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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大国竞争,的大梦该醒醒了

发布时间:2019-08-15 12:39编辑:中国史浏览(145)

    吴志成 吴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论析

    文/沈雅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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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美国行政部门、国会与朝野两党都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政策,认为自尼克松总统以来历届总统的对华政策已经失败首先,全球化时代的大国竞争边界是有限的。全球化将所有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串联在同一价值链上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不仅顺应了时代潮流和历史大势,而且充分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中国外交理念和全球政治理论的精华,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其核心是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并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广泛的全球共识、深厚的价值基础、重大的价值超越和深刻的哲学意涵等特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共商共建共享、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整体文明观和可持续发展等原则,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全球普遍安全、促进全球发展与生态治理、加强世界文化交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的重要智慧,不仅赋予国际关系和人类文明进步鲜明的中国特色,更使得中国占据了世界秩序变革的道义高点。其必将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共创人类美好未来的伟大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日前,一封由美国退役海军上校法内尔执笔,包括美国退役军人、前情报官员、学者、智库成员等130人联名的公开信出笼,鼓动美国政府与中国对抗,号称要“与志同道合的盟友一起,共同‘挫败’中国”。这意味着,美国已经将曾对其建国和称霸世界历史过程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联盟外交置于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之下,企图用同盟的体系力量来抑制中国发展的意图和路径昭然若揭。

    (文章是2016年8月初写的,信息如有更改以最新为准)

    大国竞争;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全球化;中国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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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时间2016年7月15日晚间,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部分军官企图发动军事政变。

    当前,美国行政部门、国会与朝野两党都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政策,认为自尼克松总统以来历届总统的对华政策已经失败,中国已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然而,应该看到,目前正在进行的大国竞争,与历史上所发生大国竞争并不一样,两者之间存在许多不同。此大国竞争,非彼大国竞争也。

    李向阳:“一带一路”:区域主义还是多边主义?

    正如这封公开信中所说,美国外交的金字招牌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效应,美国的领导力需要得到盟友的追随,同盟体系确实曾经是美国的“力量倍增器”。例如,美国打赢独立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美法同盟,它推行对外扩张是从经营美洲同盟起步的,一战时美国参加了欧洲的协约国集团作战,二战时它是反法西斯同盟的领导核心,冷战时美国建立了旨在与苏联全面对抗和争霸的全球同盟体系,冷战后又陆续发展出“反恐同盟”“志愿者同盟”以及全球治理“议题同盟”等。迄今为止,美国在全世界拥有50余个正式盟国和一系列非正式同盟、临时同盟。可以说,同盟体系一直是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工具,不论是制定国际制度、国际规则,还是向全球投射军力,保持对地缘政治的关注,盟友的支持都成为美国操控世界体系的按钮。当前,美国一小部分人试图将同盟体系注入应对所谓“中国威胁”之中,这表明美国已有独力难支的窘迫,但却持有一种既想当头、又要减负,还要获利的心态,实际上是力争重构有利于延续美国霸主地位的大国关系和国际秩序。一方面,从同盟体系的功能属性看,面对全球化时代的跨国界安全挑战、世界经济风险因素的上升、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及美俄关系积重难返等难题,美国需要与盟友抱团取暖,对同盟体系的需求是现实的。例如,一个孤立的美国打不了贸易战,它企图拉一个国际联盟来排斥中国,包括在亚太加强军事部署,在外交上联手行动,以及鼓动全球盟友抵制华为等。

    此次事件持续不到24小时的未遂政变已经造265人死亡,其中包括161名平民与警察,104名叛变士兵,另有1440人受伤。

    首先,全球化时代的大国竞争边界是有限的。全球化将所有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串联在同一价值链上,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生产同一产品的不同零部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格局。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且不说冷战时期根本对立的美苏两大集团没有任何经济交往,就连一战和二战之前西方列强之间经济合作也没有达到如此密不可分的程度。新格局产生的结果是,中美相互高度依存,且同处于一个国际体系。因此,全球化时代的大国竞争,不但行为边界受到压缩,还需遵守许多共同的国际准则,并在国际机制中对话合作。相对过去,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大国竞争的广度、烈度和强度。

    “一带一路”具有区域主义属性还是多边主义属性在学术界存在很大的争议。对这一问题的判断不仅决定着“ 一带一路” 的范围和治理结构,而且决定它的发展路径选择。因此,讨论这一问题对于理解、建设“一带一路”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经济学意义上,作为一个大国提出的国际合作战略,“一带一路”需要以构建多边合作机制、服务于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为最终目标,但它的起步阶段应该是一种区域合作机制。这是由中国实现和平发展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内外部环境所决定的,也是贯彻正确义利观的必然要求。承认“ 一带一路” 的区域属性并不否认它最终具有多边属性。与现有规则导向型区域合作机制相比,“ 一带一路” 呈现出发展导向型特征。因此,作为一种新型的、发展导向型区域合作机制,“ 一带一路” 能够发挥其全方位对外开放的职能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另一方面,从同盟体系的权力属性看,美国向来掌握同盟关系的支配权,对盟国附加诸多限制和要求,以安全换忠诚,以此作为加强国际控制的手段。当前,美国霸权“衰弱”、西方“制度性危机”等国际舆论令美及其盟友危机感倍增,而通过把“中国威胁”纳入议事日程,同盟体系或可达成暂时搁置彼此分歧、共同捍卫西方霸权的共识。例如,自2017年12月世界贸易组织第11次部长级会议以来,美欧日已就国际贸易规则发表六份联合声明,在解决“非市场导向”政策问题上目标一致,针对中国的意图明显,这同时也是美欧日领导力的彰显。2019年4月初,在北约纪念成立70周年之际,美副总统彭斯将中国称为“未来北约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体现了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同时也转移了外界对美国与北约盟国一段时间以来龃龉不断的关注。正如美国媒体所说,“中国威胁”有助于恢复美国对盟友和国际制度的重视,这为美国增强自身话语权、聚合同盟体系提供了合法化依据。

    7月16日中午,土耳其军方宣布正式挫败政变企图。

    其次,美国的盟国不会参加其针对中国的大国竞争。美国试图用当年对付苏联的办法来对付中国,把世界分成两大对立的体系,但是这一套现在行不通。一是特朗普总统上台后,以“美国优先”为宗旨,奉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四面出击,美国与所有盟国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裂隙。盟国日益担心美国是否可以值得信赖和依靠,不会像冷战时期那样以美国为马首是瞻。二是美国的盟国并不认同“大国竞争”的政策。欧方在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时重申中欧关系是“全面战略伙伴”。日本首相安倍访华时界定中日关系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三是美国的盟国与中国经济相互高度依赖。他们并不想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如被迫作出抉择,也未必会和美国站在一起,“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便是佐证。

    “一带一路”;义利观;区域主义;多边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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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百科对于政变的总体介绍,相信这寥寥数语远远不能描绘出哪怕是该事件水面下的模糊轮廓,新闻联播里的世界静态而有有一点割裂,播送的时候也有一些非黑即白的论调——可能联播确实不是给所有人看的。当然,风气云涌的国际政治既有充满智慧与魄力的大手笔,也有令人匪夷所思般的小打小闹;看似众望所归的大趋势下隐藏着变幻莫测,一向不被看好的取得了让人瞠目结舌的成果,诸如社会主义政体,一直站在聚光灯下受到交口称赞的却有哭笑不得的结局;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一觉起来又握手言和,诸如土耳其打下俄国的飞机,做出一副挑事的样子,双方一时间箭拔弩张,网上战力比较都出来了,而后埃尔多安一封突然的道歉信,双方温暖的大手就亲密地握在一起,留下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大眼瞪小眼。

    再次,美国对华“大国竞争”政策仍处在调适阶段。虽然特朗普政府已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增加了对中国的防范、制衡与打压,但是依然保持着与中国的接触和合作。特朗普对华挑起贸易摩擦便是例证,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其目的并非要与中国实行经济上“脱钩”,而是要谋求获得更为有利的对华贸易条件。特朗普尚未对中国采取类似冷战中对苏联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敌国实行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颠覆和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竞争的全面对抗政策,这对双边关系的总体稳定至关重要。

    王浩: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的双重逻辑及其互动

    美国的主要盟国囿于同美的实力差距和利益需要,并受世界经济融合加深的影响,难以同美决裂,会努力显示合作,但随着美国与盟国间的利益分化与竞争发展,美国整合同盟体系将面临更多挑战。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本届美国政府执政以来对这一外交传统支柱造成强烈冲击,使之呈现出分裂及弱化的态势。一是“美国优先”的冲击。美大行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在加征关税、增加防务开支、限制华为,阻挠北流天然气管道二线等议题上一再威逼欧洲盟友,不顾盟友劝阻频频“退群”等,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要求完全相悖,已经越来越成为失道者。

    对于此次政变的真正成因在现在似乎依旧疑点重重,以至于部分人对是土耳其埃尔多安自导自演用以铲除军队对政体的影响而发动的政变深信不疑,究竟只是揣测也只能揣测,毕竟吃地沟油的头顶的井口小了点,所以在这里可以选择梳理一下可能是比较客观的土耳其历史。

    最后,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美政策的一贯性将有助于塑造美对华政策、维持两国关系的基本稳定。中国长期实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在对美政策上,中国一直坚持中美友好合作,不但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面对两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中国又向美方倡议“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国还多次重申决不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也无意取代美国霸主地位。中国在解决领土争端与维护海洋权益的努力中,实行“互谅互让,坚持对话协商”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反对诉诸武力和威胁使用武力。总之,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美政策不会因美国调整对华政策而轻易改变,这对降低美国以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所带来的危害、维持两国关系的基本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美国的对华战略一直以来都是由安全与经济两个核心维度构成的,它们分别反映出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两种逻辑。因此,这两种逻辑的互动决定了美国对华战略的走向。从安全维度看,战略制衡和战略克制是两种基本形态;从经济维度看,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两类政策取向。基于此,安全与经济的不同组合形塑出美国历史上的三种对华战略:地缘政治逻辑主导下的遏制(战略制衡 经济民族主义,1949-1971年)、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逻辑交互主导下的接触(战略克制 经济自由主义,1972-2008年)以及双重逻辑共同作用下的对冲(战略制衡 经济自由主义,2009-2016年)。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的对华战略已转化为国内政治逻辑主导下的挂钩(战略克制 经济民族主义)这一新形态。然而与此同时,一种以地缘政治逻辑为基础的强硬对华战略思维正在成为美国主流政策精英的共识,并逐步开始作用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外交实践。因此,美国对华战略的未来走向将取决于地缘政治—国内政治双重逻辑的互动和博弈。

    二是政治极化的外溢。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使其对盟友利益的考量存在结构性缺陷。例如,美执意退出伊朗核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响应共和党主要支持基础——白人福音派基督徒的亲以色列关切,而这会令欧洲面对伊朗可能重新进行“核武装”的前景,是在撬动欧洲的安全防线,令美欧关系元气大伤。

    是平时不经常接触的缘故,提起土耳其,只有处于西亚边靠地中海的地缘印象、信奉伊斯兰教的宗教印象、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印象和政治强人凯末尔的人物印象,哦还有,大眼厄齐尔的祖籍是土耳其,其他所知甚少。这时不由想到“中国人眼中的世界”和“外国人眼中的世界”那两张令人忍俊不禁的图片:

    (作者为中国驻克罗地亚前任大使)

    地缘政治;国内政治;特朗普政府;中美关系;双重逻辑

    三是大国竞争的加剧。美国用对抗性的方法来解决全球性挑战,把世界带入大国竞争时代,同时也令美与盟国关系中的竞争性突显。各国基于对外部环境变化和自身利益的评估,战略自主性增强。例如,法国牵头组建“欧洲军”,推进防务独立;法、德、英酝酿独立于美涉伊制裁的非美元交易新渠道;土耳其不顾美反对,决定采购俄罗斯的S-400防空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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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凌胜利:双重困境与动态平衡——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与美国亚太盟国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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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吴正龙 工作单位:

    随着中美主导权竞争加剧,亚太国家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深受影响,美国亚太盟国更是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联盟与选边的双重困境。美国亚太盟国如何应对中美竞争,既有研究从国内政治、联盟政治、结构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四个视角进行了分析。作者尝试基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分析美国亚太盟国在中美之间的“动态平衡”战略。国际层面主要关注体系压力,国内层面主要聚焦战略偏好与共同利益。研究发现,美国亚太盟国为了缓解其所面临的双重困境,依据其面临的双重困境强弱,会基于战略偏好和共同利益在中美之间实施动态平衡,其战略选择体现为暂时优先考虑中美一方的单向动态平衡或双向动态平衡。为了便于更加清晰地理解美国亚太盟国的动态平衡战略,作者以2016年因“ 萨德” 入韩所导致的“ 韩国转向”和杜特尔特上台所引发的“菲律宾转向” 进行了案例研究。对于中国的政策启示而言,美国亚太盟国并非一味地追随美国,而是希望在中美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尽可能地兼顾经济和安全利益。中国应尽可能地去调适美国亚太盟国的战略偏好或利益关系,进而影响它们的动态平衡战略。

    事实上,根据皮尤研究中心今年2月发布的一份民调,英国、加拿大、德国和法国的民众更担心美国——而不是中国——对他们国家构成的威胁。在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大约一半或更多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力量和影响力对他们的国家构成重大威胁。回顾近年来,美国的一系列“退出”行为,并没有获得盟国的跟从,并未出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历史场景,足见美国联盟外交的金字招牌已失色。

    可见,偏见源于无知,但是,人绝不可能知晓所有的知识,所以,即使在无法探求到绝对真理的情况下,要保证的是不要因自己的偏见无意中伤到他人。

    亚太主导权;动态平衡战略;选边困境;双重困境;战略偏好

    世界各国都能够看到中美若发生对抗会对世界造成的灾难,人们不希望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不时表现出独立性,例如,德国公开拒绝封杀华为,意大利成为七国集团中首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员国,很多国家都加入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菲律宾、日本积极修复与中国关系等。在中美贸易战中,一些东南亚国家承接了中国的供应链转移,有一定获益,但是面对美保护主义政策,他们仍有“下一个轮到谁”的担忧,在美国挥舞的单边主义大棒之下,他们也仍然处于力量不对等的威胁之中。美国的亚太地区盟国可能无力介入中美的直接交往,但他们静观事态,各怀心思,也在采取力所能及的办法来塑造地区安全和经济秩序的关键要素,以求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以上种种,充分显示出,世易时移,美国的盟友并不会任凭美国替他们做主。

    回到正题,西亚、中东的局势向来不是很稳定,各派各族林立,即使是一族的也一直谈不拢,再加上各方势力此消彼长导致人口的频繁流动与交融,直观印象就是相当复杂。不比发现新大陆前后美洲历史那么分明,也不像东亚日本这样民族单一,至于中国,虽然经历了几次外族入侵与人口迁移,但特定的地理位置、人口组成和文化背景,致使了解中国文化特点后将朝代理顺后历史结构也历历在目。因而对于了解这一地区,如果不是致力于该地区历史研究,常人也很难有足够的兴趣与精力去钻研,对于我们来说,细致的介绍破费口舌也没什么卵用,你会去在意楼下买卤蛋的店里,那一锅陈年卤汤在何时何地加了几粒盐、几滴醋吗?

    刘中民 郭强:伊斯兰哈里发制度:从传统理想到现实困境

    总之,在当前中美关系的背景下,两国四个官方对话机制也暂时遇阻搁浅,中美之间比什么时候都更加需要理性的声音,沟通两国对彼此的冷静认知、对双边关系的合理诉求以及对世界的共同愿景,但如此封公开信一般,依靠想象中国的“恶意”,重启联盟遏制战略,复活集团对立的幽灵,只会碰壁。美国自会发现,组织盟国对华进行联手遏制没有出路,一些国家可能因美国的压力而排斥中国,但中国绝不会因此被挤出世界市场,因为中国已具备世界不可忽视的经济体量和政治影响力,包括美国盟国在内的贸易对象并不愿与中国经济脱钩,没人愿意冒自身受损或者与中国交恶的风险来追随美国的善变和鲁莽。

    从人种来看,土耳其人的血统更多的来自欧罗巴人种和闪米特人种,欧罗巴就是我们常说的白人,其实欧洲的全称就叫欧罗巴洲,而闪米特据说是来自古希伯来人,涵盖西亚、北非的大部分居民,阿拉伯人、犹太人都是闪米特人。因而,土耳其还是一个偏向于欧系的成员,但是从语系来看,他们的官方语言来自中亚突厥语,看来语种和人种还是存在一定偏差。作为中国人,学过历史的一定会对突厥并不陌生:而突厥族是一个种族名称,属于蒙古人种,也就是黄种人,百科对其源流并不确定,大致认为应该是匈奴别种,谈起匈奴亲切了许多,它和鲜卑、柔然、乌桓、丁零等在古代中国历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最强盛的王朝里李唐王室就有突厥/鲜卑血统。同样匈奴、鲜卑等也不是民族概念,而是政治集团与族群的概念。总结一下,土耳其人大抵是欧亚混血突厥化而讲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土耳其语的人种。

    在伊斯兰教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哈里发制度经历了从早期政治实践及其理想化到中世纪的历史倒退,再到近现代重建“哈里发国家” 的诉求与实践以及2014年“伊斯兰国”重建所谓“哈里发国家”的历史逆动,其历史演变和影响的复杂性亟待通过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予以澄清。中世纪伊斯兰宗教学者所阐释的哈里发制度是根据四大哈里发时期的政治实践进行总结的理想原型,他们围绕设立哈里发的必要性,哈里发的理想人格、产生方式、权力来源、决策方式等问题形成了某些共识,但也存在严重分歧。在中世纪,理想的哈里发制度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和异变,突出表现为哈里发世袭制、人格严重退化、宗教权威弱化、专制独裁以及“哈里发国家”分裂、多个哈里发并存等残酷现实。近代以来,无论是近代的复兴运动和改革主义,还是现代伊斯兰主义,都不同程度地有重建“哈里发国家”的思想诉求和政治实践,但无一获得成功。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重建所谓“哈里发国家”的实践,则完全是打着宗教旗号行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之实的历史逆动。历史和现实表明,哈里发制度的适应性和正当性日趋丧失,任何重建哈里发制度的实践都背离了社会现实和时代潮流,也无法获得实现。如何解决僵化与理性、分裂与团结、宗教与国家等矛盾的关系,是伊斯兰文明复兴与重建必须解决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

    现代土耳其人原为塞尔柱突厥人的一个分支,而塞尔柱突厥人的兴起源于自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的衰落,突厥人在与阿拉伯人的对峙中伊斯兰化,因而也被接纳进穆斯林的大家庭里。不想塞尔柱突厥人反客为主,控制了巴格达,迫使阿拉伯朝廷授予他们“苏丹”的称号,哈里发大权旁落。

    哈里发制度;宗教学者;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国”;历史逆动

    苏丹、哈里发分别是伊斯兰教历史上的官职与教职。

    黄宇兴:“小国集团”的政策协调

    苏丹最早应该是地方行政首脑和军队的指挥官,后来在伊斯兰教世界分裂后,地方政治势力纷纷自立为王,遂成为军政兼有的首脑名称。如土耳其苏丹国、埃及苏丹国、文莱苏丹国。

    现有国际关系理论阐述了产生不同类型的“小国集团”的主要因素,但并未讨论小国集团形成共同对外政策的必要条件。在现有理论基础上,作者提出,“小国集团”的政策协调对象是解释“小国集团”是否能够形成共同对外政策的关键因素。若“小国集团”仅试图协调对某个小国或某个大国的政策,则“小国集团”可以形成共同的对外政策。若“小国集团”试图同时协调对某个小国和某个大国的政策,则“小国集团”无法形成共同的对外政策。作者选择1922-1938年的小协约国和1921-1939年的波兰—罗马尼亚联盟作为检验上述理论的案例。1922-1934年,小协约国只协调针对匈牙利的政策,并形成了共同的对外政策;1935-1938年,小协约国试图同时协调针对匈牙利和德国的政策,没能形成共同的对外政策。与之类似,1921-1931年,波罗联盟只协调针对苏俄 的政策,并形成了共同的对外政策;1932-1939年,波罗联盟试图同时协调针对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德国的政策,没能形成共同的对外政策。根据这个理论推断,如果东盟只协调针对中国的政策,那么很可能可以形成共同的对华政策。

    哈里发是伊斯兰教的教职,同时也作为伊斯兰教国家的首脑的称呼,因此在政教合一的时候是统一的国家元首兼宗教领袖的称呼。例如阿拉伯帝国时的四大哈里发。

    小国集团;政策协调;第二次世界大战;小协约国;波罗联盟

    哈里发首先是宗教领袖、先知的继承人,此外还是政教合一的,理论上的地位至高无憾,而苏丹是地方长官、诸侯类的,是伊斯兰教的保护者,也正是从塞尔柱王朝开始,哈里发失去了世俗权力。

    刘乐:关系的负面效应与身份间消极互动

    此外,还有谢赫和埃米尔

    关系具有正负两面性。其中,关系的负面性是指行为体在关系联结与互动过程中所承担的风险和付出的代价。关注关系的负面性,有助于我们理解行为体之间相互弱化彼此身份认知的消极互动:关系的负面效应催生特定身份与其反向身份之间产生角色规范不协调与行为预期不匹配的身份错位,进而引发彼此在不一致方向上高强度往来的互动失衡,最终使得互动双方围绕不对称关系的疏密程度而陷入强权方担心“被牵连—被离心”、弱权方忧虑“被束缚—被抛弃” 的关系困境。美国和巴基斯坦对于两国不对称反恐联盟在“议题伙伴”与“安全盟友”之间的身份错位引发双方在充分行动配合与实质安全合作之间的互动失衡并最终使得美巴双边安全关系陷入疏密失宜的两难困境就是一个例证。鉴于此,行为体之间的身份互动应该根据双方共有的关系基础而确立适宜的交往边界并保持恰切的关系距离,以期缓解关系的负面效应。

    谢赫是前缀称号,意为酋长、部落长老、部落首领等,如现任迪拜酋长:谢赫·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

    身份政治;关系理论;不对称互动;美巴关系;反恐联盟

    埃米尔的阿拉伯语原意为"统帅"、"长官"或 "总督"。现在也意为某些君主世袭制国家元首的称谓。总之其意义比较笼统和广泛。就连突厥在历史上亦曾使用过这个封号。现在还有一些地区领袖沿用这个称谓,中东比较熟悉的国家如科威特和卡塔尔,他们的领袖依然自称为"埃米尔"。另外约旦和巴林的领袖也曾用过"埃米尔",直至1950年和2002年才前后改称为"国王"。

    作者简介

    历史上呢,"谢赫"这个称谓,往往被用作较小部落的首领,大部落的领袖往往被叫做"埃米尔",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内乱,各地埃米尔与哈里发之间的从属关系逐渐疏离,最后不少地方的埃米尔只是象征性地承认哈里发的统治权,埃米尔往往取得地区的独立的军政大权,并逐渐成为当地的君王。

    姓名:《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 工作单位:

    以上是阿拉伯君主的不同称谓,是不是瞬间就明白了网上调侃埃尔多安“埃苏丹”的梗。

    接下来是主要帝国简介(阴影部节选改编自百科):

    塞尔柱突厥帝国(1037-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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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尔柱人统一了支离分裂的东部伊斯兰世界,并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塞尔柱帝国在文化和语言上表现为高度波斯化,并在突厥-波斯文化的发展传承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还将波斯文化传播至安纳托利亚。突厥部落在帝国西北部的战略性定居大大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突厥化。1055年进兵巴格达,控制哈里发,进而掌握了回教世界。来自土耳其塞尔柱部落的图鲁尔在巴格达接受了苏丹的封号,并从那褢开始了对东罗马帝国的征服。

    塞尔柱突厥帝国分为两个阶段:大塞尔柱帝国和伊拉克塞尔柱王朝,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

    1071年在拜占庭帝国与塞尔柱突厥帝国之间进行了决定性会战——曼齐克特之战。此役拜占庭军惨败,其国王罗美纳斯四世甚至被突厥所俘虏。此战役后,拜占庭帝国丧失了作为优秀兵源补充地的小亚细亚地区,其军事力量遭受巨大打击,故而此战可谓是拜占庭帝国由盛转衰的一大标志。

    如果说人类历史上可曾有影响力延及今日的战役的话,那么1071年的曼齐克特战役无疑算一个——尽管这场战役的知名度并不高。曼齐克特战役导致了西方世界政治轴心的变化。尽管拜占庭帝国后来又收复了安纳托利亚的部分领土,但曼齐曼齐克特战役却敲响了拜占庭帝国的丧钟。假设突厥人没有在这场战役中击败拜占庭军并俘获东罗马皇帝罗曼努斯四世,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土耳其,而基督教世界的边界今天可能仍迫近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边缘。在军事意义上,曼齐克特战役说明在中世纪欧洲的重甲骑兵和重装步兵无法击败东方草原上以骑射手为主的军队,这在后来的十字军战争和蒙古人侵欧战争中都得到了证明(转)。

    拜占庭帝国的失败不是偶然,与其自身有极大的关系,大地主经济与小农经济的相互排斥,使得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后来大贵族实力兴起使得保护拜占庭数个世纪的军区制就此崩溃,在战斗中不得不依靠雇佣军,但雇佣军认钱不认人,帝国的军事实力可想而知。

    总之,曼齐克特战役东罗马帝国的失败,导致帝国东部的防御体系被彻底摧毁,就连苦心经营多年的安托利亚防线也随之崩溃,短短几年时间,从中亚赶来的突厥人就如潮水一样涌入了土耳其东部地区。到了阿历克斯一世时期,拜占庭几乎丧失了所有的亚洲领土,致使拜占庭彻底失去了对抗塞尔柱王朝,甚至是罗姆苏丹国的能力,王朝无奈,只得向同为基督教的罗马教皇求救,在这里还要解释一下基督教的派别,因为拜占庭信奉东正教,罗马则是天主教。

    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有相同也有不同。现在基督教也被称之为新教。相同的在于都信耶稣。不同点在于默认经典不同,教义发生改变。

    历史:三大教派都脱胎于犹太教。当耶稣诞生后,除了部分犹太人,大多数都信奉基督教。后期罗马教和基督教合并,慢慢废除基督教核心思想,后人称之为罗马天主教,即天主教。后因信仰不同,教会再次分裂,形成东正教以及基督教新教等各种教派。

    罗马教皇接受了求救,十字军东征拉开了序幕。

    十字军东征(1096年-1291年)是一系列在罗马天主教教宗的准许下进行的、持续近200年的、有名的宗教性军事行动,由西欧的封建领主和骑士,对地中海东岸的国家,以收复阿拉伯入侵占领的土地名义发动的战争。前后共计有八次。

    当时原属于罗马天主教圣地的耶路撒冷落入伊斯兰教手中,罗马天主教为了收复失地,便进行多次东征行动。但实际上东征不仅仅限于针对伊斯兰,如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就是针对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

    耶路撒冷位于犹地亚山区顶部。是古代宗教活动中心之一。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分别根据自己的宗教传说,都奉该城为圣地。(这就比较尴尬)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直接将权力分散的塞尔柱帝国击溃,罗姆苏丹国把首都也丢了,四下溃散。好在十字军的目标是耶路撒冷,并没有在土耳其恋战,而是南下叙利亚,攻克了耶路撒冷。

    罗姆苏丹国(1077-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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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姆苏丹国是塞尔柱王朝旁支在小亚细亚建立的封建国家,在1153年以前罗姆苏丹国一直依附于大塞尔柱帝国,处于半独立状态,存在了较长时间,是土耳其历史上的重要时期。

    塞尔柱帝国的前王位争夺者及马里克沙阿的远亲苏莱曼·库塔尔米什在1070年代掌控安那托利亚西部。1075年,他占领拜占庭的尼西亚及尼科米底亚。两年后,他自称为塞尔柱苏丹,在伊兹尼克建都,是为罗姆苏丹国。

    如果说十字军东征对突厥人建立的帝国予以重创的话,后来的蒙古人带来的就是毁灭性打击,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的大军杀进中东地区的,先征服了伊朗,然后攻入伊拉克,巴格达的哈里发拒不投降,结果蒙古大军血洗了巴格达。最终,蒙古人统治了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等地区,这就是著名的伊尔汗国。

    奥斯曼侯国(1299-1308)

    当罗姆苏丹国灭亡后,这个王国分裂成了36个小候国,其中就有一个比较大的侯国叫奥斯曼,奥斯曼侯国逐渐吞并了其它的侯国,并成功击退了外族入侵,建立了奥斯曼帝国(所以奥斯曼侯国是一个过渡性称谓)。

    奥斯曼帝国(129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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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立者为奥斯曼一世。极盛时势力达欧亚非三大洲,领有南欧、巴尔干半岛、中东及北非之大部分领土和属地,西达直布罗陀海峡,东抵里海及波斯湾,北及今之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南及今北苏丹与也门。

    故奥斯曼帝国的君主苏丹视自己为天下之主,它将游牧部落的传统、波斯的艺术修养、拜占庭的政治文明和阿拉伯的科学文化融于一身,继承了东罗马帝国的文化及伊斯兰文化,因而东西文明在其得以统合。奥斯曼帝国是15世纪至19世纪唯一能挑战崛起的欧洲国家的伊斯兰势力,但奥斯曼帝国终不能抵挡近代化欧洲国家的冲击,于19世纪初趋于没落,并最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里败于协约国之手,奥斯曼帝国因而分裂。

    奥斯曼帝国存在的时间极长,而且在其强盛时期幅员辽阔,其疆域与实力在同期也只有明朝才能与之抗衡,黑海、地中海、红海都是它的内海。奥斯曼帝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列装火炮和火枪的国家,是全世界第一个拥有空军的国家,曾经拥有世界最强大的海军,这么一个巨无霸大国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压迫地西方人大气都不敢出:土耳其人主宰西方世界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呢。

    迫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强大,西方人才不得已,只好开辟新航路,寻求与东方国家的贸易。得益于大航海和科技进步,欧洲开始变得强大。另一边,因新航路的开辟,地中海贸易衰落,科技更新没赶上时代的发展,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始被欧洲的强国超越。一帮欧洲诸强,围绕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展开了长达一百多年的暴揍,直到把这个昔日的地中海霸王龙,揍成一只小壁虎,最后连希腊都能上来踩一脚,还差点给踩死了(白云先生)。

    其实对于这个帝国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个离我们极远的古代帝国,其实不是的,国民政府成立的时候它还是存在的。在这将近600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件,不管是从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都有一大堆一大堆需要描述,在此略过,需要提的是,帝国出现过较大的危机,后宫干政、排犹主义、残害少数民族、思想控制、原教旨主义、军国主义、军权世袭等弊政也相继出现过,(亚美尼亚大屠杀事件就发生在一战期间,土耳其境内亚美尼亚基督徒大量被屠杀,受害者数量达到150万之众,土耳其政府至今拒绝承认这是一起官方发起的有预谋的屠杀行为)。帝国上层也尝试了自上而下的有近200年的一系列改革,但与清朝的情况类似,全部宣告失败。

    到1918 年,随着一战的结束,奥斯曼帝国的体系全盘崩溃,只剩下孤零零的土耳其一个了。

    土耳其共和国(也就是现如今的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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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于马其顿的穆斯塔法·凯末尔实现了青年土耳其党多年以来的梦想: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土耳其民族国家。1923年洛桑条约的签订洗刷了色佛尔条约的耻辱,并使外国势力撤离了土耳其领土。现代土耳其的边境确定下来。

    谈现如今的土耳其政体绕不开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凯末尔全名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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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革命家、改革家、作家,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总理及国民议会议长。生于萨洛尼卡(今希腊境内),木商家庭出身。1934年11月24日,土耳其国会向凯末尔赐予“Atatürk”一姓,在土耳其语“Ata”就是父亲,“Atatürk”(阿塔土克)就是“土耳其人之父”之意。

    凯末尔最为人所知是他在一战杰出的军事能力,同时伴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崩解,他带领土耳其国民运动并成功在安卡拉建立独立政府,他打败当时协约国所带领的同盟军队,并以杰出的优越能力解放了国家并建立了现今的土耳其共和国,凯末尔当选为首任总统。执政期间凯末尔施行了一系列改革,史称凯末尔改革,使土耳其成为世俗国家,为土耳其的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38年11月10日在伊斯坦布尔去世,享年57岁。

    凯末尔主义(包括):

    共和主义:反对君主专制主义,坚持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体原则;

    民族主义:保卫土耳其的领土完整、民族独立和国际上应有的地位的原则;

    平民主义:公民主权,即国家权力属于全体公民和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

    国家主义:以国营经济为基础、同时鼓励私人工商业和坚持经济独立自主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原则;

    世俗主义:反对伊斯兰封建神权势力干预国家政权、法律、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原则;

    改革主义:反对满足现状、盲目保守和听天由命的思想,体现坚持不懈进行社会经济改革的原则。

    凯末尔主义奠定了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指导方针,所以说凯末尔本人奠定了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基础并不为过。

    可以说,凯末尔在土耳其的地位就如同毛泽东在中国,以一己之力夺取并巩固了土耳其政权,开创土耳其工业化先河,希土战争力挽狂澜,对抗泛突厥主义,捍卫世俗政策,逆天存在。凯末尔熟读西方典籍,对西方政治、社会、经济有深入了解,他的夙愿是建立一个欧洲式的共和国。最终,他的努力与坚持将土耳其打造成一个民主的现代化国家,他的执政理念一直影响着土耳其的国家政策。

    从凯末尔主义就能看的出,在积弱的奥斯曼帝国时期成长起来的、军人出身的凯末尔执政方向非常明确:

    1、社会世俗化,政教分离。废除伊斯兰教国教的地位,废黜哈里发,不再支持泛伊斯兰主义,对试图恢复宗教治国的顽固分子大力镇压,凯末尔认为:“400多年来,宗教就像铁钳一样禁锢着我们的大脑”。其实,与其说是政教分离,不如说是国家控制宗教,土耳其共和国政府也通过国家宗教事务局牢牢控制着全国绝大多数人口信奉的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宗教机构,对土耳其国内逊尼派的宗教组织乃至教义大力干涉。。凯末尔世俗主义改革极大地强化了国家对宗教的控制。凯末尔竭力削弱土耳其的伊斯兰属性,挖掘和弘扬伊斯兰教之前的土耳其历史和文化,构建面向先进的资本主义欧洲的现代民族国家。然而,凯末尔革命作为精英主义运动,在城市中心和沿海地区比较顺利,遇到的真正挑战是保守的、有根深蒂同伊斯兰教传统的安纳托利亚内陆。在文明取向与国家制度上,凯末尔革命强力推进世俗化进程,遏制伊斯兰教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影响。其实,在新旧世纪之交已有论者指出,在政治意识形态及实践上,世俗主义的凯末尔主义已失去其不容争议的地位。凯末尔世俗主义改革局限于精英阶层和中心,没有抵达民众和边缘(部分来自百科)。

    在凯末尔的强力改革下,世俗化取得了极大的进展,用世俗法律取代伊斯兰教法,用公历取代伊斯兰历,用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废除妇女穿黑袍戴面纱的陋习,解放妇女,摘下头巾和面纱,鼓励漂亮姑娘去欧洲选美,男人也不能留胡子、戴旧式的帽子,而要戴西式礼帽、穿西装......但是由于政策和具体根深蒂固的实际环境的原因,民众教育不够普及,伊斯兰国家受宗教浸染太久,世俗化教育普遍缺位,在广大穷人,尤其是农村居民中,宗教势力几乎就是他们能接触到的唯一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另外,国内的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土耳其西部沿海经济发达,意识形态上较为西化,但是在土耳其中部和东部内陆山区,有较为浓厚的保守主义和宗教主义传统,这为教派和原教旨主义的成长提供了充足的土壤,也是现在的执政党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传统票仓,同时,土耳其普通民众缺乏对外界的基本认识也加剧了这一进程。一直以来,精英主义长久占据土耳其政治的主角,中东部居民的诉求被忽略,亲西方的知识精英人数太少而且不接地气,他们的主张在大众中往往曲高和寡毫无影响力。能够对代表世俗化的军人力量形成挑战的唯一势力也就是宗教势力。因而在这种情况下,现行民主制度会直接将社会伊斯兰化。

    2、孤立主义的民族主义。

    凯末尔本人作为一个青年土耳其党高层人士,实际上也是一个泛突厥主义信徒,在其当政时期也曾鼓吹图兰主义。不过,凯末尔本人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失败,坚决反对利用泛突厥主义指导外交政策、反对土耳其干涉其他突厥民族的内部事务,主张将民族主义限制于国境之内,大力制造土耳其国族的概念。因此,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共和国对外实施孤立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如在二战前后的20年间游走于苏联、德国、英法、美国四大阵营之间),对内则对库尔德人、拉兹人、阿塞拜疆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等少数民族大搞强制同化(赤坂凌太郎)。

    库尔德问题:

    在奥斯曼各民族纷纷分崩离析离突厥人而去曲终人散的时刻,《洛桑条约》却将库尔德人的一部分和他们所居住的土地留在了土耳其。从凯末尔的角度来看,从维护土耳其国家疆域的角度来看,是必须坚决反对库尔德独立的,这是他无法更改的立场和选项。而在维护与应对的办法上,考虑到民族分裂运动曾导致奥斯曼帝国的混乱和崩溃,他坚持认为土耳其必须是由土耳其人组成的单一国家。

    这对于强调国家统一是有道理的,但他在实施时却彻底否定了库尔德族的存在——不承认库尔德族的存在,把他们称之为“山地土耳其人”,户籍统计不允许任何人申报为库尔德人,禁止在学校和公共场合讲库尔德语——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21世纪。

    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仅次於阿拉伯、突厥、波斯的第四大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大多属逊尼派。目前库尔德人聚居地被称为库尔德斯坦,主要指土耳其、伊朗、伊拉克三国交界地区,地理条件复杂,交通不便。库尔德斯坦被划归不同国家,但库尔德人从不承认这种政治分割。

    《洛桑条约》取消库尔德族人的自治独立条件,并将库尔德斯坦划分势力范围,造成目前各国分别管辖库尔德人的现状。而目前伊朗、伊拉克境内库尔德人对统治者的反抗,亦是有目共睹的,因此从历史的背景中可以看出,将库尔德人问题视为单纯的地方叛乱组织,将使问题过於简化,并无法求得具前瞻性的因应措施。库尔德人成为土耳其的子民并无法获得民族认同和平等地位,他们连用自己文字和语言教育孩子的权利都被剥夺。另外在土耳其,库尔德民族政党和组织的活动都是非法的,土当局除对该族实行同化政策外,并与有库尔德人居住的邻国签订了一系列旨在切断与邻国库尔德人联系的协定,更使得库尔德族问题难以获和平的解决。

    然而自伊斯兰国大肆肆虐以来,伊叙两国境内的库尔德人都面临了生死存亡的绝境,为了自保不得不联起手来共抗伊斯兰国匪徒。而人数最多的土耳其库尔德人,对于南方兄弟们的困境也不肯坐视,大批自愿者源源不断的越过边境,进入伊叙境内,帮助自己的同族兄弟共同打击伊斯兰国。面对强敌,三国的库尔德人终于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而这却引起了土耳其政府的深深不安,在它看来,土叙伊三国境内库尔德人的紧密团结,如果伊斯兰国一朝崩溃,库尔德人作为打败伊斯兰国的第一功臣,在战后的论功行赏、利益划分中必然会拔得头筹。对于土耳其来说可未必是好事——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一定会要求较高自治权力。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中,经常往库尔德武装处丢炸弹,显然,土耳其人并不想让伊斯兰国迅速覆灭,更不想让叙利亚战争迅速结束,而是想借伊斯兰国之手借刀杀人,重创甚至消灭库尔德武装,然后再配合北约出来收拾局面。这跟沙特想借伊斯兰国之手消灭伊拉克叙利亚什叶派政府的想法真是殊途同归(观点转)。

    逊尼派、什叶派、苏菲派:

    逊尼派和什叶派是伊斯兰教的两个主要教派。“逊尼”和“什叶”都音译自阿拉伯语,前者意为“道路”,指在穆罕默德之后,接受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四大哈里发所确立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后者意为“追随者”,特指第四大哈里发阿里的追随者。

    在伊斯兰社会的领导权问题上,逊尼派承认四大哈里发和以后的伍麦叶王朝、阿拔斯王朝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哈里发的合法性;什叶派则认为只有阿里是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伊斯兰社会应该由阿里及其后裔领导,他们被尊称为伊马目。

    在教义方面,什叶派将信伊马目作为基本信条之一,而逊尼派对此却不予承认。由于在伊马目的数目和人选上存在分歧,什叶派又分为不同支派。其中主流为十二伊马目派,此外还有伊斯马仪派、宰德派等非主流派。

    在历史上,什叶派形成了包括大阿亚图拉、阿亚图拉和霍贾特伊斯兰在内的宗教学者等级制度,这在逊尼派里是没有的。什叶派规定信徒必须追随一位宗教学者,这使得高级宗教学者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什叶派原意是党人;全世界大约有15%的穆斯林属于这个教派;主要分布在伊朗,伊拉克等地。

    逊尼派原意是遵循圣训者;其余85%属于此派;主要分布在阿拉伯国家及土耳其印度等地,中国大部分的穆斯林也属此派。

    苏菲派:苏菲派是伊斯兰教中的神秘主义者。该派的特点是重现伊斯兰教的副功。认为坚守副功可以促进人们对信仰的虔诚;也能帮助完成主命(法定的功修)。据说沙特的一位学者说:赛莱夫派(瓦哈布派,中国穆斯林称三抬)中缺少苏菲派成分。苏菲派起初是修行团,后来发展成形形色色的派别,也产生了一些内容。甚至学者们认为,吸收了教外的有些哲学思想和其它宗教的神学思想。

    具体来分派别巨多,有兴趣可专门去探寻一下,这里有一则搞笑的帖子可看出端倪。

    一个人拿着枪指着另外一个人。

    那人说:「你是无神论者还是有宗教信仰?」

    答:「我有宗教信仰。」

    「佛教、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

    「伊斯兰教」

    「什叶派还是逊尼派还是苏菲派?」

    「逊尼派」

    「我也是逊尼派呢!教义学派还是教法学派?」

    「教法学派」

    「我也是教法学会,你是哈乃斐、马立克、沙斐仪、罕百里学派? 」

    罕百里法学派. 」

    「我也是,那你是瓦哈比派还是格迪姆教派的?」

    「瓦哈比派的」

    「伊赫瓦尼还是赛莱菲耶的?」

    「赛莱菲耶。」

    枪说:乒乒乒

    「异端!去死吧!」(转)

    土耳其基本为逊尼派,这是宗教背景。

    中东教派的争端在中国是基本不存在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世俗化国家,就从来没有出现神权对世俗的统治,要说崇拜也是祖先崇拜,祖先崇拜反映的仅仅是国人对先人的感恩和对根系宗法的遵循,并不会受制于宗教创立的规则。要说神权对世俗的冲击也是存在过的,这一点可追溯佛教传入中国并世俗化的进程:

    任何外来文化都面临着与本地民族文化相适应的问题。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不可能无视儒家思想的巨大压力,不可能完全摆脱封建宗法思想的影响。佛教在中国盛行之初,佛教徒还坚持自己的宗教理念。东晋时僧人慧远“卜居庐峰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为界”,甚至连晋安帝途经庐山时,他都称疾不下山觐见皇帝。他还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与当时太尉桓玄就佛教是否应当礼敬皇权展开辩论。

    但是,中国传统制度和文化的特点,决定了中国的佛教发展的历史走向。从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来看,佛教并没有像慧远所描述的那样独立于“方外”,恰恰相反,在与传统制度和传统文化的相互排斥和对抗中,佛教只能承认和接受已有的政权结构和传统道德伦理。在隋唐以前,佛教僧侣在皇帝和达官贵人面前往往还能表现一种脱俗的姿态,欲与王者分庭抗礼。隋唐以后,这种脱俗的姿态便不再重现。

    中国是以孝为伦理中心的国家,孝道是中国伦理观念的基本出发点,又是最高的道德原则。提倡孝,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君权(转)。

    3、国家主导的强力现代化与国际政策。这一点是凯末尔主义的核心,因此凯末尔主义除了强调文化领域的西化之外,还特别强调国家机器对土耳其社会的控制和国家资本对土耳其经济的领导作用。凯末尔主义特别强调少数精英通过国家机器来改造社会,进而实施赶超战略,完成国家复兴(同赤坂凌太郎)。国际政策则完全可以用“脱亚入欧”来概括。

    凯末尔一直依靠军队在土耳其野蛮的推进现代化运动,但土耳其有着广泛的穆斯林文化背景。军方一旦把政府权利交出,选举出来的新政府必然是泛突厥主义和极端宗教价值取向的政党。于是军方一次又一次推翻政府,一次又一次的还政于民。由于军队一直坚持凯末尔生前的建国方略,恪守西方化、现代化和世俗化原则。奉行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改革主义,所以土耳其至今没有沦落为苏丹国。土耳其之所以能生存到今天,并不是因为他的强大,而是因为英国、法国、美国、俄罗斯,都想占领瓜分土耳其,而导致利益分配不均,暂时保证了他的安全(来自wuweilxl)。

    土耳其民族和文明发祥于东方,今天也只有3%的国土跟欧洲擦上边,地理上被归于西亚,但土耳其主意已决,在亚洲,如此自上而下的“脱亚入欧”运动,土耳其是继日本之后的第二家。脱亚入欧是土耳其的既定国策。土耳其实行西方政体,奉行亲西方的政策,尤其是冷战时期,作为北约在黑海地区对抗苏联的前锋,直到海湾战争中美国在沙特获得军事基地之前,土耳其的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一直是北约在中东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作为回报,土耳其从西方获得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大量土耳其劳工作为德国战后重建的功臣生活在西德。土耳其于1952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北约东南欧盟军司令部和战术空军司令部所在地。

    但是土耳其对西方的一往情深,却并未获得他们的同等回报。早在1987年,土耳其就提交了加入欧盟的入盟申请,至今已经将近30载,入盟之路却依然镜花水月,不见出路。除了塞浦路斯问题外,欧盟国家还以土耳其世俗化和民主化不够彻底为由,阻止土耳其入盟。就像衍水青云在《军队缘何成为伊斯兰国家捍卫世俗化的基石》中说的,世俗化和民主化这两条在土耳其压根就是自相矛盾的。要想在土耳其维持世俗化就必须保留土耳其军人干政的传统,像土耳其军队过去曾多次干过的那样,不惜发动政变来推翻伊斯兰极端分子组成的民选政府,以此来捍卫世俗化的成果;而如果在土耳其实行民主化,那就必须要冒伊斯兰极端分子依靠选票,一人一票合法上位,摧毁世俗化成果的风险。而这两条却都是西方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这就注定了土耳其的入盟之路必然要充满坎坷。

    入盟之路的失败,令土耳其人在愤怒耻辱之余,开始将目光转向东方,拥抱起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临终时谆谆教导土耳其决不能走上的两条邪路:泛突厥主义和伊斯兰化道路——这是后话。

    托土耳其“脱亚入欧”的福,中国足球队在亚洲少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国足要抓紧机会。

    凯末尔死后,他指定的伊诺努接班,但这个伊诺努不能服众,一批人遂从当时执政的共和人民党分裂出去建立民主党,在50年代初选举上台,开启了土耳其“民主化”的进程。中国有句话叫:灭万乘之国,必是千乘之家。这句话除了用在国与国之间外,还能用在国内,在强硬的第一代政权或执政力量的逝去后,新一代的执政力量在没有宏观远大而且深入人心的政策指导的时候是没有魄力和能力继承或彻底创新前一代的执政基础的,因而大多会出现分裂与对立,虽然仿照西方建立了现代国家体制和代议民主政治,但政客当政后的政策往往会过渡向本党派、本地区选民、本家族、或利益攸关势力倾斜。这恐怕也是后来土耳其没能走上预定轨迹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光是政权本身,军队也会再诸多行动后走发生变化,在经过几次政变后出现蜕变和分裂,与政府逐渐穿上了同一条裤子。土耳其军方当时打着凯末尔主义保护官僚资本,可它同时又加入北约、出兵塞浦路斯(援助当地土耳其族搞分裂)、在义务教育中加入宗教课,作出如此种种与凯末尔教导背道而驰的事情,可见此时凯末尔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大杂烩和神主牌,逐渐地丧失了它原本所具有的内容。

    在这种背景下,埃尔多安这位披着世俗化外衣的穆斯林登上了土耳其权力的顶峰。

    埃尔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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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尔多安全名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他的祖先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格鲁吉亚人,后举家从巴统移民土耳其黑海沿岸(也就是古代本都地区)的里泽省,到了埃尔多安这一代则已是土生土长的伊斯坦布尔人了。

    2001年,埃尔多安创建了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并任主席。2003年3月,他出任土耳其政府总理。此后,执政的正发党又赢得2007年和2011年大选,埃尔多安连任总理。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主席埃尔多安在10日举行的首次总统直选中获胜。

    埃尔多安在此之前还一直担任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市的市长,埃尔多安把一个拥挤喧嚣的第三世界大城市治理得整洁、干净,甚至一度解决了腐败问题。美国《时代》周刊这样评价埃尔多安:他表面上是个世俗派,骨子里是个伊斯兰保守派。事实上确实如此,1998年,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引用了一首古诗:“宣礼塔是我们的剑,穹顶是我们的头盔,清真寺是我们的兵营,信徒们是我们的士兵,”这首诗因为隐含原教旨主义的极端思想,一直被主导世俗化的土耳其军方认定为“禁诗”。他也因此被以“反世俗罪”被判处4个月监禁,剥夺政治权利5年。后即创立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现执政党),埃尔多安自03年当选土耳其总理以来,先是担任总理,继而修改宪法,担任实职总统,至今已经在土耳其连续执政13年,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土耳其战后第一人。在其统治下,土耳其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军力强大,国势蒸蒸日上。可以说他对土耳其的强盛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但是其在外交上的四面出击、到处挑衅的咄咄逼人的强硬立场,也给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要说他突然就被世界人熟知还要从他把俄罗斯执行反恐的飞机打了下来,17秒过境警告10次被打下来,这明摆着是早有预谋的,估计俄、美、中都被惊呆了,想让ISIS来背黑锅都不行,还跳出来大声喊着就是我打的怎么地?在G20峰会上,普金表示一些国家在协助“伊斯兰国”时,各国代表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沙特和土耳其的代表。随后巴黎气候大会上,埃尔多安为了证明土政府没有从恐怖分子手中购买石油,不惜以总统宝座发誓,然而,国际社会对埃尔多安的表态的反应依旧是“我们不信”,还朝普金表示“我敢辞职,你敢吗?”——果然是很有个性的一位总统,对于这样搅浑水坑普大帝的举动,美国表示很欣赏,点了个赞。不想一向寸步不让的普大帝看出了端倪,审时度势,待埃尔多安道歉后马上选择原谅,还帮助埃尔多安躲避空袭(未经证实),于8月9日会晤,勾画合作前景,就现在议事日程上的双边、国际和地区问题达成相互理解。看来普大帝对埃尔多安是真爱,土耳其与俄罗斯还是世敌呦。

    让我们来看一下凯末尔与埃尔多安的政策比较(来自wuweilxl):

    凯末尔主张:构建世俗国家。

    埃尔多安:构建类似于ISIS的精神社会。

    凯末尔主张:不恢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埃尔多安:恢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凯末尔主张:全面西化,脱亚入欧。

    埃尔多安:恢复野蛮的传统文化,脱欧入亚。

    凯末尔:靠军事力量起家。

    埃尔多安:民粹主义嘴炮党。

    凯末尔:反周奎、反苏丹、反民族压迫(这个有争议,但嘴上还是这样说的,从土耳其人的角度讲也没有违和感)、反专制。

    埃尔多安:向往恢复曾经被革命的土耳其。团结周奎,要搞苏丹制,要民族压迫,要专制集权。

    凯末尔:“不独立,毋宁死!”

    埃尔多安:宣礼塔是我们的剑,穹顶是我们的头盔,清真寺是我们的兵营,信徒们是我们的士兵。

    凯末尔:我终归于尘土,而共和国却将永存。

    埃尔多安:被击落的俄罗斯战机是苏-24战机,俄罗斯战机不理会多次警告。

    而埃尔多安之所以要击落俄罗斯的战斗机,大抵是因为俄罗斯阻碍他占领伊拉克、叙利亚,组建大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企图。

    看到这种情况,许多人会认为,凯末尔一定会从坟墓里气得跳出来,发动政变捍卫世俗化的优良传统都被喂了狗,现在一步回到解放前, 社会正在高速倒车,山河大地一片绿,国家又要回到几百年前的宗教治国......

    其实,这只是我们局外旁观者的看法,换个角度来看——

    当年奥斯曼帝国病入膏肓,翻身无望,面对沦为西方炮灰、极其险恶的局势,凯末尔建立的土耳其跟日本一样全面学习西方,搞脱亚入欧,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未尝不是一种断肢求生的手段。

    韬光养晦近百年,终于等到绿教复兴,全球放烟花,身为曾经的绿教老大,实力如今又是绿教国度最强,凭什么还要当西方小弟,一统绿教重建绿色帝国,才是土鸡的征程。

    凯末尔如果活到今天,看见埃尔多安掀起伊斯兰革命,重新扛旗想必会欣慰不已(来自godhu)。

    此时土鸡人口八千万,天时地利人和皆在,全国人民转化为狂信徒后,仗着地利,一言不合就对欧洲放肉弹,身后还有源源不绝、规模亿万的丧尸支援,绿化欧洲,送过去的百万绿民过得有滋有味,吃着福利,没事放个烟花搅搅局,忙得欧洲各国不可开交,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来达成奥斯曼帝国几位大帝都未能完成的伟业,何其爽哉!

    再说,本身凯末尔的思想和行动就很复杂,根本不是一整套可以说的清、道的明的确立下来的体系,有着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具体表现出来的就是反复变换的国际态度。

    土耳其的骑墙主义也不是一天两天,身段灵活,“投机分子”的名号在全世界叫的响,早在二战期间,土耳其奉行中立政策,既与英美保持着关系也与纳粹德国互通有无,还愉快地和打得难解难分的英德两国同时做起了生意。可一旦局势对自己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土耳其也会迅速做出反应。二战结束,处于苏联和东欧包围中的土耳其岌岌可危,马上放弃骑墙态度,加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成为了北约中唯一一个伊斯兰国家。但在加入北约后,土耳其又恢复了超然的态度,对于对抗并不感兴趣。不光是在欧洲,伊斯兰世界也对土耳其满腹牢骚,与宿敌以色列眉来眼去。

    土耳其这种左右逢源的外交政策,来自凯末尔奉行的“内求和解、外求和平”的战略,也谈不上什么对错,只是太实用让人觉得不可信。你可能觉得土耳其应该继续韬光养晦,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待到国力发达强盛之后,有朝一日能在国际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你以为这是中国啊,土耳其的体量、地理位置和国际形势就不允许它有这样的想法,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有中国这样的体量与发展潜力和较为单一融洽的内部氛围。

    当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中国的强盛路走得是异常艰难,毕竟没有人愿意见到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来争夺紧缺的资源,“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喊的也是露骨。小国不一样,给口吃的就能活下来,还经常能在大国博弈的时候吃点好的,但是自打一出生命就在别人手里攥着,真是“自古好事两难全”,所以,菲律宾这样的在中国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的时候每天跳出来刷刷存在感,获取还有一点刮到好处的机会,以后是真的没有了,能不着急吗?越南这种级别的搁哪都是小霸一个,可偏偏在变态的东亚,估计做梦都想搬家。

    国际中的大国外交:

    1、国际政治体系主要是由享有经济,军事,政治优势资源的大国建构的;

    2、国际政治格局总是以大国经济,军事,政治实力分配变化而制定,变更,确立;

    3、国际政治秩序的确立,维护,破坏总是体现大国国家利益博弈。

    小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

    1、小国是国际政治体系的重要构成,是大国加强意识形态宣传,增强政治体系利益争夺的重要砝码;

    2、小国是国际格局的主要受动者,但小国可以联盟方式对大国起到制衡作用,影响甚至决定国际格局的变更;

    3、小国是国际政治秩序稳定的重要调节器,拥有特殊地缘政治小国可利用掌握的关键利益影响大国外交政策,并对国际政治秩序运行发挥作用。

    再回到土耳其

    土耳其对欧美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处在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交界的板块地震带上。当年凯末尔革命,对土耳其进行世俗化改造,只是为了能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为了不亡国,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文化投诚。西方人也觉得,有土耳其这么一块文明缓冲区,可以替它们挡住伊斯兰文明的扩张蔓延,保留土耳其这个国家,还是有意义的。

    而土耳其一旦进行伊斯兰革命,变成伊朗那样,从盟友到反目,未来和欧美死磕,那么这两大文明圈之间的缓冲区就不存在了。正值衰落的欧美基督教文明,就会直面伊斯兰文明圈的威胁。在安全战略上,如同恶梦再起。当年他们花了几百年,才扳倒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个恶梦,现在这个恶梦,又有企图回归的苗头。

    不仅仅是地缘意义上的失败,土耳其的反水,更是说明,美国输出的全球民主革命,彻底的失败了。土耳其世俗化这么多年,说反水,马上就翻脸。前面有伊朗,现在有土耳其。那美国这么多年,折腾了这么久,花了这么多代价和力气,突然都变的毫无意义,就像一个巨大的讽刺和玩笑。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思想上的道路和方向选错了,战略,战术,都会失去意义。美国人骨子里的基督教蒙昧主义根源,而冷战胜利后,他们选择了福山的升级版的当代基督教思想,注定要酿成现在满盘皆输的苦果。

    从最近特朗普和他背后的支持者放出来的信息看,美国人似乎也意识到了福山道路的破产和失败。他们也开始有了改弦易辙的战略转向。转向亨廷顿的那一套。如果要避免文明冲突,那么美国就应该退守。美国人真的这么一退,下面就太热闹了,把土耳其东欧交给俄罗斯,把台湾还给中国,把日韩交给中国。真这么一来,就要变天了(白云先生——《土耳其反水,文明冲突风云再起》)。

    对中国来说,土耳其是一个遥远的国度,如果不是国家战略规划,完全是一个八竿子打不到的国家。在历史上,除了蒙古人与土耳其前朝奥斯曼有过交集外,两国也算互通有无,就算是算到了奥斯曼帝国也与中国没有领土上的争议诉求,再大的矛盾也不至于兵戎相见,况且这都是多少年前的恩怨。现在与中国有关联的有两件比较重要的点,一是“东突”,二是“一带一路”。

    东突

    在土耳其泛突厥主义兴起后,受国际上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土耳其的鼓动和支持下,极少数新疆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将不规范的地理名词“东突厥斯坦”政治化,编造了一套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独立”的“思想理论体系”。鼓吹“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鼓噪所有操突厥语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否认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叫嚣“要反对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消灭“异教徒”,中国是“东突厥斯坦民族3000年的敌国”,等等。

    可以说,给中国造成了许多麻烦和隐患。

    一带一路(国家级顶层战略)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一带一路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计划的提出展示了中国人谋求改变当前世界地缘格局的决心和具体方案,能不能在不远的时间实现还是另一说。

    从历史大背景来看,西方构建的是一个海洋商业文明体系,这也与欧美的地域特点有关——并非居于世界地域中心,周围直接接壤邻国少。有优点也有劣势,优点就是领土纠纷少,地区对抗少,战火轻易烧不到。劣势就是无法一体化。

    中国作为一个海陆皆备体量巨大的大国,很难把自己彻底融入某一个体系,再说中国的历史文化不会去选择投靠某一派别,因而中国有必要也有能力以自己为中心,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大中华经济文化体系,一带一路会避开因自身发展诉求导致经济扩张而产生的海权抗衡,巧妙地成为一个沟通亚欧大陆,南下三大洋宏伟计划。

    从国内现状来看,中国国内制造业发展遇到瓶颈,劳动力成本上涨,页岩气革命失败,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出口低迷,产业处于结构调整期,所以要实现大力发展还需要一个宏观掌控的大出路。一带一路不仅可以加强中国与中亚欧洲等国的贸易联系,实现泛中亚贸易,还能开发中西部,调整重心、改善贫富分化,实现经济、文化共同崛起。

    经济条件看,2015年12月25日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为这一政策提供了资金支持。

    图片 13

    一带一路效果图(转)

    事实上,土耳其高层的施政构想与“一带一路”战略不谋而合。土耳其前任总统及总理早有与中国合作复兴丝绸之路的意愿。2009年,土耳其前任总统居尔访华时就曾对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希望通过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重新振兴古丝绸之路”。

    而土耳其是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国家,位于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十字路口处,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意义极为重要,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中至关重要的节点之一。

    因此中国要充分考虑到土耳其的政党、军政、政策法规、经济状况、宗教文化等多项因素,合理规划,争取实现最大程度的双边共赢。


    免责声明:本文由于资料有限且都非第一手资料,再加上非专业认识,所以在描述中一定会存在种种认识偏差,还望谅解;另外,文中大多为文本、观点的引用,故只做文本写作练习和基础知识普及;要说亮点的话,大概是贯通了土耳其古今许多重要的事件,整体上看还算逻辑清晰、条理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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