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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二次革命论,有多少人知道

发布时间:2019-08-12 09:38编辑:中国史浏览(58)

    蔡和森是中共二大的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的主编,他自始至终参加了中共三大的筹备工作,并且赞成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1926年初,蔡和森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向中共旅俄支部作了长达5万字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

    马林主张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播下了“二次革命论”的种子,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陈独秀因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策略,主持起草了中共二大决议,抵制了“二次革命论”。西湖会议后,陈独秀服从共产国际纪律,接受、宣传了“二次革命论”,受其影响,中共三大留下了“二次革命论”的痕迹。由于国民党反对被改造、部分党内同志以及一些国际代表对“二次革命论”的批评,加上陈独秀内心深处不接受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策略,1925年五卅运动后,陈独秀部分地抵制了“二次革命论”。共产国际导致“二次革命论”的错误,受到共产国际代表、反对派以及陈独秀本人的批评;斯大林、布哈林以及部分中国同志为共产国际政策进行了辩护;在批判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时,回避了其错误来源于马林和共产国际。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毛泽东的这段话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靠谁革命?革谁的命?要搞清楚这个问题,看起来远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然,对于某些社会阶级或社会政治势力,共产党人比较容易确定它们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但是,对于另外一些社会阶级或社会政治势力,这样做就要困难得多。特别是对于中国资产阶级这一极大地影响着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社会政治势力,由于种种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人们的认识及其策略不能不经历了一个极其曲折的变化过程。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传承下来的精华。对历史的探索我们从未间断,下面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吧!

    列宁主义;中共三大;革命;蔡和森;无产阶级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共产国际;中共党史

    敌乎?友乎?

    彭述之是谁?有多少人知道很难确定。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中共四大前后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在中共四大上,彭述之成为一颗迅速崛起的“政治新星”,成了名副其实的仅次于陈独秀的中共第二把手。

    蔡和森是中共二大的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的主编,他自始至终参加了中共三大的筹备工作,并且赞成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中共三大后,他撰写的多篇文章中记述了中共三大会议情况,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党史资料。

    大革命失败前夕,斯大林、布哈林明确表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政策没有错,错在中共领导人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在1930年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三次学术讨论会上,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被批判,此后,对陈独秀的批判持续了半个世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陆续有学者写文章探讨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但迄今为止,此问题仍没有解决。例如,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与“二次革命论”是什么关系?陈独秀一开始就主张“二次革命论”吗?陈独秀在什么情况下提出“二次革命论”?陈独秀本人是否修正、抵制了“二次革命论”?等等,这些问题,涉及陈独秀提出“二次革命论”的来龙去脉,涉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其责任归属,也涉及中共党史研究、大革命史研究的科学化,因此,是当代政治学基础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于早期共产党人来说,资产阶级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共产党自宣告成立之日起,它就开宗明义地宣布:共产党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要引导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2] 第二,人们这时对于中国是否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明显地还抱以某种怀疑的态度。一方面强调自身的使命是打倒资本家的国家,另一方面怀疑中国是否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这是否有点自相矛盾呢?其实,它们之间并无矛盾。问题仅仅在于,早期共产党人这时对于究竟什么是“资产阶级”还不十分清晰。

    这颗中共四大产生的政治新星为何如流星般划过上空又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这位中共早期的活动家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起伏?

    1926年初,蔡和森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向中共旅俄支部作了长达5万字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系统地回顾和总结了从中共一大到四大的历史及经验教训,这是中共党史研究的第一部著作。

    一、“二次革命论”来源于马林和共产国际

    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以来,中国进步思想界已经开始普遍使用“阶级”的概念分析和说明社会经济上乃至政治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区别了。这种情况导致一部分激进的倾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迅速开始模仿共产主义的理论,把世界上的人根据劳动与不劳动、无产业与有产业、被压迫与压迫等等标准,截然划分为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阶级。于是,即有所谓“劳动阶级”、“无产阶级”、“平民阶级”、“第四阶级”、“被压迫阶级”与“资本阶级”、“有产阶级”、“中产阶级”、“第三阶级”、“财产工商阶级”、“绅缙阶级”、以及“征服阶级”、“压迫阶级”等对立的阶级概念。尽管,人们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到,按照共产主义的理论,无论“劳动阶级”也好,“资本阶级”也好,都应当是资本发达即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而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极端落后,但是,人们显然相信,这样一种阶级的对立,在中国也同样存在。因为,“中国的资本家虽然没有欧、美、日本那样发达,但不能说中国产业界没有纯粹资本作用(如地租、房租、债息、股票之类),不能说中国社会经济的组织绝对不是资本制度,不能说中国各都会各商埠没有财产工商阶级,不能说中国那一省那一县没有大地主,不能说中国没有多数无产劳苦不堪的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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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对建党初期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作了认真总结。他认为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以往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尚未成功,即在缺乏领导阶级,亦即是缺乏有很好组织、很好政策的阶级势力”。然而“工人阶级独立斗争也是不能得到胜利的”,如“欧美各国工人运动的失败,即在没有抓住他的同盟军”,中国二七罢工的“教训就是孤军奋斗”。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克敌制胜的法宝,但“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不是为资产阶级利益而参加,附属于资产阶级,而是为阶级的利益而去参加民族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不仅是独立的,并且为民族革命的领导阶级。”他还强调对马列主义不能照抄照搬,“应当运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明确地提出要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是他在理论上的一大贡献。

    所谓“二次革命论”,即强调目前中国进行的国民革命是民族主义革命,因此,国民党所代表的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阶级,强调弱小的工人阶级和农民接受国民党的领导,民主主义革命结束后,共产党与国民党必然发生分裂,共产党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思想是舶来品,来源于马林和共产国际。

    相信世界上实际上只有两个阶级,即“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信世界上只有两种国家,即“资本家的国家”和“劳动者的国家”,这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最初受到来自俄国的阶级斗争理论影响后所形成的一种基本看法。[4]这种看法使他们开始时很容易只从劳动与不劳动、有产与无产,以及被压迫与压迫这些表面现象上来理解阶级之间的区别,很容易简单地把除了苏俄以外的国家统统都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和苏俄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的接触,渐渐改变了人们把中国的社会阶级与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阶级混为一谈的情况,但这些来自苏俄的共产党人多半同样相信:“全世界可视为一个资本家的机关”,这导致新成立的上海中国共产党组织一开始就认定:“从生产和分配的方法上看起来”,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一样的--都是资本主义式的”。[5]因此,尽管人们根据中国工业极其落后的现实,开始怀疑中国是否存在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但是他们仍旧相信自己的任务是向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开战。所不同的是,他们注意到,“中国的资本阶级,是国际的。资本家差不多都是欧洲人美洲人日本人”,只有最少数的中国资本家在内。[6]

    季诺维也夫眼中的“老夫子”,留苏三领袖之一

    (摘自2011年7月3日《深圳特区报》,原标题为《蔡和森:最早叫出“中国共产党”》)

    1.马林主张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二次革命论”的种子

    自信立于向全世界资本家统治挑战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地位,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自然不会把“本国的几个可怜的资本家”与外国资本家区别对待。他们几乎一致认为:“前山的老虎要吃人,后山的老虎也要吃人”,何况“中国已经兴起了的几个资本家,和将兴起的资本阶级,不过为五大强国资本阶级的附属罢了”。他们直接或间接的都“是外国资本家底买办,只能帮着外国资本家来掠夺中国人”,因此“是扶不起的懒狗,教训不好的坏小子”,“决不配行使中产阶级的德莫克拉西政治”。有谁想“只〖指〗望他们发达起来能够抵制外国资本家,能够保全中国独立,再过一两世纪也没有希望”。[7]

    彭述之1894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阳隆回县,家乡离我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的故居不过十数里地。1919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10月,在上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彭作为中共最早党员之一被派往苏俄留学,先后在莫斯科红军大学和东方大学学习。因从小接受私塾教育,彭述之精通四书五经,又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善于引经据典。彭述之著作颇丰,口才也好,擅长演说,有会必讲,滔滔不绝。在苏期间,他担任中共莫斯科支部书记,很受重视,连苏俄负责第三国际工作的季诺维也夫也称他为“老夫子”。

    作者简介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1年夏来华,推动了中共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秋天,马林第一次与陈独秀接触,即发生了激烈的冲突。12月,马林在张继介绍下,由张太雷陪同,到桂林与孙中山会谈,提出建立国共联合战线,但孙中山认为,共产党力量弱小,不足以与国民党相提并论,只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马林接受了孙中山的意见。但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马林为什么主张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呢?他认为:

    但是,作为一个清楚地了解中国现状的中国人,不论他们怎样看待中国的资本家,他们事实上都很少可能把后者看成是中国当时的首要敌人。他们或者断言“中国的资本阶级就是五大强国的资本阶级(本国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附属于其中)”[8],或者直截了当地告诉国人:你们的重要仇人,第一是官僚,第二是军阀,第三才是资本家,因为资本家只是“附属在国际资本主义上面,卵翼在军阀官僚势力之下”来“作恶”,而实际上“中国社会的资本已集中在最少数的武人官僚手里”了。[9]甚至,到了1921年,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一些中共代表已经开始得出这样的看法,即:“军阀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因此,共产党“应该联合其他阶级打倒共同的敌人”,包括联合“那个将要夺取政权的阶级”,因为“代替当前统治者的那个统治阶级或许不会象封建老爷那样进行压迫”,这样,共产党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政治自由,“以集中自己的力量,扩大自己的革命活动”,最终推倒新的统治阶级。[10]尽管中共“一大”的纲领并没有接受这些代表的意见[11],但毫无疑问,这种认识在本质上恰恰符合列宁这时就落后国家革命所提出的策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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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钟润生 工作单位:

    共产党离开国民党前景暗淡。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莫斯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报告,谈到陈独秀等人反对该提议的情况:“我建议我们的同志,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因为通过国民党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联系要容易得多。同时,共产党小组必须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我们的同志拒绝这个主意。这些共产主义小组若不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那他们的宣传前景暗淡。”①

    在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会议代表就列宁提出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有关的决议和补充决议。这些决议的中心思想就是相信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运动还仅仅处于萌芽状态,在这些国家里目前还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压迫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因为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多半会具有某种程度的革命性。[12]随着1922年1月共产国际召集的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开始具体贯彻共产国际“二大”的有关决议,中共中央也很快改变前此对资产阶级问题的认识。陈独秀首先肯定了援助国内“别的阶级”进行反封建革命,以取得劳动阶级政治自由的重要意义,并承认中国必须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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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是个早产儿。马林认为,共产党力量弱小。中共三大结束后,1923年6月20日,马林在广州给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写信说:“党是个早产儿(1920年诞生,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是有人过早地制造出来的)。这个事实一直对党产生影响。”“有人”,指维经斯基。②马林的观点来自孙中山,蔡和森说:“孙中山不承认有C. P. 的党。”③

    1922年7月的中共“二大”显然是中共正式承认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并具有革命作用的开端。“二大”的宣言公开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他们的“初步积累阶段”,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重要的发展。它甚至“已能结合全国的力量,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北京卖国政府”,而国民党此前所组织的广东政府,实际上也正是“中国开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运动”。[14]然而,中共这时对资产阶级力量的估计无疑还有某些保留。尽管在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领导人已经在担心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将有可能试图支配或反对中国的工人运动,因此明白告诫中共必须独立进行组织中国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共产主义工作[15],但中共却断言“此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与无产阶级同一幼稚”,以至相信中国“至今还没有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发生”。[16]因此,它虽然提出了“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和与民主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的方针,却或多或少的把中国这时唯一强大的“民主派”国民党仅仅看成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甚或“不是代表那一阶级的政党”。因而,它的实际计划只是:首先使工人和贫农“环绕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然后“再和小资产阶级联合着来奋斗”,即“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17]

    ◆彭述之

    目前在中国只能发展国民运动。既然共产党力量小,就不足以领导中国民族运动。因此,马林认为,目前中国只能在国民党领导下进行国民革命。张国焘1923年11月16日给维经斯基、穆辛写信:“马林的观点如下……中国共产党是人为地组织起来的;而且也产生得过早。目前在中国只能发展国民运动。”

    能够说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或不是代表哪一个阶级的政党吗?很显然,共产国际最初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有分歧的。就在中共“二大”召开前夕和召开之际,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之一维经斯基至少已两度在莫斯科公开发表文章认定:国民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反映着“商业资产阶级利益”,并且日益明显地具有“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18]然而,几乎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这时在中国的代表马林却告诉共产国际:不应把国民党看成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他在一份报告中说,国民党只是由四种人组成,即起主导作用甚至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广东省和华侨中的积极参加民族民主运动的工人,没有社会地位的士兵,以及没有明确政治目标的华侨中的资产阶级分子。马林保证说,国民党领导人从未表达过这部分资产阶级的“需要”。而作为国民党实际政治纲领的所谓三民主义,实际更是“为各种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因此,他明确建议还只有几十个人的“前景暗淡”的中共小组织加入到国民党中去进行宣传工作。[19]考虑到共产国际“二大”有关决议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一再强调的不允许将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派以及资产阶级分子混在一起”[20]的要求,把国民党看成是中国各个革命阶级的联盟显然比把它视为资产阶级政党更有实际意义。于是,共产国际很快肯定了马林的说法,并据此发出指示,断定“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并要求中共加入其中进行工作。当然,它没有忘记提醒中共注意:国民党“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因此中共必须准备应付“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子间的日益明显的分裂”。[21]这表明,它多半相信,国民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决不会象马林所说的那样无足轻重和软弱无力。

    彭树志在莫斯科学习期间非常活跃,瞿秋白、罗伊农被誉为“苏共三大领导人”。1922年1月,他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地区第一次共产党和全国革命集团代表大会。1924年,中共中央代表彭树志和李大钊出席了五大共产国际活动。同年8月,彭树志回国任教于上海大学,讲授唯物史观,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委员。但是,他的主要工作是协助陈独秀主持党的机关报纸《周报》和《新青年》杂志。因为他是由陈独秀直接领导的,他逐渐成为陈独秀的坚定支持者。

    1924年7月3日,张继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四十次会议上说:“鲍罗廷说过,再过一百年后才能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如果是这样,那么现在就不需要它。”

    确定国民党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党,自然便利了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办法来实现与“中国唯一革命的民主派”[22]的合作,但这并不等于共产党人由此可以排除与中国资产阶级联合的必要。当中共代表在1922年11月间举行的共产国际“四大”上突出强调自己加入国民党只是争取群众,以及把“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结合起来”的“一种手段”时,共产国际领导人显然表示异议。他们明确主张中共必须“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客观革命力量采取明智的态度”。[23]这种情况很快导致中共中央公开承认:在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不可有拒绝资产阶级之左倾的观念”,并“须取得资产阶级的充分的援助”,但问题是,当作为“民主派”的国民党失去了具体的阶级性质之后,究竟如何看待和联合“资产阶级分子的客观革命力量”呢?共产党人因此不能不直接向“中国资本家和商人”们发出呼吁了,要求他们也“一律聚集于国民革命党旗帜之下”,并以国民党为自己的“政治领袖”。[24]很明显,他们只能把国民党当作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了。于是,共产党人开始得出结论,即“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何谓“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这就是:资产阶级将以国民党为统帅,而工农阶级将以共产党为领袖,国民党通过自身的组织而与受到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阶级进行“联合”。[25]

    中国共产党的四大人物

    国民党与工人群众联系密切。国民党为什么可以领导国民革命呢?共产党为什么应该加入国民党呢?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马林强调国民党与工人联系密切:“特别是在广东省和华侨当中,孙中山同工人已经有了长期联系。党的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今年1月海员大罢工期间,我清楚地看到工人同国民党之间的联系情况。”④

    亦友亦敌?

    1924年12月初,全国代表大会运动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方兴未艾时,中国共产党中央任命彭树志参加中国四大共产党的筹备工作。随后,他与陈独秀、维金斯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四大文件。在起草文件的过程中,起草委员会对一些问题存在分歧。在国民革命的性质问题上,彭树志和陈独秀都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国民革命,二者没有区别。威尔金斯基不同意。他认为,民族革命运动的性质是不确定的,取决于未来的成功。然而,后来在审议委员会草案时,威尔金斯基也承认了陈独秀和彭树的观点。

    反对在国民党内部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马林在中共三大前给拉夫斯坦写信说:“我坚决反对改变政策,如果要在中国实行建立独立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政策,既和国民党一道工作,但又对其保持独立,这必然会使那个小团体的人们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小宗派。”⑤马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只有250人,必须和国民党合作,并放弃独立性。

    要在理论上承认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同样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因而具有某种革命的倾向,这或许不难;但是,要在实际上承认立于工人头上处于剥削者和压迫者地位的“中国资本家和商人”是自己的朋友,这对于共产党人却颇不容易。1920年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出现的那种争论照样出现于中共的内部。不管共产国际怎样说,总是有些激进的共产党人根本上不相信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直到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之际,仍旧有相当多的中共代表否认中国的资产阶级会起革命作用。他们认为,在中国,资产阶级实际上只有两种,即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指的就是大资产阶级,但大资产阶级实际上是由军阀官僚组成或依赖于帝国主义的国际资本和军阀政府的,因此,“资产阶级不可能是革命的因素”。[26]甚至就是那些对共产国际的指示表示赞同的中共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白等,内心深处其实也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极不信任。他们一面承认中国的“商人阶级不但暂时够不上勾结外国资本,而且天天受挤轧;不但受不着军阀的庇护宠爱,而且天天受他的勒索压迫”;一面又断言“中国商人要狗仗人势才敢反对军阀,要土匪碰伤了他们的‘洋大人’,再趁势请外国人不承认北京政府,……这是自然的倾向”。因此,中共“三大”虽然肯定了中国资产阶级必然会与帝国主义及军阀冲突,但它同时却又不能不断言:“中国资产阶级大部分依赖帝国主义的列强或军阀,极易妥协而卖平民”。[27]

    在国民革命应该由哪个阶级领导的问题上,也存在分歧。彭树志认为“无产阶级在全国革命中的领导是最严肃、最科学的问题”,批评中国共产党“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犯了许多错误,完全忽视了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的同志认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力量太低,资产阶级的力量太高。他认为,中国的“工人阶级自然是民族革命的领袖”。在此之前,彭树志为新青年写了一篇“谁是民族革命的领袖”的文章,客观地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比其他任何阶级都更具有革命性,是民族革命的必然领袖。

    马林将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实质是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

    围绕着对中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所展开的争论,无疑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对中国资产阶级作进一步的实际的考察和分析。陈独秀还在中共“三大”召开之前,就已经开始尝试着对中国资产阶级做具体的分析了。陈独秀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大体上可以分为三部分,即“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它指的是新旧交通系之类官僚买办金融资本的“官僚资产阶级”,他们因为素来依靠与外国资本的勾结和利用国家财政与军阀官僚势力的帮助,不能不依附于军阀官僚和帝国主义;“非革命的资产阶级”,它是指那些经营规模极小,没有发展前途的小工商业资本家,他们因为没有政治上的直接的需求,所以往往容易对革命取消极的中立态度;“革命的资产阶级”,它包括海外侨商及长江流域新兴的工商业资本家之一部分,他们因为封建军阀及帝国主义妨碍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而多半赞成革命。[28]在中共“三大”以后,瞿秋白显然也试图对中国的资产阶级进行具体的分析。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有革命可能的,和没有革命可能的,前者包括海外侨商、小工业家及商人中稍能自立者,和中国新兴的工业资本家,特别是大批的在外国资本压迫下迅速走向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小农、小手工业者、知识界)”;后者即依赖于外国资本和军阀官僚势力的“大商阶级”。[29]这种认识看起来也是陈独秀所同意的。在几个月之后,陈独秀显然也开始相信应当把那些小工商业家划入革命的资产阶级一边,从而使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即革命的“工商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手工工业家及小商人)”,和反革命的“官僚资产阶级”。[30]

    彭树志还支持工业工人能否加入国民党这个问题。据他自己回忆,“工人运动中的争论是工业工人是否应该加入国民党?此时,有些同志也有点左撇子,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工业工人不能加入国民党。实际上,无产阶级要真正领导民族革命运动,工业工人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参加国民党。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实行“革命的机会主义”。1923年1月6日,马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说:“我认为,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表明有必要继续实行以往的策略。可以谈革命的机会主义……我们应当在一定的程度上把革命民族主义作为原则,并承认它。我们没有别的出路……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口号,表明自己的政治性质,这样在中国阶级分化的危险时刻,我们有可能在国民党大会上表明自己的观点,并在将来建立具有共产主义内容的真正的工人政党。”⑥

    强调中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无疑是因为他们同意共产国际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现状的看法,相信“中国无产阶级还‘不是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瞿秋白甚至明确认为:“在目前的中国,仅仅靠如此薄弱的无产阶级,尤其是靠上〖这〗几十名共产党员,是无法完成民族革命的”。 [31]但是,如果无产阶级还十分幼稚,资产阶级就不那么幼稚吗?中共党内围绕着这一点明显地有着极为不同的意见。有人断言:不论无产阶级多么幼稚,毕竟在各个革命阶级之中,最重要的主力军“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32]但也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的“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因为事实上“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33]随着中共领导人日益多地参加到国民党的改组和发展工作之中,人们显然更突出地感觉到自身力量与实际运动要求之间的差距。以至陈独秀或多或少地开始倾向于后一种看法,相信“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在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34]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彭树志作为俄罗斯分公司的代表和大会秘书长参加了大会。大会审议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全国革命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宣传工作和组织问题的决议。彭树志是大会选出的新中央执行委员会九名委员之一。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央组织部总书记、主任,彭树志为中央宣传部部长,后任党的机关报指南主编,张国涛为中央工业部部长。尝试与农业,蔡和森和屈秋白为中央宣传委员。同年11月,蔡和森参加第五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后,作为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代表临时驻扎莫斯科至1927年。张国涛经常不在上海。党中央的实际领导由陈独秀、彭树志、曲秋白主持。据彭先生自己说,“我现在病了,经过一个多月的整日整夜的会议”,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准备和参政,确实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马林这段话有几层意思:1.“把革命民族主义作为原则”,即目前中国只进行民族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革命是将来的事情。目前的民族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马林避而不谈;2.“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口号,表明自己的政治性质”,即共产党提出自己的口号,与当前的运动无关,作用仅仅是将来在中国阶级分化的危险时刻,“有可能在国民党大会上表明自己的观点”;马林把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分手”形式,理解为在“国民党大会”上分手,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形式是一个幻想;3.中国共产党目前不是真正的工人政党,等阶级分化后,再“建立具有共产主义内容的真正的工人政党”。

    不过,这样一种情况持续的时间不可能太久。共产党人很快就开始发现自己与国民党人在许多方面格格不入。尤其让共产党人感到困惑的就是,国民党既然是一个“各阶级合作的党”,为什么在劳资纠纷时总是压制劳动阶级?[35]甚至就连共产国际代表也注意到:国民党的社会成份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附于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国民党最终是否能够同他们决裂,如同反对帝国主义分子那样反对他们,并开始转向劳动人民,这就是当前决定中国民族革命使命的主要问题”。可是,“国民党对大商业资本家举旗不定”,其右派在多半代表着这一阶级的利益,而左派领袖如孙中山等却为了从资产阶级那里取到所需的款项而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36]把与中共几乎从一开始就处于敌对状态的国民党右派定性为大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导致中共迅速开始重新怀疑资产阶级,特别是上层资产阶级的革命性。陈独秀明确说:“我们固然不能武断资产阶级永远是不革命的,然而我们的确知道他们的革命热总是间歇的,越向上层的资产阶级越富于妥协性”,那些财阀以及资本家,“不但不是革命派,而且是反革命派”[37]。至1924年10月广州商团事件发生后,人们更是公开认为:“资产阶级不能革命,即革命亦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而且革命亦不得贯彻到底”。至少,绝不能指望它们来做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则干脆在苏共《真理报》上宣布说:今天的中国劳动群众已经越来越清楚,“中国的资本家既是阶级敌人,也是民族敌人”。[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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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了爪哇泛回教联盟的经验。马林为什么主张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结成党内联盟呢?1935年8月19日马林对伊罗生说:“我只是以自己在爪哇运动即泛回教联盟的经验为依据。泛回教联盟是爪哇宗教混合一起的群众组织形式……泛回教联盟松懈的组织形式,导致我们社会民主同盟的印度尼西亚人、爪哇人、马来人的影响迅速增长。……在中国努力同国民党建立这种形式的合作是直接以在爪哇的成功经验为依据的。”⑦马林强调,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最先不是共产国际提出来的,而是他依据自己在爪哇的经验提出的。

    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否定,必然伴随着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作用的积极肯定。陈独秀已经认识到:“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紧接着,中共“四大”更进一步断定:“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与此同时,中共“四大”以决议案的形式正式肯定了前此党内关于资产阶级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看法。决议案称:大商买办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之反革命派”,而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过程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39]。

    当时,党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思想发动和马列主义宣传,所以在中央局五名成员中,以彭述之为首的三位领导人是做宣传工作的,由此可见其地位和责任之重。彭述之由此一跃成为中央领导人,名副其实的“二把手”。他对未来党的前途充满憧憬:“我党的党员数目近两三月来增加速度很快,在大会上据各地的报告已有900党员,如果切实统计起来约有1000党员,并且党员中公认已占50%以上。各地方近来的工作于内部的训练亦蒸蒸日上,尤其在广东、上海两区甚为进步,由此种趋势下去,吾党前途实有无限之希望。”直到晚年于海外时,彭还为这段经历而自豪。中共四大后担任中央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在其回忆录中分析了彭述之异军突起的原因:“彭述之,这是一个新人物,未回国前,国内党员不认识他,党外的人更不用说。他从未参加过群众运动。他在领导机关代表什么力量呢?原来他是国际派来的同志,代表当时的国际路线。他未经大会选举就参加中央会议,担任宣传部长。”

    2.马林的意见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二次革命论”的结胎

    在1925年,中国革命不仅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而且还要打倒反革命的买办阶级,这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共识。[40]随着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因上海总商会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态度而不能坚持到底,更加激起了共产党人对于整个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感。以至陈独秀坚信,上海资产阶级对于此事变之态度,可以说是代表全中国资产阶级之态度,“‘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不革命’这一公例”,已经由此得到了“证实”。[41]而更趋激进者则干脆认为:“大商人、资本家、名流、学者、律师、教职员,一切在社会上所谓比较有地位或者自以为有地位的人,常常是反革命的(其中有革命者也是‘少数’且不免中反革命妥协的‘毒’)”,只有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及小商人才是革命的势力。当然,就国民党内部的统一战线本身而言,在“大资产阶级”即“官僚及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国民党右派组成了反共的所谓“西山会议”派脱离了国民党之后,至少中共中央这时并不想借机把国民党立即变成一个“工农政党”。陈独秀明确认为,中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现在分化,恐怕“还稍早一点”,因为无产阶级与中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还不那么严重,而散漫的中小资产阶级由于本国的工业没有发展的条件,因此也还不能形成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42]

    《向导》周报的主编,拒绝刊发《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马林的意见争取到了布哈林等人支持,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

    “民族的资产阶级”,这是共产国际针对落后国家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倾向而提出的一个特定的阶级概念。它是专门用来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从事民族主义运动,试图推进本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那些具有某种革命作用的资产阶级的。维经斯基大概是最早肯定中国存在着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并建议中国的劳动群众与他们“站在一起”的。共产国际“四大”更是对这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确信不移。但中国共产党人这时却意见分歧。陈独秀不相信中国存在着一个有着独立政治形态的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却宣布:中国的中产阶级“即所谓民族资产阶级”。陈独秀主张把国民党内部那些介于右派与左派之间,试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但其实只是“散漫的中小资产阶级”代表的“中派”或“新右派”保留在国民党内,而毛泽东等人却“毫不犹疑的断定: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他们留在国民党内,“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无论那一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种人:上等,中等,下等”,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然也只能划分为大、中、小三个部分。所有“买办阶级”、“官僚”、“军阀”、“大地主”以及“反动派知识阶级”,统统都是“大资产阶级”,他们“乃极端的反革命派”;而那些“华资银行工商阶级”、“小地主”和“许多高等知识分子”,都是“中产阶级”,对他们固然可从其是否沾上“洋货”“洋气”来区别“右翼”和“左翼”,但他们毕竟都是“站在半反革命的地位”,“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唯有包括“小商”、“手工业主”、“自耕农”和“小知识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其“左派一定参加革命”,“中派可以参加革命”,即右派“也只得附和着革命”。因此,“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大资产阶级是附属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级是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其右翼“即现在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固有可与其他阶级合作革命者,也人数不多,且“不是真正的朋友”。与其努力使他们逐渐分化,不如将他们立即“分出去”。[43]

    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主编蔡和森赴莫斯科开会,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彭述之接任《向导》周报主编。受陈独秀的影响,在彭述之担任主编时期,《向导》周报一度改变了编辑方向,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和北伐战争不支持、不拥护,导致党内思想不统一。作为党内负责宣传的最高领导人,彭述之拒绝发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布哈林: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民族革命。在1922年7月的共产国际会议上,布哈林说:“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留在国民党内;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基本的组织问题。我赞成留下,任何一位同志都不会对这种必要性提出异议……我们应该明确,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民族革命,各种对外政策问题也是与此相联系的……”⑧

    既然相信“资产阶级不革命”,陈独秀其实同样对所谓“中产阶级”没有好感,他甚至对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也颇表怀疑。[44]问题仅仅在于斗争策略,在大资产阶级退出革命阵营之后,是否应当紧接着排斥中小资产阶级呢?很显然,共产国际对于采取这种作法深感担心,它明确支持中共关于大资产阶级必然背叛革命的观点,并主张无产阶级必须与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团结一致,但它要求中共保持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以便“设法加深资产阶级和地道的封建势力之间的分裂,不让它们联合起来反对劳动群众”。维经斯基告诉中共中央:“象其他任何党派中的情况一样,中派是背叛者,不要信任他们”,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同他们进行谈判并结成统一战线,因为在目前情况下,革命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抛弃统一战线政策的时候。[45]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报《向导》。

    布哈林认为“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民族革命”,回避了当前运动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没有把民主主义革命看成是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阶段。

    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中共中央在1926年初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会议过程中贯彻了继续团结国民党“新右派”的策略方针。而这意味着中共必须重新确定联合资产阶级的态度。尽管人们迅速开始公开劝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向工农群众的阶级斗争让步,并从妥协政策的迷误中“觉悟”过来,重新站到革命平民一方面来,但他们无论如何不能不对联合资产阶级的必要性感到怀疑。[46]考虑到国民党老右派与“新右派”之间的区别,和共产党与“新右派”之间事实上的敌对关系,陈独秀甚至开始把买办阶级与大资产阶级加以明确区分,断言老右派是代表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及奸商买办阶级利益的,“新右派”则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显而易见,陈独秀正在试图把“新右派”置于必然叛变必须极力排斥之列。[47]只是,“三二0事件”的发生和随之而来的以排斥共产党人攫取国民党领导权为目的的“整理党务案”的通过,使得这种怀疑和作法很快变得不再有意义了。因为事情很清楚,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既然取得了对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共产党人或者必须根本放弃国民党这一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或者只能承认这一“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势力为自己的联合对象。而事实上,共产国际是不可能允许中共考虑退出国民党的。

    1927年5月27日、6月12日,《共产国际》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正式刊物,先后用俄文和英文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然而,陈独秀等人认为,湖南农民运动“过火”,“动摇了北伐的军事精神”,“阻碍了统一战线”。1927年3月5日,《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的部分章节首次刊登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士兵周报》上。同时,毛泽东把调查报告寄给中央,希望能在周报上发表。陈独秀把它放在一边,不理它。读了毛泽东的“调查报告”后,瞿秋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瞿秋白的斗争中,191年3月12日《周报》刊登了调查报告的部分内容。但是,陈独秀和彭树志不接受毛泽东对中央的建议,也不允许“调查报告”继续刊登在“指南”上。最后,在瞿秋白的大力帮助下,调查报告在长江书店以单一版本发表

    国民党“居于领导地位”。1922年7月30日,共产国际通过《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以共产国际文件形式支持了马林的提议,并对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批评:“居于领导地位的孙中山的党对工人阶级也有着明显的影响,无产阶级同这一组织之间甚至有内部联系……可是我们在那边的同志却未能充分利用这一形势去加强联系工人群众。他们推行宗派主义政策,而把自己毫无起色的工作和背离群众迫切利益的现象归咎于什么非法地位。”⑨

    从1926年5月开始,中共中央重新强调起“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成立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联合战线”问题了。7月,共产党人更进一步承认“大资本家、小中商人”等“无一不受外国资本和军阀的双重压迫”,因此仍有联合的必要。人们甚至开始宣布说:“商人除买办阶级以外,其余都是很困苦的”,故农工阶级不好提出打倒资本家的口号来,阶级斗争也要不妨碍各阶级的联合战线,“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据中共中央七月全会的政治报告称:“自五卅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已渐渐成了民族运动中之重要成分,且有领导此运动之倾向”,“中国的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48]

    陈独秀路线的拥护者,最终分道扬镳

    该文件明确地说“居于领导地位的孙中山的党”,即强调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处于领导地位;“对工人阶级也有着明显的影响”,强调国民党对于工人阶级的“领导”上的影响。这个观点,实质是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人真的相信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是如此重要吗?这的确是真的。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共之所以对资产阶级在革命中作用的看法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仅仅是因为他们发现过去大大地低估了这个潜在的对手。陈独秀在七月的中央全会上不无遗憾地指出,无论是在中国的俄国同志,还是中共本身,过去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都了解得太少了,“在我们的同志当中占支配地位的观点是看不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而把它和买办阶级混为一谈”。以至当人们注意到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的时候,广东的革命政权“已经落到民族资产阶级手里去了”。这就不可避免地向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极为严峻的现实问题:“谁将领导国民革命运动?”“谁将领导国民党?”“是民族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也许,“左倾的同志”会主张现在不仅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而且还要直接反对资产阶级,但在民族资产阶级控制着国民党的情况下,这势必导致国共关系的根本破裂,并且势必会把民族资产阶级逼到帝国主义、军阀和买办阶级一边去,而我们是否有力量同时对付如此之多的敌人呢?陈独秀明确地予以否认。他说:我国目前有五百万工人,有组织的工人只有大约125万,而最重要的产业工人,如矿工、铁路员工、冶金工人等,不是没有组织起来,就是在组织上还很薄弱,甚至纺织工人也只是在上海一个地方组织起来了,并且无产阶级的斗争多半还没有越出自己本厂的范围,还很少能够独立地进行政治斗争。考虑到无产阶级的这种情况,和共产党在农民中还缺少影响,他显然认为:“现在即否认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之作用,不能从帝国主义夺取中国的资产阶级,敌视他们过早,逼他们为帝国主义所利用”,势必“使革命运动流产”。因此,“‘打倒蒋介石’是左倾口号,‘拥护蒋介石’则是右倾机会主义”,共产党目前的策略只能是,在“竭力使它成为自己的同盟者,竭力使它脱离买办阶级”的条件下,“将争取中国国民运动领导权的斗争问题提上日程”,以便“夺回领导权”,“排除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的领导”。为此,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虽“明知其为将来之敌人,或者即是一年或三年后之敌人,而现在却不可不视为友军,且为有力之友军,以共同打倒国外的敌人和国内的敌人”。[49]

    1926年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多事之秋。彭树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深深地陷入了困境。1926年3月20日,著名的“中山船事件”在广州发生。为了抗击蒋介石,限制其势力的扩大,陈独秀召开了中央会议,决定采取四项对策。其中一个是在广州成立了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由彭树志、张国涛、谭平山、陈延年、周恩来、张泰雷组成,彭树志为书记。陈独秀主张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由党内合作向党外联盟转变。彭树志和妻子陈碧兰经中央批准,从上海乘船前往广州。

    1930年1月25日,张国焘在第一次“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批判陈独秀时说:“共产国际决议明确指出共产党应当参加民族运动,但这并不是说它应当充当尾巴,而是说它必须领导民族运动。”⑩前一句是共产国际决议的话,后一句是张国焘个人的解释。

    1926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显然批准了中共中央的这一策略。它提出,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必然要经过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最主要的动力之一。在第二个阶段,无产阶级作为首要的政治因素登上斗争舞台,并同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在第三个阶段,整个资产阶级将被排除在民族解放斗争的舞台之外。这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发展程度不高,力量微弱。经济实力较强大的部分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和买办)……从未参加整个反帝斗争。在民族革命运动具有纯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时候,工业资产阶级曾经参加过运动,但稍一有革命征兆,它便要么脱离运动,要么企图阴谋破坏之。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学生、手工业者、小商人等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是革命因素。“但它不能独立行动--要么是跟随资产阶级,要么是跟随无产阶级”。现在,运动处于向第三阶段过渡时期,阶级力量的重新改组正在进行,无产阶级将领导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并共同结成革命性更强的联盟,“把大部分大资产阶级排除在外”。不过,共产国际告诫说:“这并不意味着要把整个资产阶级排除在民族解放斗争的舞台之外。除了中、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的某些力量,也还能在一定时间内成为革命的同路人”。[50]只可惜,共产国际的决议刚刚来到中国,整个形势就已经不同了。

    几乎同时,广东省政府政治顾问博罗丁,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下,于4月29日返回广州。伯罗丁是中国大革命时期的传奇人物。1923年9月,伯罗丁作为苏联政府和驻扎在国民党的苏共中央的代表来到中国。不久,他就被孙中山博士聘为国民党的特别顾问,有很大的权力。当时,苏共中央的特罗夫斯基和热那维耶夫主张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但斯大林和布哈林坚持中国共产党应该留在国民党,而国民党占了上风。彭树志的共产党集体退出国民党的计划,在实施前遭到了伯罗丁的镇压。伯罗丁甚至在此时提出:“共产党人应该是国民党的辛勤工作”。彭树志的广州之行没有成功,所以他在6月初和陈碧兰一起回到上海。

    1923年1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再次强调国民党的重要。该决议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因此,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合的。

    从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把国民革命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期,北伐军所经之处,工农运动如火如荼地迅猛发展起来,斗争矛头直指地主、资产阶级乃至大批小资产阶级。而另一方面,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军事统治集团也利用北伐迅速摆脱苏联势力和共产党人的影响,日渐羽翼丰满,开始公开准备与受共产党控制的国民党左派政府分裂了。到1927年2月底3月初共产国际决议传达到中共中央之际,陈独秀已经对继续争取留住“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51]失去信心了。他声称:“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同时只有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才〗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52]但事实上,蒋介石一个“四一二”事变就把共产党争取资产阶级支持革命的计划一笔勾消了。几天以后,共产国际领导人公开宣布:中国革命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即无产阶级与农民以及城市激进的小资产阶级联盟的阶段,大资产阶级,甚至部分中、小资产阶级正在并且最终都将退出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应当据此改变自己对待资产阶级的策略,今后的共产党人“不仅要同外国帝国主义和军阀进行斗争,而且还要同本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将领们进行斗争”。[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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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国际决议:工人运动尚不强大。1923年1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说:由于国内工人运动尚不强大……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代表买办地主军阀”的老右派和“代表资产阶级”的“新右派”相继退出革命的统一战线之后,所谓“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左派竟也不愿忍受剧烈的阶级斗争的冲击,很快就与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运动分道扬镖了。在一个小资产阶级象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度里,这样一种变化显然是太大了。

    不要迷恋培植共产主义。斯大林1923年8月签署俄共中央政治局记录: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这个思想,即将当前的民主主义革命与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割裂,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思想一致。

    由敌变友

    3.共产国际为什么赞成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共产国际当然了解民族资产阶级会退出革命,他们甚至在1922年最初肯定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的时候,就已经指出他们必然会因为工农群众参加到革命运动中来而脱离出去。[54]但是,共产国际并没有指出,甚至也没有准备小资产阶级脱离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共产国际从来说,中国的无产阶级必须与半无产阶级的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结成巩固的革命联盟。即使到了武汉国民党政权已经注定要退出革命的1927年6月,它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说:“我们不能排挤有可能同我们一道前进的小资产阶级阶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同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因为“斗争的结局要看工人阶级能否把小资产阶级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55]可是结果却恰恰相反。

    共产国际为什么主张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呢?根本原因是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人民党、工农党,是一个接近共产党的革命组织。如:

    小资产阶级真的退出革命了吗?或者说,武汉国民党是不是真的代表小资产阶级呢?斯大林看来对此深信不移。当武汉政府刚刚开始实行分共政策还不到两周的时间,他就公开宣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跟着民族资产阶级走了”。他告诉人们:民族资产阶级本来就是“完全不可靠的同盟者”,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本来就是“不大可靠和动摇的同盟者”。换言之,这样的分裂本来就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这种分裂对革命好还是不好?斯大林明确认为这种分裂对革命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一来,“千百万农民群众却因此更密切地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认为无产阶级是自己唯一可靠的领袖和领导者”,无产阶级争夺革命运动领导权的由此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只有正确的政策才能引导到这样的的结果,这难道不明白吗?”于是,根据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的意见,中国革命应当开始准备进入一个更高的革命阶段了,无产阶级则只能以贫苦农民和城市贫民作为自己的同盟者了。[56]

    季诺维耶夫:国民党是人民党。1923年11月26日,针对蒋介石说“我们不是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工作的”,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答复说:“当然,共产国际并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资本主义的政党。否则我们就不会同这样的党打任何交道。我们认为,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它代表那些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国民党也是革命的政党。在中国,共产党人一个强有力的因素,然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是一个很强大的因素。”

    必须立即排斥与打击中国的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人对此当然深信不移。但迅速改变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并立即开始排斥小资产阶级,这却多少有些不合实际。事实上,斯大林最初也多少希望能够留住小资产阶级,因为正是他亲打电报要求中共中央“造成一个革命的国民党”,暂时不要提出苏维埃的口号。据此,中共自然一度尝试着“吸引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到工农群众运动方面来”。他们断言,只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即小资产阶级的上层被反革命派吸引去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还留在革命的道路上”。[57]但是,他们看上去到底还是不能决定足以吸引小资产阶级的具体方法。在他们这时所通过的文件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们并非不了解只有确实保护小资产阶级的实际利益才有可能使小资产阶级留在革命阵营里;但他们同样也很清楚,如此必定不能满足那些店员、徒工以及种种城市贫民的平均主义愿望,从而“牺牲”后者的利益。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断然表示,对小资产阶级“不要顾惜”。而大革命失败后,对彻底革命的渴望和由此产生的对“改良”、“右倾”和“妥协”观念的强烈反感,也同样使他们把阶级斗争的深入与否看成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于是,他们不能不寄希望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斗争愈坚决愈剧烈,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愈革命,则小资产阶级愈能转而左倾,愈能站到革命战线上来”。[58]为此,他们竟明确主张:“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歼灭政策”,“杀尽地主”,“杀尽地豪”,“杀尽贪官污吏”,“杀尽农贼、改组委员”,“杀尽一切反革命分子”,并坚决“没收资本家财产”,“没收阔老住宅给工人住”,“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店东商人等等,切不可以存着犹豫动摇的心理”以至阻止群众剧烈的革命行动,“不可恐怕冤枉和残忍”,“反动商店尽可没收,小商店有必要时亦可没收,或勒令筹款,不必过于顾虑”。[59]而这种政策执行的结果,自然没有收到吸引小资产阶级的作用。于是,1927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放弃这种努力,把中国革命推上以工农民主独裁为内容的苏维埃革命的轨道。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改变前此为争取小资产阶级而采取的各种政策,如不没收小地主土地,适当保护小商人的财产等等,因为一个多月以来的“经验”表明,“这些分子在土地革命激剧的发展中,必然走到反革命的方面”。甚至,瞿秋白公开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店东小厂主等等以及所谓中小商人,……现时已经不是革命的力量,而是革命的障碍”。当然,中共中央并没有放弃吸引“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革命。[60]但实际上,人们这时所说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群众”其实已经不再是他们这时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那种“小资产阶级”了,它更多地已经变成区别于店东、商人、小业主、手工业主等“上层小资产阶级”的“贫民劳苦群众”或“城市贫民”了,而这种城市贫民本来就是“工农民主独裁”的构成成分之一。[61]

    斯大林:国民党是工农党。斯大林曾在《列宁主义问题》中说:“共产党应该从民族统一战线之政策转到工人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之政策。在这些国家中同盟形式,可以采取统一的政党,如国民党式的工农党。”

    但是,围绕要不要争取小资产阶级的问题,在中共党内依然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事实上,几乎没有人不了解,在资产阶级的加入已经使敌人的阵营变得空前强大的情况下,争取小资产阶级的同情对于中国革命将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甚至共产国际代表也相信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取得政权,因此目前还不应当象俄国革命胜利之后那样拒绝联合小资产阶级,但没有人能够解决小资产阶级对剧烈的阶级斗争的恐惧。在1928年1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人们虽然再度表示“主观上并不反对与小资产阶级同盟”,但他们却清楚地知道土地革命的激烈作法“必吓坏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于是,会议仍不能不决定坚持“工农与贫民的政权”,“候中国本部我们的革命成功,再来讨论小资产阶级问题”。[62]可是,仅仅4个月之后,随着济南惨案发生后群众性反日运动的再度兴起,相当一部分共产党人又重新看到了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革命热情,进而大胆地提出了“将小资产阶级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拉开”的斗争任务。[63]为此,他们专门发布了告小资产阶级书,表示:共产党的苏维埃革命“决不是抛弃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或拒绝中小资产阶级参加到同一战线来奋斗。反之,一切中小资产阶级之反帝国主义争斗,民权争斗,以至日常利益的争斗,中国共产党是竭力赞助的。”他们保证:共产党将“保障小商人营业”,“废除苛捐杂税”,因而呼吁小资产阶级站到自己一边来。而为了吸引小资产阶级,考虑到苏维埃政权的口号缺乏号召力,他们甚至再度提出了“召集国民会议选举全国政府”和“实行民众政权”的主张。[64]

    国民党是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作出决议说:“国民党是现时中国唯一的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它以自由民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学生和工人为依据。”这个决议,已经接受了到莫斯科的陈独秀的影响。

    对小资产阶级策略的这种动摇,反映了中共党内仍旧存在着联合小资产阶级的实际需要和强烈愿望。在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开前夕人们向共产国际领导人集中提出的18个问题当中,有关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的就占了三条。人们问道: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关于中国的革命政权应当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专政”的公式,现在是否仍然有效?而在工农专政的条件下,我们应当对富农和小商人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能否用武汉时期的具体例子解释一下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65]然而,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除了重申应当区分有雇佣劳动的小资产阶级与没有雇佣劳动的小资产阶级,和强调必须站在店员一边,不能阻碍群众要求的基本原则以外,没有给予中共领导人任何新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种试图重提争取小资产阶级的勇敢尝试,自然都只能遭到严厉的批评并归于失败。而中共“六大”的政治决议甚至更加明确地规定:“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之中的动力现在只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它表面上虽然并不反对联合小资产阶级,但却明白指出其剥削者的本质,要求“共产党永久应当站在劳动分子的方面,而反对剥削者的阶级”。[66]至此,小资产阶级(即所谓上层小资产阶级)不仅被彻底排除在革命阵营之外,而且被正式地纳入到与地主、资产阶级一样的剥削阶级的行列中去了。

    此外,共产国际同意这个策略,考虑到了苏俄的外交利益。1922年越飞来华担负与北洋政府建交的使命,因为外蒙古驻军和中东铁路问题,越飞与北洋政府谈判失败。越飞在吴佩孚、孙中山中间选择合作伙伴,由于吴佩孚在二七罢工中暴露了反动性,加上中共刚刚成立,无法与中国几股政治力量抗衡,苏俄最终选择了国民党为合作伙伴。1922年7月的共产国际会议上,布哈林说:“我们应该明确,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民族革命,各种对外政策问题也是与此相联系的……我还是把决议中包括关于对苏俄的政策的话加进决议之中,因为中国的形势迫切要求这样做,”布哈林的话说明,苏俄在选择国民党作为同盟者时,是考虑到苏俄外交政策和苏俄国家利益的。

    其实,人们并不仅仅是不了解应当如何正确地制定对于小资产阶级的策略,他们事实上也并不十分了解应当如何正确认识和对付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敌人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他们这时提出的18个问题当中,相当多的问题恰恰是针对这个民族资产阶级的。人们不了解:我们有些什么样的资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有几个阶层或派别?它们各自代表什么力量并起什么样的作用?而民族资产阶级的定义究竟是什么?作为背叛了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它是否还能够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作斗争?我们是否不应当没收资本家的企业?如果他们怠工,难道我们也不没收他们的企业吗?如此等等。[67]但布哈林似乎并不认为这些问题具有多大的意义,在他看来,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之最无情最残酷的敌人”,了解了这一点就足够了,至于它的派别、它的定义、它与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的关系,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68]然而,问题真是这样简单吗?

    二、陈独秀主持起草的中共二大决议抵制了“二次革命论”

    不错,自国共关系破裂以来,中共中央一再宣称:“民族资产阶级是最不成熟最没有力量的阶级,最不能负起历史上的改造社会制度之责任的阶级”,它“甚至于连造成自己政党的能力都没有”,因此,它永远不能成为反革命的领导力量,只能充当豪绅买办地主阶级的走狗,反革命的领导权只能是在豪绅地主阶级手里。[69]但是,随着蒋介石南京政府在与国民党各派势力的斗争中渐渐得到巩固,和其内政外交明显地与北洋军阀政府有所区别,人们不能不注意到,这种“与我们理论上差不多,但政纲却不同”的“民族资产阶级”正在“突飞地发展着”,“在全国政治生活中已经取得了有力的地位,至少在最近的期间以内他成了一切政治事变的主要动力之一”。人们不能不相信,正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晓得制定减租条例、纳税条例,设佃业理事局,办御用的农民协会;晓得实行劳资仲裁,定分红制度,制定劳工法,组织黄色工会,还晓得大谈土地问题,劳动问题,宣传他们的‘以治法律方法解决耕者有其田’,宣传他们的福特主义”;由于他们还“晓得以和平的外交方式哀求列强放弃不平等条约”,同时还保持着“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等的口号,“并且还做一做抵制外货的运动”,乃至一心“想脱离帝国主义而抱着富国强兵的宏愿”,从而使得民族资本的状况“是进步了些”,外交如关税等也“相当的改善了”。[70]不仅如此,他们还注意到,正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相当的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势力,实行关税自主等”,“必然不可避免地要和买办地主阶级发生激烈的斗争”,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根本上是与帝国主义买办地主阶级相矛盾的”,这种“根本的矛盾,没有方法可以一致”。[71]这也就是说,共产党人这时已经渐渐地开始相信,民族资产阶级正在为独立地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和建立统一的中国市场而进行斗争,这种斗争显然取得了某些成功。

    陈独秀一开始激烈的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反对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当前的革命运动,因此,他开始是抵制“二次革命论”的。“二次革命论”的本质,即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国民革命。

    面对这样一种情况,人们自然会提出疑问:“是不是他重新左倾,重新起革命作用呢?”尽管,中共中央这时明确否认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任何革命作用,断言“他是要和封建阶级争反革命的领导权,他是要帝国主义不帮助封建阶级而单独帮助他”。[72]但党内仍旧有些人怀疑:资产阶级是不是完全不革命了?毛泽东就认为:还不能说资产阶级完全反革命了,至少有一部分资产阶级还在斗争。因为他相信:“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领导了去,立即跑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家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中国资产阶级也同样碰着打击”,因此“亦在沿海沿江各地发展着颇大的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反买办豪绅阶级的民族民权运动”,它同样“是中国迫切需要的民主革命之一部分”。[73]

    1.反对加入国民党

    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是想要发展民族资本,它与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地主阶级阻遏民族资本生长的势力之间是不是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显然,在理论上,承认这种情况存在的本身就包含着承认民族资产阶级仍旧可能具有某种革命性。而在现实政治生活当中,任何一种承认资产阶级可能具有革命性的想法本身,又都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对反对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必要性的怀疑。这当然是不能允许的。为此,共产国际不能不迅速发出指示,告诫中共:不论是关税自主,还是一年多来中国经济的繁荣、民族资本的某些发展,只是“主要有利于恢复帝国主义者掌握的工商业”,要想进一步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固然,共产国际不能否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因而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豪绅之间“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但是,它断言民族资产阶级的改良本性导致资产阶级只能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屈膝投降”。它严厉地批评中共中央“夸大中国资产阶级的斗争意志和战斗能力”,要求后者相信民族资产阶级“再不肯为消灭封建残余而斗争”,更“不可能对帝国主义实行独立的民族政策”。中国的革命任务,即统一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和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只能由工农革命来完成。[74]

    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六条理由。1922年4月22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提出了六条意见:“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陈独秀不同意站在国民党的旗帜下,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共产国际的批评迫使中共开始改变前此的看法,并对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之间矛盾的发展采取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之间有矛盾吗?有。中国资本主义将来会不会有“相当的发展”?会。但是,“我们不能夸大这一事实的意义”。因为其关税自主和修改条约的主张,只是“使中国更深入殖民地化(更为帝国主义所奴隶报统治)的过程”;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终不能脱离帝国主义的经济控制与其所利用的封建势力的束缚”。至关重要的是,“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完全脱离其买办性和地主性”,因此它最终只会“一步一步的出卖中国民族独立的利益,妥协封建势力”。认为资产阶级还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的要求,“更是极大的错误”。[75]更进一步,当党内托洛茨基派出现之后,为反对该派关于中国已经是资产阶级当政的主张,中共中央乃至共产国际还改变了前此将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主要看成是资产阶级代表的态度,断言蒋介石不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南京政府则是“买办地主资产阶级军阀联合统治的政权”,或称之为“地主资产阶级政权”;称现时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并不是前此所谓以桂系和冯等为代表的“豪绅买办阶级”与以蒋介石南京政府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以蒋介石、桂系、冯阎等为代表的军阀、封建地主和土著的大资产阶级与以汪精卫改组派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中小资本家、小地主和城乡上层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后者最终只能与前者“合并成为统一的反革命的地主资产阶级联盟”。[76]

    达林:共产党反对加入国民党。1922年5月,陈独秀在广东主持中央干部会议,反对马林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参加会议的C. A. 达林1975年在回忆中承认:“当时党还是反对加入国民党。”

    对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这种认识和策略,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成立之后得到了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认定。尽管考虑到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和苏区经济生活的需要,按照共产国际的意见,人们至少在形式上没有继续采取革命开始时的那种一概没收的政策,保证允许商业自由和一般不没收资本家的企业与房屋。但在政治上,根据共产国际起草的各种正式法律和苏维埃政府颁布的有关法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与地主、富农一样显然统统被排除在“公民”的概念之外,“半点政治上自由都不给他”。[77]当然,法律或法令也并不是永恒的,它也还是会随着各种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一切取决于实际的需要。不过,在这个时候,影响中共政策变化的看起来主要还并不是这种实际上的需要,而是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强烈的阶级斗争愿望和来自共产国际的各种理论规定。这种情况决定了共产党人多半并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理论观念出发来考虑自己的政策。尽管人们或多或少地已经注意到:“过左的要求,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是有害”,“过早的消灭资本家的错误尝试”导致很少有资本家敢于在苏区进行投资和经商,从而使得苏区“日常用品减少,商品价格昂贵,给农民的生活以不好的影响,以至引起他们的不满”。但对阶级斗争的理解仍旧使他们要求自己的下级“必须无情的镇压苏维埃区域内一切地主残余,与资本家的反革命活动,并且没收他们的一切土地、企业与财产,从经济上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结果,下级人员出于各种原因,只能“依靠武力与行政的手段”去对付那些资本家和大小商人,就连过路的商船,人们“除了用枪去射击,或没收他们的财产外,也从没有想到……一方面可以征收通过税,同时……还可以发展我们的对外贸易”。[78]事情很清楚,在政治分野高于一切的时代,不论政策上如何规定,敌人就是敌人,人们在事实上是不可能把政治上的敌人看成是经济上的朋友的,即使是“利用”也难以做到。

    2.中共二大决议抵制“二次革命论”

    李立三说过:“革命是要彻底的直线的,改良是修改的弯曲的,因此改良是反革命的”。[79]李立三的这种观念反映了这时相当多的共产党人对革命的理解。为了要彻底,人们只好宁左勿右;为了要笔直又笔直地前进,人们不得不放弃任何一种试图借助于策略手段达到自己目的的做法。但是,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三省之后,现实的力量对比是不是能够允许中共继续彻底的直线的革命呢?富有经验的共产国际领导人显然是最早注意到中共应当运用策略手段曲折前进的。当然,他们首先注意到在中国东北地区中共有必要重新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来强化中国人反对日本占领的斗争,多半是从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考虑的。但无论如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是根据这一主张,最先开始改变中共前此的彻底革命立场,提出了“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的“策略方针”。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场合和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的颇为大胆的设想。[80]不管中共代表团这时的策略与设想还有着怎样的先决条件,它毕竟预示着中共对资产阶级的态度从此又要发生某种改变。

    1922年7月,为了反对马林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意见,陈独秀趁马林回莫斯科期间,紧急召开了中共二大,反对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做法,抵制了“二次革命论”,如:

    1933年10月,中共代表团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应当“尽可能的找到灰色的甚至平时是反动的”,即属于上层小资产阶级甚或资产阶级的“一切名流学者”,来支持中共提出的关于“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具体纲领”。[81]进而,在11月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上,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第一次宣布过去被斯大林断定已经脱离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生了明显的转变”,重新“倾向于革命,倾向于共产党”。他同时并尖锐批评“我们的党和群众组织中的一些同志还在教条地、公式化地、机械地和静止地理解和执行党所面临的这些具体的策略任务和实际任务”,声称他们远没有跟上客观形势的变化。[82]然而,在跟上客观形势变化这个问题上,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中共代表团,都花了很长的时间。尽管人们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提出“反日反蒋”的策略口号,但是,由于人们仍旧只能“教条地、公式化地、机械地和静止地理解和执行”党的阶级政策,因此,他们几乎没有实行这一策略的任何可能。直到将近在两年之后,即1935年8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并正式确定中共有必要实行“抗日反蒋”的策略方针之后,中国共产党才开始意识到在这一方针背后具体的阶级关系变动的内容。他们第一次开始承认:“在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中国小资产阶级是和反革命一直来反对革命的,那么现在的情形大〖不〗相同了,目前中国不俟是小资产阶级被不愿做亡国奴的呼声所警醒,被民族革命战斗〖的战鼓〗所激动,都投入反日反蒋的革命洪流中来了,甚至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及一些国民党的军官政客也鉴于‘满洲国’,‘共存共荣’的借错〖镜〗而混入反日反蒋的革命漩涡中来,因此目前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大大的扩展了”。不论他们参加革命斗争的程度如何,“革命〖者〗都不能拒绝与之联合战线”。据此,中共主张:“不管什么阶级(从工人起〖至〗资本家止)……,不管什么党(从生产党至社会党,民主党,国家主义派止),若果他们愿意做任何反日反蒋的活动,有一点救国救亡的情绪时,中国共产党都愿意很诚意诚恳的与之统一战线以共同担负起救中国的责任”。[83]

    农民是革命运动中最大要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的运动中的最大的要素……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贫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

    重新肯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具有某种革命作用,这意味着中共前此的黑白分明的阶级政策正在发生某些重要的变化。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虽然再度肯定工人和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但同时也承认“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可靠的同盟者”,并重提“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口号。与此同时,他们认为,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到反日战线中来的可能,就是“地主买办阶级的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有利用的可能。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共开始改变前此的阶级政策。会议第一次宣布愿意给“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以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第一次表示愿意尽自己的政策与权力给城乡小资本主义工商业以保护;第一次郑重表示愿意“用比较过去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欢迎他们到苏区投资开厂设店,答应保证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许诺尽可能的减低他们的租税。[84]

    工人们将成为革命领袖军。“工人们的组织近来亦见迅速的扩大。而且工人们处在中外资本家的极端压迫之下,革命运动是会发展无已的。发展无已的结果,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

    有必要指出的是,把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从排斥的对象之一,一步提升到革命的可靠同盟者的地位,这反映了中共党内对联合小资产阶级问题是颇为积极的和一致的。但是,人们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就远不那么简单了。虽然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大胆地提出可以吸收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苏维埃政权的管理工作,以至可以吸收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入党、参军等等,但却并没有宣布给予资产阶级分子以公民权,即便如此,对资产阶级分子的这种宽大,也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共产国际的严肃批评:这样怎么保持我们队伍的纯洁性?而且资产阶级“有可能从内部破坏”啊![85]

    无产阶级应该集合在共产党的旗帜下。中共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提出:“我们要知道:无产阶级加入民主革命的运动,并不是投降于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来做他们的附属品……在民主的战争期间,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中共二大强调在“本党旗帜下”进行战争,即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毫无疑问,对资产阶级的宽大纯粹是由于共产国际正式批准的那个“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引起的。既然要联合一切愿意“抗日反蒋”的阶级和派别,那当然要区别对待仍旧处于统治地位的各个阶级。比如,人们只能把与日本帝国主义相提并论的蒋介石集团看成是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把愿意“抗日反蒋”的张学良、宋庆龄等视为有相当革命性的民族资本的代表;而既然肯定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并决定实行联合战线的政策,那么提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吸收他们中的少数革命分子参加苏维埃政权管理工作的主张,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当然,在1936年8月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改取“联蒋抗日”方针之后,问题变得相对复杂了。因为联蒋政策本身的提出势必要求人们改变前此对蒋介石集团阶级属性的看法。在理论上,共产党毕竟不可能与地主买办阶级结盟。既然相信蒋介石可以转向抗日一边,那也就是相信蒋介石也可以参加民族革命,这意味着蒋介石实际上应该代表资产阶级而不是地主买办阶级。于是,在过去了几年之后,人们重新又用“资产阶级”的概念来泛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同时用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概念来区分其中的不同派别。进而,考虑到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之后逐渐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人们又进一步把蒋介石等看作是区别于坚持对日妥协和对内反共立场的资产阶级中间的大资产阶级“中间派”。尽管,共产党人开始时对国民党的阶级属性的认识几乎是各种各样的,有认为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有说是“买办与资产阶级的”,也有说是“腐败的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代表的政治集团”。但随着1937年国共两党正式谈判解决两党关系问题之后,人们已不能不渐渐一致肯定国民党主要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了,至少也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中派的力量现在已开始占有优势”的党。[86]这是因为,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联合已经不可避免,而这种联合与合作理论上只能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而不可能在无产阶级与地主买办阶级之间进行。

    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中共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肯定了与民主派联合的必要性,说:“为人民幸福计,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因为封建武人是无产者和民主派公共的仇敌,两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陈独秀等人这个时候已经预计到,民主派只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迟早要和共产党分家。因为:“民主派打倒封建以后,他们为自己阶级的利害计,必然要用他们从封建夺得政权来压迫无产阶级……”

    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统一战线,不能不重新唤起人们对20年代中期他们之间合作经历的回忆,因而提醒他们重视历史上失败的教训。共产国际对资产阶级破坏作用的告诫,更加强化了人们对资产阶级的不信任感。中共领导人很快注意到今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将“主要的是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民族资产阶级将会用一切方法“同我们争夺领导权”。在1937年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更告诫党和军队的领导人:资产阶级只是为了对付日本才与红军妥协的,因此,“防人之心不可无”,因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87]

    该决议案表明,中共二大肯定了与资产阶级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共同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必要性,提出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具体方案,也就是说,陈独秀并不主张“左”的跳过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毕其功于一役”,而是反对加入国民党,反对在其旗帜下进行民主主义革命。

    相信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这当然是共产党人的阶级观念所使然。但是,在1937年共产党人最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放弃了激进的苏维埃革命的形式以后,人们同样根据共产国际建议所定立的“民主共和国”的目标,不能不是包含着资产阶级在内的。甚至,在国共两党实力相差极端悬殊的情况下,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共和国,多半还是由资产阶级国民党来唱主角的。很明显,共产国际不再坚持中共必须反对与资产阶级在政权问题上的合作了,即使是苏区政权本身。[88]相反,他们开始鼓励中共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并作更长远的设想。这意味着,中共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应当不仅仅局限于抗日战争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恐怕也很难过多地注重根本利益上的冲突和对立,并不能不在暂时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更多地加以调整了。

    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在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中共二大通过的《宣言》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这样一种调整突出地反映在他们新的阶级政策上。在1937年底,随着王明等人带着共产国际关于“抗日高于一切”的有关指示回到中共中央来,中共再度改变了他们一年以前所提出的“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思想,开始把资产阶级包括在内了。王明提出:“在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阶段上,革命所要推翻的目标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政权。参加这个民族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它一切抗日的力量。革命的直接目的是要建立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切阶层和党派的中华民主共和国。”[89]显而易见,中共中央是赞同这样一种认识的。到了1938年,毛泽东还进一步将“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目标具体化为“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斗争目标。这清楚地表明,中共已经切实准备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并准备在承认资产阶级国民党居于“领导的与基干的地位”的前提下,承认以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作为这个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政治旗帜了。[90]这种情况似乎表明,共产党准备把与自己在阶级关系上根本对立的敌人当成朋友了,而且还准备做较长时间的朋友。

    中共二大宣言强调:“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即刻成功”表明,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分割的两个阶段。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即考虑到实行“第二步奋斗”,这个思想,没有一点“二次革命论”的痕迹!

    非友即敌

    中共二大一系列文件反对混合阶级组织,强调在共产党的旗帜领导下,进行当前的战争,并通过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这些观点,不仅无“二次革命论”的痕迹,相反,反对了马林提出、被共产国际认可的“二次革命论”。

    由上不难看出,在进入到30年代中期以后,共产党的阶级政策已经不再是简单地根据一种固定的理论观念和经验模式来决定了,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根据实际政治关系的变动和自身策略的变动来决定的。尽管,在这许多的变动中,共产国际的作用还是显而易见的,但在这接二连三的策略变动中如何认识和判断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派别的实际地位和作用,显然多半只是中共自己的事情。由于自1935年以来统一战线策略不断变动,中共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也不得不频频变化,这使得中共在对资产阶级及其派别的认识和判断问题上不能不发生某些困难。以至毛泽东从1937年起就强调认为,应当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作出理论上的说明。然而,直到1938年底为止,由于策略本身的频频变动,导致认识对象本身总是处于一种极不确定的状态,这使得人们几乎难以在一种基本确定的前提下进行理论上的分析。

    三、陈独秀接受、宣传了“二次革命论”

    在1939年,情况有了不同的变化。1939年,从1935年特别是从1937年以来一步步看好的蒋介石国民党开始重新暴露出其必与共产党为敌的真实面目,其“防共”、“限共”文件接连出笼,反共军事磨擦更是步步逼紧,从而使得共产党不得不对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所确定的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方针日渐发生怀疑。终于,共产国际1939年5月间关于国民党的反共可能包含着投降阴谋的指示,促使人们重新开始强调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6月,毛泽东在肯定“国民党是以资产阶级为首干的党,是在资产阶级指导之下”的同时,首次明确指出了“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甚至再度把“地主”与资产阶级相提并论。[91]很清楚,毛泽东再度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表现出极端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又是同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的判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由于马林的意见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陈独秀在西湖会议上经过争论,最后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张,接受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命令”,为接受“二次革命论”奠定基础。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共产国际关于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指示[92],使人们进一步确信资产阶级是最没有前途的。毛泽东开始相信:“推翻世界反动营垒,用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战争祸首,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展开了,“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尽头了,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93]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当然有重新估价的必要。

    1.陈独秀主张“二次革命论”是为了贯彻共产国际决议

    从1939年秋天起,毛泽东先后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文章,开始系统地研究和论述中国资产阶级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他显然坚持共产国际在1929年对中国资产阶级所做出的基本判断,即由于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它不仅“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因此,他相信,资产阶级固然在一个时期可以参加革命,成为革命的动力之一,具有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但在另一个时期,就要叛变革命,并转过来压迫革命,成为革命的敌人。考虑到这种情况,资产阶级当然要“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看作是不利于他们,而要加以限制,而采取欺骗、诱惑、溶解与打击等等破坏政策,并即拿这个政策作为他们投降敌人与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的”。毛泽东断言:“在中国的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原故。在今天,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鉴于帝国主义世界战争爆发以后,当今世界已经被截然划分成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而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充分暴露出其腐朽性而日渐崩溃,国际资产阶级及其政权已经没有前途,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当然也失去实际意义。据此,毛泽东大胆推翻前此关于与资产阶级共同建立三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设想,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的政治主张。那么,今后决定着中国命运并将要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基本构成的,应当是哪些阶级呢?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毛泽东坚信:共产党已经领导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它们必然要成为“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94]这也就是说,毛泽东又再度把中国资产阶级排除在革命的动力之外,主张取消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未来命运的发言权,直截了当地主张由无产阶级的共产党而不是由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来领导中国革命。

    马林否定了中共二大决议。张国焘回忆说:“在大会闭幕后几天,马林回到了上海。他对于中共建立政纲的努力浇上一盆冷水。他批评联合战线是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张国焘说,1922年8月,西湖会议“虽没有通过甚么修正二大代表大会宣言的议案,但著名的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方针,就是这次会议确定的,实际是修改了原定的政策。”这样,马林不动声色,否定了中共二大通过的决议。

    把资产阶级排除在革命的动力之外,并否认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未来命运的发言权,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资产阶级及其国民党就此失去了革命的作用,而成为革命的敌人呢?显然,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在国民党仍旧继续抗日的情况下,笼统地否定整个资产阶级,并不符合共产党人的利益。事实上,毛泽东也并没有这样做,他甚至相信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丧失革命作用。为此,他具体地提出:“资产阶级有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买办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的外国资本家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它们和农村中的半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买办阶级决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仅因为买办阶级是分属于各个帝国主义的,在革命主要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可能在极小的程度上与极短的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统一战线。至于民族资产阶级,则本来就是具有两重性的阶级,即有同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有矛盾而成为革命动力的一面,也有依赖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反对革命的一面。而“民族资产阶级中又有大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区别。大资产阶级,那是妥协性很大的很不可靠的部分,而在中产阶级尤其是中等民族工业资本家,则是比较多带革命性的部分”。当然,毛泽东相信,民族资产阶级必有革命性完全使用枯竭而只剩下反动可能性的一天,但他也了解,还不能简单地把仍在抗日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排除在革命的阵营之外。[95]

    在西湖会议上,马林间接地否定了中共二大通过的决议。张国焘说:“大概是为了减少反对,他避免提到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犯了左倾幼稚病。”这句话表明,马林本意是否定二大,但因自己是少数,所以回避在会议上公开否定。

    相信国民党代表着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这毫无疑问是以国民党参加抗日的事实为依据的。因为国民党抗日,所以相信它有革命性;因为它有革命性,所以判断它主要不是代表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地主买办阶级。但是,笼统地判断国民党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并根据蒋介石的反共措施相信资产阶级正在失去革命性而开始走向反动,这必然要导致有朝一日因为共产党与蒋介石关系的破裂而不得不与所有资产阶级为敌。而事实上,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这种作法不仅对共产党不利,而且也不能适合资产阶级内部的实际状况。实际的状况是,在国民党内部以及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之间,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矛盾,它们对共产党以及对抗日的态度都有相当大的区别。经验已经告诉共产党人,笼统地把它们都看成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并有朝一日因为蒋介石的反共分裂活动而将它们统统视自己的敌人,对共产党并没有任何好处。

    十几年后,马林回忆他为什么主张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说:“有三个因素促成了这个决定:爪哇的经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以及南方无产阶级组织在民族主义路线上所处的有利地位。”马林言下之意,他的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不仅决定于爪哇的经验、国民党的状况,还与中共二大决议有关。这个解释不符合事实,因为中共二大决议是反对加入国民党的。

    1940年3月,毛泽东开始系统地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主张,和建立“三三制”政权的积极设想,决心把进一步争取地方实力派和中等资产阶级作为孤立和反对蒋介石等顽固派的有效手段,这就使得毛泽东不能不进一步考虑修改自己对于资产阶级的认识。显然,笼统地把必然争取的大批中等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和势必要加以孤立与反对的大资产阶级统统归入“民族资产阶级”,不利于共产党人客观地作出阶级估量和制定政策。十分明显,鉴于蒋介石国民党反共态度日益强硬,毛泽东这时已经断定,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是“妥协性很大的很不可靠的”大资产阶级与“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大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并断言:国共关系“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政之时,不能有彻底的好转”。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争取中间势力的原则,他不能不下决心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与那些与蒋介石态度不同的地方实力派和其他中等资产阶级分子区别开来,并据此于1940年7月间提出了“目前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同盟军”的观点。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当然不再是包括蒋介石以及过去所说的“大资产阶级”在内了。[96]

    西湖会议经过激烈辩论后被迫接受马林提议。据张国焘回忆,陈独秀在西湖会议上与马林有过激烈的冲突:“陈独秀先生也反对马林的主张,而且发言甚多。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的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

    1940年9月6月,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应该“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的观点。他特别说明:“大资产阶级是带买办性的”,即是过去所说的“买办阶级”,他们是现时主要的当权者;而“民族资产阶级是受大资产阶级统制,与外国资本家联系少,现时基本上没有政权”的部分,即过去所说的“中等资产阶级”。[97]根据对资产阶级的新的认识和斗争策略,中共成功地解决了前此与国民党关系当中那些十分棘手的战略难题。按照前此的情况,共产党或者必须整个破裂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或者只能在承认资产阶级占实力领导地位的情况下与其“长期合作”,“共同建国”。而如今,中共不必再担心有朝一日由于不可避免地破裂与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关系,以致不仅无法孤立蒋介石,反而使自己重新陷于孤立。这样一来,中共自然不必在与蒋介石国民党斗争时畏手畏脚,他们由此获得了极大的理论空间和政策空间。毛泽东对此自然十分满意。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去,我党没有把大资产阶级与与民族资产阶级区别开来,没有指出大资产阶级才是买办阶级,直到1940年7月才正确认识清楚。现在,必须要使全党了解它,并且要把这种理论与实际政策联系起来。[98]

    陈独秀本人在文章中也谈到自己在西湖会议上,考虑国际纪律,勉强接受了马林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提议。但马林三十年代否定自己在西湖会议上与陈独秀等发生冲突,他说:“主要问题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个问题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参加讨论的执委会委员们一致认为,通过积极参加这个民族主义运动,可以为我们的工作创造最有利的条件。”马林的回忆,遭到托洛茨基的质疑。

    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发布指示,具体解释了对于资产阶级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他明确要求全党:凡可团结者团结之,凡可利用者利用之。对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必须破坏,但对反共的顽固派仍须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并且“须对于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须对于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士绅,加以区别。”毛泽东突出强调了争取中间派的问题,主张在政治上“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不论政府机关和民意机关,均要吸引那些不积极反共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的代表参加”;在经济上“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99]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开始对重新印刷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根据新的观点做了相应的修改。修改后的文章清楚地表述了他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新看法,这就是:“资产阶级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它们与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尽管“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但它参加统一战线并和无产阶级一道向共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它仍然是很反动的”,“一到他们的主子起来反对中国革命时,他们也就立即反对革命了”。而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掌握过政权,而受当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所限制。在抗日时期内,他们不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们较好的同盟者”。[100]

    共产国际否定了中共二大决议。中共二大的决议,与共产国际的关于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产生了明显的冲突。1922年8月,拉狄克在莫斯科主持起草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共产国际委员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将随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子间日益明显的分裂而成长。分裂之前,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这个指令,将国民党定性为“革命组织”,指示中共在分裂前,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支持国民党,把中共和无产阶级利益放在次要的地位,从而根本上否定了中共二大决议案。

    将大资产阶级的概念与买办阶级的概念合为一体,并从民族资产阶级的概念之中区分出来,这就决定了中共此后的阶级政策是必然要首先反对这个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而断言这个大资产阶级即使在参加统一战线时“仍然是很反动的”,这意味着人们对于这个大资产阶级只能采取一种革命的态度。毫无疑问,这个大资产阶级指的正是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大资产阶级反动性的确定,导致共产党人不能不对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和投降可能抱以高度的警惕。因此,1940年秋冬之季当蒋介石反共态度异常强硬时,毛泽东不能不强烈地怀疑国民党准备投降日本并夹击共产党,因而准备先发制人。[101]而当皖南事变发生之后,毛泽东又不能不判断蒋介石准备全面反共分裂,因而下决心“放弃联合的政策,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102]但当注意到蒋介石仍旧继续抗日,并且还没有决心与共产党分裂之后,毛泽东自然又改变态度,重申“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继续利用日蒋矛盾的策略。但无论如何,共产党不可能相信甚至不可能与这个蒋介石国民党妥协是肯定的。一旦国际形势,特别是国共两党之间的实力对比开始发生有利于共产党的变化,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出取代蒋介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设想乃至计划。这种情况最终决定了整个40年代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毛泽东区别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孤立和打击大资产阶级的斗争策略,则极大地加速了蒋介石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失败。

    陈独秀到莫斯科后改变了态度。陈独秀在共产国际四大上的报告,是在国内写好,由刘仁静在会上用俄文代读,该报告说:“今年工人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共产党和前几年它还只是一个派别和一个教育组织时的情况比,今后将会取得很大的发展。今年我们已经有机会看到我们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增长了。”这个思想,直接反驳了马林关于共产党弱小,不联系工人群众的观点,也表明陈独秀在去莫斯科前,是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站在中共二大立场,未接受“二次革命论”的。

    可以肯定,在经过了将近二十年时间的摸索和摇摆之后,中国共产党在40年初期开始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也是比较成熟的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观点和政策策略。与中共前此的阶级政策相比,它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它强调区别对待的政策,主张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可团结者尽量团结之,可利用者尽量利用之,集中力量打击最少数的敌人。区别对待的政策使得它甚至能够清醒地注意到:“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政党。它虽被这个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级的反动集团所统治,所领导,却并不整个儿等于这个反动集团。”它有一部分领袖人物不属于这个集团,它有不少干部、党员群众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群众不满意这个集团的领导,它的军队以至政府机关中有着不少民主分子,甚至这个反动集团本身也分为几派,并不是一个统一体。[103]这就为它在与蒋介石国民党的斗争中制定具体的分化政策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团结利用的策略也使得中共在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能够坚持到底,它并未因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并在以后的政治斗争中有一部分人表现出某种要求独立的倾向,而抱以敌视甚或改取全面打击的态度。它甚至在几乎整个40年代里坚持把民族资产阶级看成是“人民”的一部分,强调“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恢复的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04]联系到前此中共对资产阶级的态度,可以想象,长时间地坚持这种态度对于坚信资产阶级是自己的敌人的共产党人来说,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在40年代,它做到了,也因此而战胜了中国的资产阶级。

    斯大林强调“国民党的领导”。1929年12月,陈独秀在《告全党通知书》中说:“国际始终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体,‘国民党的领导’这句话,在斯大林口中叫得异常响亮(见中国革命问题中反对派的错误),所以始终要我们屈服在国民党组织之内,用国民党的名义,国民党的旗帜领导群众。”说明陈独秀高举国民党的旗帜,是因为斯大林这样主张的。

    [1]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页。

    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1930年1月29日,瞿秋白在第二次“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说陈独秀在中共三大后说,目前我们的革命是民族革命,但将来终究是无产阶级革命,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着手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这个党是必不可少的。但他认为,为了“纪律和教育”,一切政治事务暂由国民党处理。说明陈独秀当时已在思考,哪怕将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现在也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另一方面,考虑“纪律”,陈独秀不得不把眼前的政治事务,交国民党暂时处理。

    [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48-550页。

    向青:陈独秀的错误是为了共产国际的指示。郑超麟先生曾于1983年9月21日给笔者写信,就笔者执笔撰写的《陈独秀传略》说:“一九二三年所作两文,为人所诟病。但此两文系根据国际指示作出的。见向青所著《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一文(安徽党史学习研究会所编:《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向青说:“陈独秀的错误从一开始就不是‘违背了共产国际纪律’,相反的而是为了共产国际指示。”——笔者1983年见到郑超麟先生的信后,因未看到有关共产国际的档案,只看到陈独秀、郑超麟等人的单方面的文章,以为向青的观点尚缺少论据。现在,在得到共产国际档案材料的支持后,笔者对于向青的观点予以认同。

    [3] 陈独秀:《告劳动界》,《晨报》,1919年12月1日。

    2.陈独秀主张“二次革命论”的两篇代表作

    [4] 《蔡林彬致毛泽东的信》,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1页;并见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9卷第4号,1921年2月11日;陈独秀:《对时局的我见》,《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二七”罢工失败后,中国工人运动进入低潮。在中共三大召开前,为了以共产国际关于依靠国民党进行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新精神重新统一全党,修改中共二大决议的精神,1923年4月25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第22期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5] 同注2。

    《国民革命与资产阶级》。1923年11月24日,陈独秀主持中共三届一中全会时发现,在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问题上,大家的思想并未统一到中共三大上来。1923年12月1日,陈独秀写了《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在《前锋》第二期发表,以统一党内思想。陈独秀写此文的另一原因,是根据国际的要求,促使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顺利召开。其主要内容是:“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分子,也是最勇敢的先锋队,但工人阶级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很幼稚,因此,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农民是“国民革命之伟大势力……但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倾向保守,易于迁徙苟安……难以加入革命。”“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在普通的形势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取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定……但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

    [6] 江春:《社会革命商榷》,《共产党》月刊,第2号,1920年12月7日;并见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

    3.中共三大受了“二次革命论”的影响

    [7]P.生:《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共产党》月刊,第3号,1921年4月7日;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陈独秀致张东荪的信》,《新青年》,第8卷第4期,1920年12月1日。

    在中共三大前夕,陈独秀写文章提出“二次革命论”,目的是为了贯彻共产国际决议,统一党内思想,因此,中共三大不可避免打上了“二次革命论”的烙印。如:

    [8] 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

    工人阶级尚未强大。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说:“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说工人阶级不强大,“中国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正是“二次革命论”的痕迹在中共三大文件中的体现。

    [9] 吉生:《告劳兵农》,《共产党》月刊,1921年5月7日;田诚:《共产主义与知识分子》,1921年6月印单行本,原件存上海博物馆“一大”组;陈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10月10日。

    引导工人农民等到国民党旗帜下。中共三大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等中共三大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会委员联名给孙中山写信,其中说:“对于国民,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党的旗帜下”,即明确说在国民党旗帜领导下开展国民革命运动。

    [10]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558页。

    只有国民党才能领导国民革命运动。1923年7月1日,陈独秀给萨法罗夫写信说:“目前,国民党虽还不是一个群众性的政党,但我们应该将群众吸收到国民党里来,因为只有国民党才能领导国民革命运动。”

    [11]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中共都明确表示了不与任何其他党派发生关系的强硬立场,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3,8页。

    4.C. P. 中不只陈独秀一人犯了“二次革命论”的错误

    [12] 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1辑,第20-21,29-32,40-46页。

    “二次革命论”是为了贯彻共产国际决议而形成的,因此,共产党内部,不止陈独秀一个人犯了这个错误。如:

    [13] 陈独秀:《告做劳动运动的人》,《先驱》,第7期,1922年5月1日;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民国日报》1922年8月26日

    瞿秋白与陈独秀在莫斯科的争论。陈独秀到莫斯科后,并没有自内心完全接受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策略,虽然他已经加入了国民党,因此,他并没有马上主张“二次革命论”。瞿秋白1930年1月29日在莫斯科学术会议上说,他在莫斯科期间,与陈独秀也有分歧:“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陈独秀在莫斯科。当时,我们在中国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不要加入国民党这两个问题上,同他有过争论。”说明陈独秀在莫斯科时,内心仍然不同意加入国民党,而瞿秋白在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问题上,走在陈独秀的前面。

    [14]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64-66,112-113,115-116页。

    瞿秋白: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1923年6月,瞿秋白在其中共三大笔记中说:“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因此,C. P. 要加入国民党。”

    [15] 见《萨发罗夫同志在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上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和共产党人的态度的报告》,和《萨发罗夫同志在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第十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2年1月21日-2月2日

    瞿秋白的话说明,共产国际强调国民党的领导,工人阶级弱小,共产党弱小的观点(这些观点是“二次革命论”的内容之一),影响的不只是陈独秀一个人。据蔡和森回忆,在中共三大上,赞成与国民党合作的是马林、陈独秀、瞿秋白和张太雷。反对与国民党合作的是张国焘、蔡和森、刘仁静。

    [16] 《陈独秀答张东荪》,《时事新报》1922年9月19日;陈独秀:《造国论》,《向导》,第2期,1922年9月20日。

    瞿秋白:接近机会主义。1930年1月29日,瞿秋白在第二次“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第一个发言,其中说:“我们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比如对革命高潮,农民战争的意义等问题,尽管有别于陈独秀,但往往是接近机会主义的。”

    [17] 只眼:《国民党是什么》,《向导》,第2期,1922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64-66,112-113,115-116页。

    罗亦农:促使资产阶级起斗争的领导作用。1926年10月28日,罗亦农说:“上海的发动是我们早就做了准备的。并且从一开始就明确,在即将举行的政变中起政治领导作用的应该是这里聚集在日本人周围的民族资产阶级。并注意吸收聚集在街头商贩联合会中的小资产阶级。我们没有让无产阶级起首要作用,我们明白我们参加这次发动的任务是,积极促使资产阶级起斗争的领导作用。”

    [18] 维经斯基:《中国“内战”和帝国主义》,《真理报》1922年5月11日;维经斯基:《中国南方的斗争》,《真理报》1922年7月18日。

    四、陈独秀为什么纠正“二次革命论”

    [19]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70-75页。

    1.国民党反对被改造

    [20]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1辑,第47页;《萨发罗夫同志在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上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和共产党态度的报告》。

    中共三大决议加入国民党,条件之一,是改造孙中山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一起反对军阀。陈独秀知道,改造国民党很困难。

    [2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1辑,第76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1922年8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3辑,第74页。

    孙中山要开除陈独秀。陈独秀1923年夏秋在报纸上刊登一些文章,批评孙中山后,孙中山发火要开除陈独秀的国民党的党籍。马林在信中说:“孙用汉语与廖仲恺谈论一份关于钱的电报,但是他突然用英语说: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但是我也说,援助问题与共产党人能否留在国民党内毫无关系。”

    [22] 《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1922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21页。

    在和孙中山谈话后,马林和陈独秀一起分析孙中山发火的原因,认为孙中山所以发脾气,是由于香港报纸批评中国共产党1923年7月发表“中共中央第二次对时局的主张”的宣言引起的。陈独秀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批评国民党的文章,早就开始了。孙中山以前为什么不批评呢?孙中山发火的根本原因,是不愿意得罪香港和破坏其与英国的关系。但孙中山不能在马林面前过分表示对英国的这层关系,便将矛头指向陈独秀。

    [23] 《刘仁静和拉狄克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就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的发言》,1922年11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1辑,第62,65页。

    中共不能批评孙文主义。针对孙中山向陈独秀发火的事,季诺维也夫1927年4月5日写《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提到,并作为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政策的依据:“中国共产党是以非常含糊不清的条件加入到国民党里去的一个成分。她不能批评孙文主义这个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学说。”

    [24] 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期,1923年4月25日;蔡和森:《国民运动与太上国民运动》,《向导》,第16期,1923年1月18日。

    国民党本身没有任何前进的动力。1924年1月,陈独秀在出席国民党一大的预备会议上说:“虽然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帮助国民党的发展,以及整个国民运动的发展,但是,几个月来党在这方面无所作为,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内对此有分歧;国民党本身没有任何前进的动力。”

    [25] 同上,并见和森:《外力、中流阶级与国民党》,《向导》第16期,1923年1月18日。

    2.党内部分同志对“二次革命论”的批判

    [26] 《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的代表就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策略问题的讨论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3年6月20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3辑,第83-85页;《斯内夫利特笔记》,1923年6月,《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34-242页。

    对于马林、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等的“二次革命论”的错误,C. P. 党内一部分同志提出不同的意见,如:

    [27] 秋白:《政治运动与知识阶级》,《向导》,第18期,1923年1月31日;屈维它:《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党纲纲领》,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40页。

    李大钊:无产阶级是领导因素。在中共三大上,李大钊支持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他在会上提出三条意见:“一、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它阶级。二、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应该站在运动前列。三、我们已经加入国民党,但还没有工作。没有迹象表明我们没有希望。”说明李大钊反对在国民革命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

    [28] 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期,1923年4月25日。

    毛泽东: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反帝运动。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说:“二、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所有反帝运动都是由饥寒交迫者而不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三、资产阶级不能领导这个运动。不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不可能出现。所以,中国的国民革命只能在世界革命后进行。……五、小资产阶级控制了国民党。相信目前小资产阶级能够领导。这就是我们加入国民党的原因。”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反帝运动,而小资产阶级可以领导。另一方面,毛泽东支持了共产国际意见,即同意加入国民党,因为国民党里面有农民和小商人。

    [29] 屈维它:《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前锋》创刊号,1923年7月1日。

    蔡和森:反对把工人置于国民党旗帜下。1923年6月20日,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信,批评说,“蔡和森同志也强调说资产阶级没有革命性。他想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取名“独立工人党”。根据马林记录,蔡和森在中共三大上说:“必须保持我们的独立性。指责陈把工人置于国民党的旗帜下,认为这是违反上述决定的……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如果不能全部掌握领导权,至少应拥有部分领导权……孙中山不仅倾向于向军阀妥协,而且也向帝国主义妥协。”蔡和森反对加入国民党,批评资产阶级没有革命性,反对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坚持了无产阶级领导权。

    [30] 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号,1923年12月1日。

    瞿秋白: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的革命阶级。瞿秋白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期间给季诺维也夫写信,说:“无产阶级是唯一最彻底的革命阶级,只要他能把革命进行到底。”瞿秋白一方面支持共产国际的决议,同意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因此有“二次革命论”的因素,另一方面,瞿秋白思想中有抵制“二次革命论”的因素,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革命初始阶段贯彻共产国际决议上的矛盾心情。

    [31] 《瞿秋白致季诺维也夫的信》,1923年6月22日,《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123-124页。

    邓中夏:无产阶级现在和将来都是领袖。邓中夏在1924年11月发表《我们的力量》说:“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日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其理由如下:资产阶级不能革命,即革命亦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而且革命亦不得贯彻到底……小资产阶级有革命要求和倾向,惟势力不能集中,只能为革命的助手……由此说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限是可知了。所以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他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只有无产阶级一方面更增进强大他们自己的力量,一方面又督促团结各阶级微弱的散漫的力量——联合成一个革命的力量,方能成就目前国民革命以及将来社会革命的两种伟大事业。”

    [32] 邓中夏:《论工人运动》,《中国青年》,第9期,1923年12月15日。

    陈延年:争夺国民党中的领导权。中山舰事件后,1926年4月24日,维经斯基给陈独秀写信,批评陈延年等因为争夺国民党内的领导权:“我们的广州地方组织去年所犯错误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广州的‘三二○’事件无疑与此有一定的关系。”“要反对我们的同志试图在国民党内发号施令的想法”。维经斯基的话说明,陈延年在争夺国民党内的领导权,共产国际远东局因此要陈延年承担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的责任。

    [33] 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第31-32期,1923年7月11日。

    3.马林观点受到批评

    [34] 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号,1923年12月1日。

    马林以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的观点,虽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仍然受到部分抵制和批评。如:

    [35] 独秀:《国民党与劳动运动》,《向导》,第71期,1924年6月18日。

    维经斯基:不能无条件支持国民党。1923年2月,维经斯基指出,孙中山不支持二七罢工,反驳了马林国民党与工人联系密切的观点。此外,维经斯基指出,孙中山与军阀联系密切,反驳马林关于国民党革命性的观点。1923年3月27日,维经斯基在中共三大召开前,给萨法罗夫拍电报说:“建议在党代会和工会代表大会结束前让马林留在中国,指示他不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而要向孙逸仙提出条件:第一,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与督军建立军事联盟上,而要放在建立全国性的政党上;第二,支持工人和学生运动;第三,断绝同张作霖、段祺瑞的联系。”

    [36] 维经斯基:《中国当前的政局》,1924年6月,《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4-85,89-91页。

    维经斯基:无产阶级是领导者。1925年10月2日,瓦西里耶夫给维经斯基写信,批评他关于无产阶级是国民运动领导者的观点,是“重复了中国同志的左倾观点”:“您8月19日的来信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无产阶级是领导者,农民、知识分子、中小资产阶级是基础,是中介。应当怎样理解这一点呢?这难道不是同我们的观点直接相悖,明显重复了中国同志的左倾观点吗?”此话说明,维经斯基曾明确主张,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而且,与一部分中国同志意见一致。

    [37] 同注35。

    张国焘:马林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1923年5月30日,马林给拉狄克、萨法罗夫写信,谈到张国焘的观点:“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保持我们的独立自主?为国民党的发展,我们合作到何种程度?应在哪些问题上批评国民党等等。他还说我有过错。”张国焘1923年11月16日给维经斯基、穆辛写信:“马林的观点如下……中国共产党是人为地组织起来的;而且也产生得过早。目前在中国只能发展国民运动。”

    [38] 中夏:《我们的力量》,《中国工人》,第2号,1924年11月;述之:《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新青年》季刊,第4期,1924年12月20日;维经斯基:《中国内战和工人阶级》,《真理报》1924年9月6日。

    斯列帕克:让党还是一个党。1923年8月25日,俄罗斯通讯社驻华记者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写信,批评越飞、马林让共产党人做资产阶级的尾巴。他写道:“让党还是一个党,全面开展自己的工作吧,但愿任何贯彻越飞的观点或外交人民委员部其他代表的观点的马林们,不要使党陷入一会儿向这位将军点头,一会儿向另一位将军点头的变化不定的窘境。”

    [39]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332-333页。

    共产国际指示:争取领导权。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最近的工人运动事件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极大意义。该指示强调农民问题,强调共产党应该争取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实际上是一定程度修正了马林的错误,部分纠正“二次革命论”。但陈独秀在中共三大召开后收到该文件,以致中共三大文件没有体现该指示的精神。

    [40] 双林:《孙中山辛亥革命后之第二功绩》,《向导》,第108期,1925年3月21日;瞿秋白:《孙中山与中国的革命运动》,《新青年》第2期,1925年6月1日;和森:《冯自由反革命运动的解剖》,《向导》,第111期,1925年4月19日。

    这个指示表明,共产国际对于中共的指示前后不一致,其指导文件不是一个完整的、成熟的思想体系。

    [41] 独秀:《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向导》,第136期,1925年11月21日。

    4.马林本人批评国民党

    [42] 但一:《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中国青年》,第83期,1925年7月23日;楚女:《反抗五卅惨杀运动中所见的阶级斗争》,《中国青年》,第86期,1925年8月1日;陈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向导》,第129-130期,1925年9月11日。

    马林在1923年夏秋离开中国前,意识到国民党与军阀联系密切,不接近工农等缺点,对国民党无意改造提出批评。如:

    [43] 维经斯基:《中国“内战”和帝国主义》,《真理报》1922年5月11日;维经斯基:《中国南方的斗争》,《真理报》1922年7月18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1922年11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1辑,第66-72页;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革命》,第4期,1925年12月1日;子任:《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恽代英:《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国民革命军一军三师政治部1926年印。

    写文章批评国民党。1923年5月9日,马林在《向导》上化名孙铎发表的文章说:“国民党的注意力太完全放在军事上和放在政客议员的秘密计划上。”在7月1日《前锋》创刊号上,马林以笔名孙铎发表《关于中国国民运动》的文章,继续批评国民党。胡汉民看后,说马林的思想方法不是中国人的思想方法。

    [44] 独秀:《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向导》,第139期,1925年12月20日。

    对孙中山的失望。中共三大结束后,陈独秀、毛泽东等新的中央执委会成员联名给孙中山写信说:“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法,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一脉相承的印象……”但孙中山对陈独秀说:“国民党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力量。”陈独秀问:“如何建立?”孙中山说:“党只有到紧急关头才能一马当先。现在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南方广东可以建立根据地,然后我们必须设法在东北或西北得到一支军事力量。靠这些力量的协作我们将使革命取得胜利。”

    [4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和《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1926年3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1辑,第138页,第3辑,第124-133页;转见《陈独秀同志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关于统一战线的报告》,1925年10月。

    对于孙中山的回答,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凭这种观点,就不可能期望国民党的领袖们会很快采取主动,把国民党变成一个现代的政党。”

    [46] 瞿秋白这时对于联合资产阶级的政策显然十分矛盾,他一边劝告资产阶级“觉悟”,一边却表示强烈的担心,称:“只恐怕!只恐怕在这个联合战线里面,资产阶级故意怠工破坏”。见屈维它:《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和秋白:《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新青年》,第3号,1926年3月25日;秋白:《国民会议运动一联合战线》,《向导》,第144期,1926年2月3日。

    给廖仲恺写信批评国民党。1923年7月21日,马林在离开中国前给廖仲恺写信,谈国民党的缺点:“国民党从不召开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三民主义的实行日益封建主义化;党只依靠军阀,不断向封建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妥协;对许多重大问题,如世界大战,五四运动,京汉铁路大屠杀等不领导、不参与,党没有成为国民运动的领导者,却与封建军阀为伍;家长制的观念代替了党的纪律;违反党义的现象司空见惯。”

    [47] 独秀:《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向导》,第148期,1926年4月3日。

    反对越飞援助国民党。针对孙中山开除陈独秀,马林对孙中山说“援助问题与共产党人能否留在国民党内没有关系”,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即使孙中山开除了陈独秀,也不影响苏联对国民党的经济援助;另一层意思,孙中山即便不开除陈独秀,也不一定得到苏联的经济援助。从当时的情况看,马林是前一层意思;但事后,马林更倾向后一层含义。他在7月18日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中说,“不能为了孙氏王朝控制广东再把200万元塞进南方将领们的腰包。”

    [48] 独秀:《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中国工人劳动运动》,《向导》,第151期,1926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6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147页;代英:《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革命生活》,第17期,1926年8月25日;恽代英:《工农商学联合政策》,《黄埔日刊》副刊《革命之路》,1926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中央政治报告》,1926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168页。

    7月20日,马林在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中,再次谈到不希望继续援助孙中山的观点:“如果你愿意拿少量的钱支持我提出的宣传工作,我认为派一个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人员住在中国的这个地方是有益的。这样人数不多的共产党组织可以富有成效地进行工作,我们不用再为孙在南方毫无胜利希望的军事纠葛耗费金钱,如果你们让孙保持控制权,那对于整个运动将是有害的,如果不能给我们小组以资助,那就不值得在中国长期安排一个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人员。”

    [49] 《陈独秀关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情况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中央政治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168-171页。

    五、陈独秀部分地纠正了“二次革命论”

    [5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1926年12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1辑,第276-279页。

    1.陈独秀部分地纠正“二次革命论”

    [51] 在1926年下半年以后,中共中央已经逐渐确定了国民党左右各派的阶级关系,称:“左派代表小资产阶级,现时的右派代表资产阶级,已出去的右派代表买办地主军阀”。由于老右派已经出去,他们这时通常直接把“新右派”称作右派。见《陈独秀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报告》,192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424页。

    受以上因素等影响,加上陈独秀内心深处是反对加入国民党,因此,1924年以后部分地抵制了“二次革命论”。如:

    [52] 参见《中共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25日;《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26日。

    批评孙中山。1923年7月11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发表《北京政变与国民党》,批评孙中山说:国民党“应该起来统率国民做革命运动,便应该断然抛弃以前徘徊军阀之间,鼓吹什么四派势力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政策。”在同期《向导》上,陈独秀发表《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若孙中山可以和曹锟携手,那末,北伐伐谁?那末,岂不是孙中山和陈炯明、沈鸿英走到一条道路?那末孙中山可以联曹,何以陈炯明、沈鸿英联曹便罪该万死?”陈独秀的批评激怒了孙中山,以致后者要开除陈独秀的国民党党籍。

    [53] 布哈林:《中国革命问题》,《真理报》1927年4月19日;斯捷茨基:《斗争的辩证法》,《真理报》1927年4月21日。

    1923年7月20日,马林曾给越飞和达夫谦写信说:“陈独秀只想利用国民党。他的宣传工作只考虑共产党的组织,干的是同国民党决裂的事。孙中山告诉我,这个周报上的批评是无法接受的,如果陈独秀不放弃批评,孙一定要把他开除出党。”说明马林已经看出,陈独秀一方面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加入国民党,另一方面,在实际宣传中,抵制被国民党领导。

    [54]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1922年11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1辑,第66-72页。

    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1924年7月13日陈独秀致维经斯基信:“您需要紧急给鲍罗廷同志发一份电报,请他提供实际情况报告。我们期待你们将根据他的报告制订共产国际的新政策。我们认为,对国民党的支持不能沿用以前的形式,我们应该有选择地采取行动。这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

    [5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扩大全会中国问题委员会的报告》,1927年5月30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1卷,第238页;布哈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介绍》,《真理报》1927年6月18日;采特林:《新阶段》,《真理报》1927年6月17日。

    北京政变后,孙中山准备北上,但陈独秀反对他与军阀合作。维经斯基1924年11月30日抵达上海的当天,给季诺维也夫拍电报说,在共产党人中,出现了一股与国民党决裂的思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拥护召开国民会议和上面提出的其他口号,并不认为孙逸仙北上问题有特别的意义”。

    [56] 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1927年7月28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62-268页。

    指出资产阶级的不革命性。“五卅”运动后期,针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态度,1925年11月,陈独秀写《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说:“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应该有革命的要求,然而在实际上,它已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这个思想,根本上否定了《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的有关资产阶级的观点。

    [57]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336-337页。

    国民革命成功需要工人农民力量。1926年,陈独秀批判戴季陶主义时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这个思想,修改了1923年的两篇文章中的观点,强调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决定国民革命的成功。

    [58] 中共中央在1927年8月23日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中曾明白地说明:“本党不提出没收小田主土地的口号,是为着要使城乡间广大的小私有财产者之分子中立”。这说明,他们知道没收或严重损害小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将难以使其不倒向反动。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296页;《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同志书》,1927年8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258-259页。

    希望退出国民党。陈独秀等人希望退出国民党,希望树立共产党的独立旗帜,鲍罗廷非常清楚。1926年2月15日,鲍罗廷在回答加拉罕“您能否谈谈一年前共产党人是如何反对在国民党中央工作的?”问题时,鲍罗廷说:“其实是我们逼着他们工作的。其实我们知道,共产党人拒绝同国民党合作,他们想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从1920年,即共产党成立时起,问题就这样摆着。我也对这些领袖们说,是共产国际逼迫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为的是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进行合作。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人应该同你们合作。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认为,到了散伙的时候,我想,共产党人对这种情况是求之不得的。”

    [59] 《中国现状与党任务决议案》,1927年11月9-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458-461页;《中共广东省委发布革命口号》,1927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报告》,1927年12月12日;《中共广东省委致海陆丰县委函》,1927年11月,《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年卷,第276,197,162-163页。

    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陈独秀、彭述之在1926年秋提出退出国民党“陈彭提案”。1929年10月10日,陈独秀给中共中央常委写信说:“我个人曾几次提议准备退出国民党,独立领导革命,都为中央多数同志及国际所阻止。”“独立领导革命”,即强调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

    [60] 《中央致广东省委函》,192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372-373页;秋白:《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新策略》,《布尔塞维克》,第7期,1927年12月5日;《中央通告第十五号》,1927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438页。

    陈独秀在1929年12月10日《告全党同志书》里说: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我又和鲍罗廷商量,他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下去。曼达良、纳索诺夫和阿尔布列赫尔回到莫斯科后,于1927年5月21日作报告,指责陈独秀没有执行联共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反对工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政治局的指示)2月22日才收到,晚了19天。中央委员会表面上赞同这个指示,但陈独秀声称,有一点他不能同意,这就是必须让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然而,正是通过让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才有可能根据这个指示采取其他一些措施。这是隐蔽地打算把共产党同国民党分割开,自愿地把国民党交给右派,因为上海共产党80%是由产业工人组成的。”

    [61] 《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具体解释了这两种“小资产阶级”的区别,并说明“工农民权独裁”的苏维埃政权,就是“工农兵手工工人城市贫民代表会议政府”。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458-459页。

    蒋介石叛变革命前,陈独秀和汪精卫谈话,希望汪精卫提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1930年1月29日,瞿秋白在“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批判陈独秀时,转述陈独秀1927年4月对汪精卫说的话:“我们共产党人也许是想退出国民党的,但由于现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分子主张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所以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宜向莫斯科提出这一建议,否则人们会怀疑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而您汪精卫纯属国民党人士,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可以避嫌,要是您提出这一建议,斯大林肯定会同意。”陈独秀的话表明,他希望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不希望在国民党领导下工作。

    [62] 《瞿秋白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广州暴动大纲的报告》,1928年1月3日。

    1930年1月25日,张国焘在第一次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说:陈独秀“要么干脆退出国民党,要么索性同国民党合并。”张国焘的话说明,陈独秀在与国民党的关系上,是矛盾的。一方面是自己内心的主张,退出来,与国民党采取“党外合作”,一方面是不得不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加入国民党。

    [63] 《中央通告第四十五号》,1928年5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198页。

    争夺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拉菲斯1926年12月14日在莫斯科作报告,批评陈独秀说:“7月底陈独秀同志在远东局全会上作了中央扩大全会的总结报告……有三点使我们感到惊讶:陈独秀同志把‘与左倾军阀勾结在一起的民族资产阶级争夺国民运动领导权的斗争’当作时局的基本特点……”此话表明,陈独秀在整理党务案发生后,一度公开主张与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

    [64]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及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1928年8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560-565页;《中央通告第五十四号》,1928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273页。

    1927年年初,上海举行三次工人起义,陈独秀反对让资产阶级做“先锋队”。他说:“参加下一次发动的力量将是国民党军事力量;资产阶级。但不要把资产阶级作先锋队”。

    [65] 《中国同志向布哈林提出的十八个要求解释的问题》,1928年6月。

    C. P. 实际上一度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说:“五卅”之后,不及一年,又有北伐的革命高潮之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在C. P. 领导下,做了中国革命之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领导者。蔡和森的话说明,“二次革命论”在中国大革命的一段时期,在实际行动上被抵制了。

    [66]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议决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299,318页。

    行向社会主义。陈独秀1927年4月6日在《向导》写信说:“我们以为中国国民革命成功后的经济建设,在主观上在客观上,都不必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全社会的主要生产制度,而可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即是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陈独秀特别强调:“只有在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革命的国家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才能够由此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这个思想表明,上海工人起义胜利后,陈独秀思考国民革命前途时,已经把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前途联系在一起,但他回避了民主革命胜利后,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问题,只讲了先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仍然带了“二次革命论”的痕迹。

    [67] 《中国同志向布哈林提出的十八个要求解释的问题》,1928年6月。

    2.对于陈独秀自纠“二次革命论”的批判

    [68] 《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1928年6月29日。

    陈独秀虽然抵制了“二次革命论”,但由于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共产党一直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最终导致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自纠“二次革命论”的积极意义,被批评者全部否定了。如:

    [69] 《中国现状与党任务决议案》,1927年11月9-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458-461页;《中共广东省委发布革命口号》,1927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报告》,1927年12月12日;《中共广东省委致海陆丰县委函》,1927年11月,《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年卷,第276,197,162-163页。

    王稼祥批评陈独秀自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1930年1月25日,王稼祥在“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第一个发言,针对陈独秀在批判戴季陶主义时,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这个思想恰好反映了陈独秀对于“二次革命论”的纠正,应该是正确的观点,但王稼祥批评陈独秀“跳到了另一极端”王稼祥的发言,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发言,现在看来,有历史局限性。

    [70] 《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1929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58页;李立三:《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中心任务》,1929年2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629-631,639-645页;忠发:《资产阶级与买办地主阶级相持局面中的斗争》,《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4期,1929年2月1日

    维经斯基:陈独秀不愿意执行党中央的决议。维经斯基看出陈独秀在大革命中并不想执行党的决议,1930年2月6日在第三次苏联中国问题研讨会上发言说:“陈独秀本人并不愿意执行党中央、党历次全会和代表大会的决议。”另一方面,维经斯基在后面接着说:“但中共留在国民党内时处境异常困难。”说明陈独秀所以不愿意执行党的决议和决定,是他不希望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这句话的另外一层意思是,陈独秀虽然一度主张“二次革命论”,但在执行中,他是矛盾的,有抵制的。

    [71] 《中央通告第三十号》,1929年2月8日;李立三:《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中心任务》,1929年2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45,629-630页。

    王稼祥:陈独秀遭到了共产国际方针指引的党员群众的抵制。1930年1月25日,王稼祥在“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说:“不过,陈独秀遭到了共产国际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遭到了革命工人和自觉按照共产国际所指引的方针前进的党员群众的抵制,因而他不可能完全实现他的理论。”王稼祥的讲话,否定了陈独秀本人自己纠正错误,抵制共产国际错误决议的一些正确做法,同样有历史的局限性。

    [72] 忠发:《民族资产阶级之反革命的理论及其政策》,《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2期,1928年12月1日

    六、对于共产国际错误的批评

    [73] 毛泽东:《边界问题及边界党的任务》,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井岗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5日。

    1.共产国际未纠正“二次革命论”的错误

    [7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2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2卷,第3-6页。

    1922年共产国际确定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策略后,一直坚持了这个观点,直到大革命失败。如:

    [75] 《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1929年5月15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二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29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126-129,185-188页。

    拉狄克:国民政府是工农政府。1927年5月18日,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八大上作报告,指出托洛茨基的战友拉狄克曾经把国民党定性为“工农政府”:1927年,拉狄克在一本为青年教育特别是为中国青年的教育而出版的大学生丛书的《中国革命问题》一文中写道:“从广州政府的社会税收政策和农业政策看,它是第一个工农政府(着重号是拉狄克加的),仅这一点就为……建立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创造了条件。”布哈林反驳托洛茨基时,反驳了托洛茨基的战友拉狄克,说明拉狄克1927年在书中认为,国民政府是工农政府。

    [76] 中国共产党六届二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29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192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184,792-793页。

    斯大林:武汉政府很快成为工农政府。1927年5月24日,斯大林本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反驳托洛茨基说:“现在的武汉政府是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呢?不,暂时还不是,而且不会很快就成为这样的机关。但是在革命进一步发展时,在这一革命取得胜利时,它是有一切机会发展成这样的机关的。共产国际的方针就是如此。托洛茨基看问题则完全不同。他认为武汉是‘空架子’,而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针对斯大林关于国民党是工农党问题,托洛茨基1928年6月8日写《中国革命的回顾及其前途》说:关于共产党有加入国民党之必要的问题,人们曾用了以下的话来辩护说:“国民党的社会成分是一个工农的党。国民党中十分之九——此数目字反复重复过千百次——是倾向革命而可以与共产党携手并进的。”然而在上海武汉叛变以后,这些十分之九的革命的国民党便如泥牛入海踪迹全无了。

    [77]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1931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卷,第795-797页;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的宪法大纲,只有工、农、兵和城市贫民才可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卷,第772-773页;毛泽东:《今年的秋收》,1933年9月。

    罗易:国民党是民主专政机关。罗易在1927年5月9日五大结束的发言中,把国民党看成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三个阶级的民主专政机关:“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为中国革命提出下列口号……‘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万岁’,并由此产生另一个口号:‘三个阶级的民主专政机关——国民党万岁!’”

    [78] 洛甫:《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斗争》,第14期,1933年6月5日。

    2.共产国际代表的批评

    [79] 《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政治问题的报告》,1929年3月5日。

    共产国际代表不敢批评上级犯的错误,但偶尔也指出共产国际的错误。如:

    [80] 《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卷,第30-32页。

    鲍罗廷:国际方针前后是两截的。蔡和森转述鲍罗廷的话后说:国际方针前后是两截的,中国革命的失败,国际负了责任。也就是说中国党没有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国际以前的政策才是改良主义、机会主义。老鲍不说布哈林领导的第三国际“不懂中国情形”,不说斯大林领导的俄国党中央“政策太左”,而把一切罪过归于季诺维也夫,实际便是把中国机会主义的责任归于第三国际,而自己表面反似站在维护斯大林的立场说话。这段话表明,鲍罗廷以否定季诺维也夫的名义,否定了共产国际前一阶段的指示。

    [81] 《王明、康生二同志给中央政治局的信》,1933年10月27日。

    鲍罗廷:希望揭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其他原因。鲍罗廷1930年1月29日在第二次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说:“在研究中共党史、革命史和中共失败的原因时,不要只局限于研究陈独秀主义,因为我已说过,尽管在很大程度上陈独秀要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责任,但也有其他一些原因,我们必须把这些原因揭示出来。”

    [82]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讨论库西宁报告时的发言》,1933年11月30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2卷,第232页。

    马林:在斯大林等人指挥下付出沉重代价。马林三十年代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他提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尽管享有发展真正的群众和真正的群众组织的机会,共产党人都变成了国民党领袖的工具。既然成了工具,就让他们放手铸造后来只对蒋介石一个人有用的武器。在中国所采取的准备步骤本来可以证明大大有利于工人运动的发展。但是在斯大林、加拉罕和罗易(一个天生的民族主义者!)指挥下,为发展群众宣传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马林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有错误,成了国民党的工具,斯大林等人有错误,而他自己提出的建议则没有错。

    [83] 《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1935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第563-566页。

    维经斯基承认在领导权问题上犯了错误。1930年2月6日,维经斯基在第三次“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时说:“在1925年,我和许多与我共事的同志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看法是这样的: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将通过民族解放运动逐渐成为领导者,而1925年的运动是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开端。我们就是这样理解的。由于无产阶级与客观上革命的资产阶级是联盟关系,所以在具体体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即在具体争夺领导权问题上,我们犯了极其重大的错误。”维经斯基是共产国际代表,他的话表明,不是陈独秀一个人犯了领导权(“二次革命论”的核心问题)的错误,“与我共事的同志”,包括布哈林、马林等人。

    [84]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第604-612页。

    3.反对派的批评

    [85]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6年8月15日,转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作为反对派,公开的批评了斯大林、布哈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犯的策略错误。如:

    [86]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1936年3月27日;刘少奇:《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1936年11月21日,《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页;《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第126页;《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第141页;洛甫:《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1937年6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第229页;王稼祥:《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问题给中央的建议信》,1937年6月16日,《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9页;洛甫:《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

    季诺维也夫:共产党加入国民政府隐藏巨大危险。1927年,季诺维也夫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政府,必须有如下条件:1.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独立;2.完全有自由向群众批评国民党的错误;3.共产党本身和共产国际非常严格地监督他们在国民政府中的代表;4.中国共产党人可以利用一切机会提出苏维埃的口号;5.政府的立场是,“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没有这些条件,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就隐藏着巨大的危险。

    [87] 洛甫:《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任务》,1937年5月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205页;《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军事外交问题的报告》,1937年8月22日。

    国民党是工农党?托洛茨基1927年5月7日在共产国际八大上反驳斯大林说:“据斯大林观察国民党的基础,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工农联盟,殊不知这种观察是绝对错误的……那么我们就要问,国民党既是工农党,为什么组织工农兵苏维埃,又是反对国民党的政权呢?”

    [88] 根据国共两党1937年的谈判,国民党曾坚持要求共产党同意由国民党方面派人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行政长官,中共曾一度允诺。后因人选问题与国民党方面发生争执拒绝其派人任职,但王明等回国又曾决定接受方面的要求。

    4.陈独秀的批评

    [89] 陈绍禹:《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1938年3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第463页。

    陈独秀作为当事人,在被开除党籍以后,公开的批评共产国际的错误,为自己辩解。如:

    [90]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25日。

    斯大林派不公平。1930年1月29日,瞿秋白在“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批判陈独秀时,转述陈独秀的话说:“斯大林派本身在中国革命方面犯有严重的错误,所以,把过错推到我和中国党身上是不公平的。”说明瞿秋白等人已经知道,陈独秀并不否定自己犯了错误,而是希望同样犯了错误的斯大林等人,要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不能叫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承当一切责任。

    [91] 毛泽东:《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

    把国民党看成是阶级联盟。马林认为,国民党是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几个阶级的联盟,这个思想首先得到了布哈林的赞成,然后得到斯大林的赞成。陈独秀1923年去莫斯科后,接受了这个观点,并成为其发挥“二次革命论”的基础。1929年8月5日,陈独秀给中共中央写信说:“把国民党看做是一种各阶级的政治联盟,而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这本是我们党传统的错误。”

    [92]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与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指示》,1939年9月10日。

    犯了执行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错误。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一开始就说:“我自从一九二○年随诸同志之后创立本党以来,忠实的执行了国际领导者史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政策,使中国革命遭了可耻的悲惨失败。”陈独秀的逻辑是,共产国际先错,我因为执行你们的政策而犯了错误。

    [93] 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1939年9月14日。

    犯了对国民党阶级性认识上的错误。陈独秀等人在开除党籍以后,1929年12月15日写《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说:“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之总的原因,是由于对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国民党的阶级性认识之根本错误,有了根本错误的认识,遂发生了错误的策略,主要的就是帮助并且拥护资产阶级,不使中国无产阶级有它自己的真正独立政党领导革命到底。”“国际称它为‘各阶级联盟’或‘四个阶级的联盟’。这分明是组织上的阶级混合,而不是某一个时期某一运动中两个独立政党行动上的联盟。”陈独秀等人把国民党比作狮子灯,要共产党和国民党同时进去舞,因为混合了组织,共产党面目不清,结果共产党不仅不能经过国民党争取群众,相反丧失了下层群众。

    [94]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第1期,1940年2月15日;毛泽东:《发刊词》,《共产党人》,第1期,1939年10月4日。

    犯了“混合组织”的错误。列宁反对“混合组织”的观点,深得陈独秀的赞成。陈独秀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不是斯大林和布哈林说的共产党幼稚,而是由于共产国际犯了“混合组织”等错误,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1929年12月起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说:“列宁常常引用巴尔夫斯的话说:‘我们无论何时都不应忘记的条件是,共同奋斗,分别走路,不混合组织,看同盟者犹如看敌人一样’。”“列宁则坚持只能和社会革命党有政治上的联盟,而不能在组织上和它混合。”

    [95]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第5期,1940年4月25日。

    七、对共产国际错误的维护及对陈独秀的批判

    [96] 毛泽东:《目前时局与政策》,1940年7月13日。

    1.斯大林、布哈林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辩护

    [97] 《毛泽东关于对地主资产阶级军官进行调查给恩来等电》,1940年9月6日。

    斯大林、布哈林在许多场合,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政策的进行辩护。如:

    [98] 毛泽东在1940年12月曾两三次谈到他解决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资产阶级区别的问题,最初曾提到在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起草《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政策的决定》时才认识清楚,后来又谈到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时还没有搞清楚。从最初发表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看,可以看出毛泽东后来的说法是准确的。

    斯大林:退出国民党是让出阵地。斯大林于1926年5月13日批评托洛茨基等人说:“反对派要求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和实质上把国民党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右派的方针,则是拱手让出中国革命阵地,迎合取消派,不再让中国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

    [99] 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60-766页。

    斯大林:退出国民党即退出战场。1927年4月21日,《真理报》刊登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继续批判拉狄克:“反对派的基本错误是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懂得中国革命现在处于什么阶段,不懂得中国革命目前的国际环境……反对派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不适当的。因此,反对派认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这就是说,退出战场,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者使国民党敌人称快。”

    [100] 从目前可以看到的1941年以后再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文章看,其中有关资产阶级问题的文字,都已经作了修改。

    斯大林:退出国民党有利于敌人。1927年4月21日,斯大林发表《中国革命问题》中说:“反对派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不适当的。因此,反对派认为共产党最好退出国民党。但是现在,当整个帝国主义匪帮及其一切走狗要求把共产党人赶出国民党的时候,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退出战场,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者,使革命的敌人称快。这就是说,削弱共产党,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帮助上海的卡维涅克们,把中国一切旗帜中最受欢迎的国民党旗帜交给国民党右派。”

    [101] 《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的信》,1940年11月4日。

    斯大林:不与国民党合作是不正确的。1927年7月9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写信说:“我不认为,退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就可以改善共产党的处境和‘使他们站稳脚跟’。相反,退出只会便于屠杀共产党人,造成新的分歧,可能还会造成某种分裂,但是,没有别的路可走,反正最终我们还得走上这条道路。这个时期需要经过,而且必须经过……有的人对此解释说,这里的过错是同国民党合作,这种合作束缚了中共的手脚,使它不能独立自主。这也是不正确的。”

    [102]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1941年1月29日,《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99页。

    布哈林: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没有错。布哈林1928年6月在中共六大上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曾经可能拥护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那末共产党加入这一般的组织,加入国民党是否一个错误呢?是否后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根基就在这一点呢?是否这是一最大的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在这一错误上又发生了后来许多机会主义的错误,最后促成了我党严重失败的根源呢?我想对于这问题,下一个否定的回答,因为我们的错误,不是在这里。我们的错误或中共的错误,不是在于加入国民党。”说明布哈林已经意识到加入国民党是全部问题的要害。他在全心全意为斯大林辩护不久,自己被打倒,但他在六大上的发言,却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模糊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真正原因差不多一个世纪!

    [103]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1047页。

    2.中国同志对共产国际的维护

    [104]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1438页。

    中国同志在莫斯科的研讨会上,一般都维护了共产国际。如:

    王稼祥批评陈独秀。1930年1月25日,王稼祥在“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作中心发言,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断定国民党是几个被压迫阶级联盟的党。”陈独秀认为,国民党是各阶级合作的党,斯大林说:“国民党是几个阶级的联盟的党,我们之所以着重指出联盟这一形式,是因为其他阶级除参加这种共同的联盟之外,还有它们自己的政党。”言下之意,斯大林并没有同意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而只同意共产党作为独立的政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外合作建立联盟关系。斯大林的话,是不符合历史的事实的。马林曾批评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坚持其独立性是搞宗派活动,说明国民党与共产党从来不是平等的独立的关系,而是“加入”的关系。

    王稼祥说:“这种阶级合作的观点势必会使无产阶级受自由资产阶级的摆布,充当资产阶级的尾巴”。阶级合作,是马林的观点,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恰好是陈独秀本人极力反对的观点。王稼祥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把这个观点归于陈独秀,有历史的局限性。

    张国焘:国民党性质。张国焘在1930年1月25日在“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说,“共产国际非常明确地指出,国民党是不同阶级的联盟,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提高工农在国民党内的比重。”张国焘的观点与王稼祥一样,赞成斯大林的观点。但斯大林当初认为,国民党是工农党,是工人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1923年,共产国际决议明确说:国民党一个“民族革命组织,它以自由民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学生和工人为依据。”大革命失败以后,张国焘在当时情况下,回避了共产国际当时的决议。

    瞿秋白:未及时开展斗争。1930年1月29日,瞿秋白在“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批判陈独秀时,说:“当然,人们可以责问我们:他写这些文章时你们上哪儿去了?对这个问题要直截了当地作出回答。我们党的整个历史表明,它虽然是无产阶级和部分农民的群众性革命运动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但起初只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主义小组。所以,要想建立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的中国党,一开始就得同小资产阶级任何微小的动摇展开斗争。可是,我们未能及时完成这一任务。”瞿秋白认为,陈独秀的错误与共产国际无关,自己及其他共产党人的错误是未及时与之斗争。这个观点有历史的局限性,陈独秀的错误是执行共产国际决议而犯的错误,兹不赘述。

    3.批判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未涉及共产国际

    中国部分同志在莫斯科研讨会上的发言批评陈独秀,一般都避免共产国际与其联系。如:

    张国焘的批判。1930年1月25日,张国焘在第一次“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他认为,中国的革命应当由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只有等革命结束后即资产阶级革命彻底胜利之后,无产阶级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张国焘批判陈独秀而不涉及马林和共产国际,有时代局限性。

    瞿秋白的批判。1930年1月29日,瞿秋白在第二次“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说:“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主张只有到中国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时才可以进行真正共产的无产阶级革命。”陈独秀的这个思想,最初也是来自马林,共产国际也明确指示,先与国民党合作,进行国民革命。

    李立三的批判。1930年2月1日,李立三作《党史报告》认为,张国焘等在西湖会议上反对加入国民党和陈独秀、瞿秋白等人主张加入国民党一样,都是“二次革命论”。他说:“陈独秀、瞿秋白等主张加入国民党,他们的理论则最机会主义没有了,他们以为目前是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是将来的事,甚至陈独秀说党早生了五年。”党是早产儿的观点,来于马林;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来于马林和共产国际,李立三1930年作的《党史报告》,有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

    八、结语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源于马林和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策略错误。错在把国民党这一资产阶级政党,理解为人民党、工农党,导致了大革命的最终失败。陈独秀希望退出国民党,停止“二次革命论”的错误,但被共产国际拒绝了。八十四年前,即1929年,陈独秀本人即提出,共产国际错了,他本人也错了。如本文所述,此话是可以成立的。

    注释:

    ①④⑤⑨《共产国际、俄共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239、235、446-447、241、436、436、222、324、352、490、495、423、470-471、470、473、564、449、446、499、430-432、424、427、425页。

    ②⑥⑧、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82、189、190-191、66、337、190-191、180、262、442、238、703、507页。

    ③⑦转自《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243、224、230、235、67、68、30、29、69、69、195、200、225、201、265、264、227、270页。

    ⑩《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419、99、427、427、435、14、412、433、419、412、412、463、417、117、226、339、440、467、99、426、81、83、297-298、411-412、409、420、434、420、426页。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1、68、90、40、85、106-107、109、112、109页。

    郑超麟:《怀旧集》,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235页。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52、563、564、519、526、949、1238页。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2、104、97页。

    、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运动(1926-1927)上》第三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590、220-221、138页。

    《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运动(1926-1927)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261、39-40、254、256、406页。

    《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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