问题的研究方式,既利用集体智慧解决疑难问题,又通过从个别到一般的形式凝聚共识、统一体例。团队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达到提高项目质量、加快进度和培养人才3个目的。”游自勇介绍。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卷轴装《张敖〈新集吉凶书仪〉》,编号:S.1040 资料图片

      然而,郝春文没有想到的是,这项工作一旦开始,就耗费了他近30年的时光,“从20世纪90年代酝酿项目、申请执行,至2000年出版第1卷《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再到今日出至15卷,28年过去了,大概完成了英藏文献整理工作的一半。全部完成大概要出至30卷,至少还需要十年”。

      为了更准确地对文书进行定性、定名、定年,研究团队采用了新的角度和眼光。

    “如果从1900年算起,敦煌文献的发现已有百余年了。然而,对学界而言它们仍然显得神秘又陌生。过去是因为远渡重洋获取研究资料不易,近来则是因为文献多为手写本,保存了大量唐宋时期的俗体字和异体字,还有不少使用河西方音,一来与刻本相比辨认不易,二来未经校订学术界不敢随便引用。”郝春文介绍。

      在看起来是“笨功夫”的文献整理和能够出成果的学术文章撰写之间,郝春文不是没有过挣扎,他的整理团队不断有人加入,有人离开,“如果我写文章,也许一时有人读,能够给我带来名声。但这套书千百年后,我相信还会有人读。至于法藏、俄藏文献,就要留给后来人整理了”。

      “如果仅仅用印本书籍的思维和要求来看待这些文书,往往对于文书的性质理解会出现偏差。因此看待这些文书时,要怀有对古人的敬畏之情,从文书实际使用者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文书性质。其次,要注意用全景式的眼光来把握文书的性质,对正反面以及相关联的文书进行观照。”郝春文解释道。

    “6万多件古文献,3万件以上的古写本,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民俗、语言、文学、音乐、舞蹈、科技以及中西交通信息,对研究我国中古时期社会全貌是难得的一手资料。与现存经典典籍多为宋以后刻本相比,写本是年代更为久远的唐时和唐前版本,对研究我国古文献具有参考意义。然而,除专门研究敦煌的学者对这些文献有分类研究外,很多有价值的信息一直被学界所忽视,这与文献的丰富内涵不符,对学术研究而言未免是一个遗憾。”说起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的初衷,郝春文这样说。

      献给学术界的一份礼物

      在这样的认识下,《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对很多敦煌文献的性质有了新的判断。比如,一件文书同时抄写了很多不同的内容,各内容间毫无联系,以往的研究往往是将这份文书分割为很多部分,项目组则认为不能割裂,将之作为一个整体研究。

    然而,郝春文没有想到的是,这项工作一旦开始,就耗费了他近30年的时光,“从20世纪90年代酝酿项目、申请执行,至2000年出版第1卷《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再到今日出至15卷,28年过去了,大概完成了英藏文献整理工作的一半。全部完成大概要出至30卷,至少还需要十年”。

      敦煌遗书,即莫高窟所出的古写本和少量刻印本,年代上迄东晋、下至北宋初。汉文写本在3万件以上,其中佛教文献占约90%,非佛教文献占10%,包括经、史、子、集和大量的官私文书等。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荣新江认为:“敦煌藏经洞发现已过百年,以前的研究比较散碎,而本书正是敦煌学者献给学界大规模、完整成果的代表之作。项目研究进行的过程也是新体例、新方法不断创立并完善的过程。”

    在看起来是“笨功夫”的文献整理和能够出成果的学术文章撰写之间,郝春文不是没有过挣扎,他的整理团队不断有人加入,有人离开,“如果我写文章,也许一时有人读,能够给我带来名声。但这套书千百年后,我相信还会有人读。至于法藏、俄藏文献,就要留给后来人整理了”。

      在非佛教文献中,最具有史料价值的是官私文书。官文书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籍帐等;有与户部、刑部、兵部相关的文书片断;有军制、市制、屯田、长行马等有关文书,使各种制度得以稽考。私文书有契券、社司转帖、帐历、书牍、分家产文书、遗书等。寺院文书是官私文书的一个分支,约有500件以上,是研究敦煌教团政治经济结构的绝佳材料。

      专家希望,《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不仅能为敦煌学研究者提供经过整理的研究资料,也能为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和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的研究者利用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扫除文字上的障碍,从而推动敦煌学深入发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杨瑾参与采写)

    献给学术界的一份礼物

      然而,各种各样的文献,形态歧杂多样,如何完整、正确、科学地著录,煞费思量。《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1~15卷收录的是英藏S.10号至S.3330号中非佛典文献的部分,按馆藏原编号顺序进行整理,含社会历史文献写本1087号,文书1259件,总字数540万。

    敦煌遗书,即莫高窟所出的古写本和少量刻印本,年代上迄东晋、下至北宋初。汉文写本在5万件以上,其中佛教文献占约90%,非佛教文献占10%,包括经、史、子、集和大量的官私文书等。

      “对敦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以前并非没有。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版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目前已整理出版了赋、社邑、契约、医药、天文历法、表状笺启书仪、禅籍、佛教经录、讲经文因缘等多种分类文书。而《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按馆藏原编号顺序整理,能更为完整地体现敦煌遗书的全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孟彦弘介绍,“此外,丛书不仅对图版《英藏敦煌文献》进行增补,而且与原件进行对照与核正,对文书的性质、名称、年代予以考证和说明,并在参考文献中著录了学界对每件文书的研究成果,这为非敦煌学专业的学者提供了权威可靠的资料,也能够减少他们检索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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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从事甲骨、简牍、文书、墓志等出土文献整理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素,深知敦煌文献整理之不易,“做学术研究具有选择性,自己不懂的可以回避。而文献整理没有选择性,需要史学知识、相关学科知识和良好的古文字功底,自己不懂的,就算遍查资料也必须弄懂。”

    编号为S.3050的敦煌文书,背面书写着《善惠和尚因缘》 资料图片

      对敦煌古写本进行校订和释录到底需要多细致精微,郝春文举了一例:编号为S.3050号背面的《善惠和尚因缘》右起第一、二行文字为“给孤长者箭济贫人,并恋贝漏、猛聋音哑,舍财无数”。其中“箭”为“接”之方音借字,“恋贝漏”当为“挛躄背偻”,“恋”是“挛躄”的形讹字,“贝漏”为“背偻”的通假字。“猛聋音哑”当为“盲聋喑哑”,“猛”是“盲”的方音借字,“音”则为“喑”的通假字。连缀起来原文应为“给孤长者接济贫人,并挛躄背偻、盲聋喑哑,舍财无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非佛教文献中,最具有史料价值的是官私文书。官文书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籍帐等;有与户部、刑部、兵部相关的文书片断;有军制、市制、屯田、长行马等有关文书,使各种制度得以稽考。私文书有契券、社司转帖、帐历、书牍、分家产文书、遗书等。寺院文书是官私文书的一个分支,约有500件以上,是研究敦煌教团政治经济结构的绝佳材料。

      郝春文一直以《诗经》里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来警示自己:“对敦煌文献的释录一旦开始,就要数十年如一日,认真进行下去。”20多年来,他时刻不敢懈怠,始终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每一篇文字的释录都要经过6道编审,其中的甘苦,只有他自己清楚。

    然而,各种各样的文献,形态歧杂多样,如何完整、正确、科学地著录,煞费思量。《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1~15卷收录的是英藏S.10号至S.3330号中非佛典文献的部分,按馆藏原编号顺序进行整理,含社会历史文献写本1087号,文书1259件,总字数540万。

      “敦煌文献的发现已经有百余年了,是时候敦煌学界为学术界贡献一份大规模、成果丰硕的文献整理代表作了。”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说。

    “对敦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以前并非没有。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版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目前已整理出版了赋、社邑、契约、医药、天文历法、表状笺启书仪、禅籍、佛教经录、讲经文因缘等多种分类文书。而《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按馆藏原编号顺序整理,能更为完整地体现敦煌遗书的全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孟彦弘介绍,“此外,丛书不仅对图版《英藏敦煌文献》进行增补,而且与原件进行对照与核正,对文书的性质、名称、年代予以考证和说明,并在参考文献中著录了学界对每件文书的研究成果,这为非敦煌学专业的学者提供了权威可靠的资料,也能够减少他们检索的时间。”

      还原一个大唐盛世

    长期从事甲骨、简牍、文书、墓志等出土文献整理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素,深知敦煌文献整理之不易,“做学术研究具有选择性,自己不懂的可以回避。而文献整理没有选择性,需要史学知识、相关学科知识和良好的古文字功底,自己不懂的,就算遍查资料也必须弄懂。”

      位于河西走廊的敦煌,曾是中西交通枢纽,丝绸之路的“锁钥”,中西交流的都会。唐朝时期,中国、印度、中亚、西亚、希腊等不同文明体系在这里交融,呈现出海纳百川的胸襟与气象。

    对敦煌古写本进行校订和释录到底需要多细致精微,郝春文举了一例:编号为S.3050号背面的《善惠和尚因缘》右起第一、二行文字为“给孤长者箭济贫人,并恋贝漏、猛聋音哑,舍财无数”。其中“箭”为“接”之方音借字,“恋贝漏”当为“挛躄背偻”,“恋”是“挛躄”的形讹字,“贝漏”为“背偻”的通假字。“猛聋音哑”当为“盲聋喑哑”,“猛”是“盲”的方音借字,“音”则为“喑”的通假字。连缀起来原文应为“给孤长者接济贫人,并挛躄背偻、盲聋喑哑,舍财无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随着敦煌遗书的释读,一幅中古时期敦煌地区社会生活的画卷正在铺展开来。

    郝春文一直以《诗经》里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来警示自己:“对敦煌文献的释录一旦开始,就要数十年如一日,认真进行下去。”20多年来,他时刻不敢懈怠,始终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每一篇文字的释录都要经过6道编审,其中的甘苦,只有他自己清楚。

      “《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收录的是英藏敦煌文献的非佛教文献部分,即所谓的世俗文本。其中有记载敦煌边防与水利工程的图经,有官府统计人口和田产的户籍,有传统经学文献中的韵书,有唐五代通俗文学体裁中的变文和因缘,有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阴阳占卜之书,还有反映中古婚俗的《下女夫词》等。解读一份份文书,就相当于一点一滴,还原一个大唐盛世。”郝春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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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下女夫词·去扇诗》里唱:“青春今夜正方新,红叶开时一朵花。分明宝树从人看,何劳玉扇更来遮”——将新娘赞为艳丽的花朵,可知敦煌唐人婚礼程式中用花朵烘托青春的美好。而《下女夫词》男到女家举行婚礼、女问男答的形式,反映的是晚唐时期的敦煌民俗是北方胡族与汉族婚俗相结合的产物。

    《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修订版封面 资料图片

      再如通过遗书里的《沙州图经》与《沙州教煌县灌溉用水细则》,可以解读敦煌的城市建制,领略古边陲城市“烽戍逻卒,万里严继”的景象。通过吉州馆驿巡官刘廷坚游历佛寺和道观写下的抒怀诗,可以领略佛教与道家文化在敦煌的交融。

    “敦煌文献的发现已经有百余年了,是时候敦煌学界为学术界贡献一份大规模、成果丰硕的文献整理代表作了。”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说。

      郝春文指出,从敦煌遗书还可看出当时的女子有结成社团从事社会活动的自由。如S.527“后周显德六年正月三日女人社再立条件”,就是一件由15名女子自愿结成的社团,从事丧葬互助和佛事活动。另,S.4705记载敦煌女子在寒食节以足踏地,连臂成行,边踏边歌。这都说明当时妇女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宋以后的记述差别很大。

    还原一个大唐盛世

      “敦煌遗书是古人无意中为我们留下的一份文化瑰宝,其研究价值与整理程度成正比。希望我们认真整理出来的文字释录,能为学界研究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生活,提供有益的研究资料。”郝春文说。

    位于河西走廊的敦煌,曾是中西交通枢纽,丝绸之路的“锁钥”,中西交流的都会。唐朝时期,中国、印度、中亚、西亚、希腊等不同文明体系在这里交融,呈现出海纳百川的胸襟与气象。

      (本报记者 韩寒)

    随着敦煌遗书的释读,一幅中古时期敦煌地区社会生活的画卷正在铺展开来。

    “《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收录的是英藏敦煌文献的非佛教文献部分,即所谓的世俗文本。其中有记载敦煌边防与水利工程的图经,有官府统计人口和田产的户籍,有传统经学文献中的韵书,有唐五代通俗文学体裁中的变文和因缘,有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阴阳占卜之书,还有反映中古婚俗的《下女夫词》等。解读一份份文书,就相当于一点一滴,还原一个大唐盛世。”郝春文说。

    如《下女夫词·去扇诗》里唱:“青春今夜正方新,红叶开时一朵花。分明宝树从人看,何劳玉扇更来遮”——将新娘赞为艳丽的花朵,可知敦煌唐人婚礼程式中用花朵烘托青春的美好。而《下女夫词》男到女家举行婚礼、女问男答的形式,反映的是晚唐时期的敦煌民俗是北方胡族与汉族婚俗相结合的产物。

    再如通过遗书里的《沙州图经》与《沙州教煌县灌溉用水细则》,可以解读敦煌的城市建制,领略古边陲城市“烽戍逻卒,万里严继”的景象。通过吉州馆驿巡官刘廷坚游历佛寺和道观写下的抒怀诗,可以领略佛教与道家文化在敦煌的交融。

    郝春文指出,从敦煌遗书还可看出当时的女子有结成社团从事社会活动的自由。如S.527“后周显德六年正月三日女人社再立条件”,就是一件由15名女子自愿结成的社团,从事丧葬互助和佛事活动。另,S.4705记载敦煌女子在寒食节以足踏地,连臂成行,边踏边歌。这都说明当时妇女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宋以后的记述差别很大。

    “敦煌遗书是古人无意中为我们留下的一份文化瑰宝,其研究价值与整理程度成正比。希望我们认真整理出来的文字释录,能为学界研究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生活,提供有益的研究资料。”郝春文说。

    (图文转自:《光明日报》2018年08月02日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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