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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写作跟纪实文学,上海男人

发布时间:2019-08-17 18:50编辑:中国史浏览(107)

    长期以来,关于副刊的新闻性和文学性关系的理解存在不同的看法,每个副刊在这个尺度的把握上也各有侧重、有得有失,新闻界也有不同看法。当今,在信息爆炸、网络、电视分流读者的背景下,这个问题有重新探讨的必要。现不揣浅薄,略陈自己的一孔之见,以图就教于方家。

    汤姆·伍尔夫1963年被《ESQUIRE》杂志派去制作一篇关于特制汽车的报道,他写得不像新闻,像印象记,题为《桔片样的糖果色流线型娃娃》,这就是新新闻的滥觞。后来诺曼·梅勒、杜鲁门·卡波特、詹姆斯·鲍德温等人也加入进来,新闻小说就蔚为大观。新新闻就是借鉴虚构文学的写作技巧来写作新闻事件,一切技巧都可使用,惟一的原则是事实不能编造。新新闻因为实验性而在那个喜欢实验性的年代出尽了风头。理所当然,后来它退潮了,合理的成分被新闻界继承下来,就是“特稿”,普利策新闻奖为它单独设立了一个奖项。

      熟悉出版市场的人都知道,相比八十年代,当下文学报刊、书籍的发行已经越来越小众化了。过去,随便一本省地级文学刊物,发行三五十万本是常事,即使上百万本也不是什么新闻。经过三十年的河东河西,今天全国文学报刊发行的总和恐怕也就百万册。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过分析。

    ——1—— 常常听见国内的评论家说,西方报纸没有副刊。在这里,英文又被当做西方唯一的语言了,因为英文报纸确实没有副刊,但是在德文报纸里,副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而在首屈一指的《法兰克福汇报》里,副刊更是自成一霸,举足轻重。 副刊和正刊一样,是独立的一整叠,平常的日子里每天有三四个全版和两个半版。要了解德国的知识阶层对什么事情关心、有什么样的品位,《汇报》副刊是一个标帜。 抽出7月15日的副刊:首页头条是一篇文化评论,对魏玛城的古迹维修加以批评。同样大篇幅的是一篇艺术评论,讨论巴黎蓬皮杜中心展出Leger作品,加上一张主题照片。另外两篇短文,一篇讨论恐怖片的翻新,一篇追悼一位刚去世的出版家。全版只有这四篇文章、两张图片。 第二页总共有五篇文章:两篇书评,一篇电视节目批评,一篇广播节目介绍,一篇小说连载。几个月来每天连载的是葡萄牙作家AntonioLoboAntunes的《异端审判者手记》。副刊编辑推测199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可能落在Antunes身上,有意在这段期间连载他的小说。 除了连载长篇小说之外,副刊也经常有诗的刊出。一首诗往往与那首诗的一篇短评并肩出现。所占篇幅大约是一个全版的四分之一。如果台湾副刊上长篇连载是每天一千字的话,在德文《汇报》副刊上大约是每天四千字的小说内容。 两篇散文出现在第三页,附有插图。为了抵抗暴力、吸毒、竞争、排外等等不健康的社会气氛,有人在柏林组织了通宵达旦的“爱的大游行”;上百万的人走在柏林街头歌颂爱,欢呼爱,要求爱。两个散文作者表达对群众激情的不以为然。一夜之间,动物园里多了七十五万吨的人尿,死了三千株灌木和几百株树,草地被数百万只脚踩扁了,土质扁了整整九厘米,草根无法呼吸而死亡,一时的浪漫激情换得的是自然的破坏。 另外两篇长文分别是建筑美学评论和戏剧评论。前者追溯一个16世纪建筑师的心路历程,后者评介希腊悲剧《美狄亚》在斯图加特剧院最新的公演。 第四页全版只有三篇文章,分别评介土耳其的电影、科隆博物馆展出的60年代美术、小城基辛格的文化艺术节。角落里有一则文化消息,澳洲声乐家得了维也纳歌唱奖。 讣闻占了第五页的下面四分之一;在四分之三的版面上有两篇文章:一篇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讨论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争议,一篇评论歌剧。 第六、七页都只有半版:评介一个摄影展、讨论“网络中的艺术与人生”,还有两篇非虚构新书的批评。 ——2—— 相当于每天五个全版的副刊,基本上有三种内容:评论、创作、文化消息。评论占了三分之二:文学批评、书评(分文学类和非文学类)、戏剧评论、艺评、影评、乐评、建筑评、摄影评、博物馆评……,加上对社会现象、大众文化、政治事件、国际关系、历史设释种种的社会批评。创作则以连载小说为主,诗其次,散文又其次,而周日副刊必有一两篇全版或半版的短篇小说,一次刊完。 一个全版只容四篇文章,可见文章篇幅之大、字数之多。文章又以评论为主,可见议题之严肃、讨论之深入。一个习惯了英国报纸风格的人,读《法兰克福汇报》副刊可能要大惊失色、落荒而逃;德文副刊硬得像块大砖头,可以将人砸死。相反的,《汇报》副刊读者会觉得最严肃的英国报纸都太花哨、太浮浅、太主观。 德国的评论者忌讳用“我”这个字。对一个事件发表批评。虽然是“我”的看法,也要以最客观、最无我的笔触写出。所以德国报纸,尤其是《汇报》,没有英国报纸上猖狂的专栏作家——谈国家大事的文章里可以以“昨天晚上我在厨房喂狗的时候”这样的句子开头。 德国人看重客观的信实稳重,英国人欣赏主观的个人魅力。 和台湾报纸副刊的轻薄短小正好相反,德国《汇报》副刊是长大厚重。 可是我还没说完呢。《汇报》副刊除了每天的五六个全版之外,还出一年四次的文学特刊;一份特刊可能有五十页全版。每个星期六有文学画刊,前后六个全版,用昂贵的光面纸印刷。譬如一个全版就刊一篇长文:《白鲸记及其插图历史》,或者《毛姆的再发现》。一个星期一次,在正常的版面外再加上《人文科学》版,以两三个全页讨论哲学、宗教、美学、文化方面较复杂的问题。 从轻薄短小的角度去看,长大厚重的《汇报》副刊简直就是一份随着日报每天刊出的高级人文杂志。它没有自由投稿,不是一般读者甚至作者可以进入的园地。写稿人有三种:副刊编辑、副刊驻外文化记者以及邀稿的名家。它高高在上,毫不羞赧;毫不抱歉地摆着菁英姿态。它在德国掌有决策权的中产阶级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像百年老店闪亮的铜脾,充满权威。我每有一篇文章在《汇报》刊出,德国邻居们会纷纷来电话恭喜,好像得了什么文学奖似的。 我却觉得《汇报》副刊有太多的日耳曼人的深刻,太少英国人的幽默;读副刊得正襟危坐在书房里,全神贯注地“做功课”,而不是边喝咖啡边吃煎蛋还穿着睡衣漫不经心地“看报纸”。作为《汇报》副刊的作者之后就发现:严肃深刻的文章可以给《汇报》,轻松的、挑衅的、另类的,就必须给别家报纸。《汇报》副刊风格有点儿像德国哲学,让人深到灵魂里去而绝对笑不出来。 但我满腹疑问:这样菁英取向的副刊怎么生存?为什么副刊读者不因影视媒体的泛滥、电脑网络的暴起而减少?为什么大众的流行品位不威胁精致品位的市场? 首先要发掘的其实是:什么样的文化机构能生产出如此丰厚扎实的副刊来? ——3—— 副刊,占《法兰克福汇报》整整一层楼,有三十三位编辑、九位秘书、十五位副刊派出的专任驻外记者。在三十三位编辑中,十五位是博士。 每一个编辑其实都是作家兼执行编辑,独当一面。与中文报纸副刊非常不同的是,每一个编辑都以写作为主;管建筑美学的编辑也许是建筑博士,专为副刊写建筑评论;管视觉艺术的编辑也许是艺术史专家,就得常写艺评。驻巴黎或南美洲的文化记者也许应编辑之请写些当地的建筑与艺术评论;有特别需要,编辑会请报社外的专家执笔。也就是说,三十三位编辑各有各的领域,在他的版面中,他能完全作主,既是组稿的主编,也是执笔的“撰述委员”或“资深作者”。 负责文学的有四个编辑。就个人的背景和专长,自然地形成四个领域,譬如英语和西班牙语世界的文学就由三十六岁的保罗·英根代负责,因为他刚巧是英国和西班牙文学的博士,本身也写文学批评和散文,在1997年还得了德国出版人协会给的年度最佳评论奖。我的文章以英文写成,他就变成了我的编辑。在他的个人办公室里,我们一边讨论我未来的写作计划,一边等墨西哥来的电话;他同时在向一个墨西哥作家邀稿。英根代一个人就可以全权决定一篇文章用或不用,不需和任何别的编辑讨论。 “其他三个文学编辑也有这样的权力,”保罗说,“基本上,大家对文学的鉴赏有一定的共识,也信任彼此的品位,所以从来没发生过矛盾。有时候当我对一个作品不太肯定,需要别人意见的时候,我就会请他们也看一遍,为了客观。 没有总编辑,没有主编,三十三个编辑——“撰述委员”、“执行编辑”——是三十三个山大王,各自独立作业(当然有一位负责行政统合的所谓主管)。但是副刊的真正独立性还在于它与正刊的关系;它与正刊的关系就是:没有关系。头版社论有一个立场,副刊的评论很可能刚好是个相反的立场,而正刊没有权力要求副刊“配合”。 这份独立性来自哪里?首先,《法兰克福汇报》没有一个报老板,它属于《法兰克福汇报》基金会,除了报纸本身的利益之外没有别的利益。掌有权力的是五个所谓“发行人”,各负责政治、经济、文化等五个领域,而五个人权职平等,因此负责正刊的“发行人”不能领导负责文化副刊的“发行人”。 五个“发行人”是五个山大王,各自为政。更关键的是,这五个人不是财阀,不是党官,不是政客;他们是资深新闻记者或作家,享终身职。五人中有一人退休时,其他四人在全国新闻及文化界中寻访最杰出的人才,四个人都同意了才能通过。这个职位像一个最高成就奖,对德国的新闻记者和文化评论作家是一份极高的荣誉与威望。 于是报纸的领导层全是资深报业专业人才,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可能,也较少受个人立场、财团利益及政治势力左右的危险。副刊的独立性其实只是整份报纸的独立性的一部分。 ——4—— 身为德国最重要的日报,《法兰克福汇报》的销数只有四十万份,在一个八千万人口的国家里,这四十万读者多数是大学程度以上的中产阶级,平均年龄四十六岁,很明显的是社会中掌有知识、决策权和影响力的读者群。这个读者群的知识有一定的累积,他的品位有一定的形成过程,他的年龄和阅历有一定的成熟度,他比较不是一个追逐流行寻找刺激的读者,说他保守可以,说他有深度也可以。 “事实上,”英根代说,“正因为这个世界变得太厉害、太花哨、太凌乱,无处不变,我们坚持不变,反而成为一种中流砥柱,文化的旗帜。我们副刊从来没有考虑过降低品质或怎么迎合大众口味。我们有一定的读者,而这些读者对副刊要求很高。我们只有高标准,没有低标准。” 1989年柏林围墙垮掉之后,《汇报》副刊率先讨论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德国顶尖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的辩论与探讨,充分发挥公共论坛的功能,为社会提供前瞻的可能。 四十万的“量”相当低,但它的“质”相当高,对社会的支配力及影响力因而极大。《汇报》副刊能够以毫不羞赧、毫不抱歉的菁英高姿态存在,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雄厚专精的编辑结构得以创造深刻严肃的文化副刊,一方面更因为这个社会里有四十万人——四十万有知识权、影响力的人——支持一个深刻严肃的文化副刊。两者缺一不可。 再追问下去:为什么这个社会可以拥有一份独立于财阀、报阀、政客、政党的报纸?为什么一个报纸愿意投下如此巨大的资金在副刊上——十五个驻外特派记者专职报道文化消息?为什么一个副刊对社会有如此大的影响?为什么副刊如此受到尊重?为什么这个社会永远有四十万人,’不管时代怎么变迁,不管后浪怎么推翻前浪,永远有四十万人愿意每天全神贯注地读书评、艺评、影评、文化评论、文艺创作——四千字的小说连载、四分之一版面的诗和诗评? ——5—— 台湾报纸的副刊一个接一个消失。还没有消失的,承担着市场压力,而市场意指对最平庸、最流行的所谓大众品位看齐。大陆的副刊在转型经济中面临同样的问题。关心副刊的文化人面有忧色:副刊没落了。 副刊“没落”了吗?那表示副刊曾经“辉煌”过;可是我们仍旧记得副刊当年“辉煌”的重要原因:在没有真正新闻自由的时代里,社会的焦灼以文学的面貌出现,寄身于副刊,使副刊超载地承担了本不属于它的种种任务,凝聚了整个社会的关注。 当那个时代过去,副刊卸下了过往政治所强加于它的种种异彩,回到它的本位,宁静平淡下来,不再呼风唤雨,这,能叫“没落”吗? 我倒觉得是新阶段的启始。没有大风大雨大灾大难的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分众”社会,我过我的桥、你走你的路。一个副刊能使全国瞩目街谈巷议的时代已过,它就只能寻找一个局部的分众作为它的读者——四十万、二十万、五万,而不是辉煌的英雄时代的一百万!但别忘记,这是常态。 副刊在新阶段中面临的其实是重新自我定位的问题:它所呼唤的是什么阶层什么年龄什么品位和知识的读者群,从而决定副刊的面貌。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应该会有各种风貌的副刊:雅的俗的、软的硬的、俏皮的严肃的。唯一不可能的是一个“雅俗共赏”的副刊。雅与俗各有理直气壮的生存权利,但若是为了获得最大量的读者而将雅俗掺杂,只能使一个副刊非驴非马,个性尽失,要吓走不是雅就是俗的读者。 可是无论是旧阶段或新阶段,副刊总是一个社会的文化指标。社会有多么成熟深刻,副刊就有多么成熟深刻。如果我们的副刊因为坚持一种较深沉的人文素养,坚持对人生世事做较为复杂的思考、严肃的探索,而失去读者,而无法生存,那意味着我们还没有那“四十万”个中流砥柱,社会的文化体质还没有成熟到我们期望的程度。 于是,唯一能做的只是等待?只靠等待的社会必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副刊不只是一面反映文化的镜子,更可以是;应该是文化的标杆,一大步跨在社会的前面。倒过来说,副刊有多么成熟深刻,社会就有多么成熟深刻。一个社会要从原有的轨迹上冲刺跃进,得依靠杰出脑力的激荡,刺激社会前进。副刊,可以是一个脑力激荡的磁场,进发一个民族文化的最大潜能。 做不做而已。 (原载1997年9月17日《文汇报·笔会》) 读者来信 编辑朋友: 你们好! 《笔会》推出龙应台《脑力激荡的磁场——谈副刊》一文第注节,读后真解气,眼前豁然明朗。 作为读者,我不是报人、编辑,也不是文化人,对这篇文章说三道四,似乎与自己市井小民的身分“不搭界”。不过,这篇文章确实给读者及副刊编辑、撰稿人及专家学者提供更广阔的,思考空间。故,斗胆建议,此文应该收入九七笔会文粹集中。 这篇文章说它好,是有益于《笔会》改革之借鉴。读者企盼《笔会》能成为报界雅副刊而异军突起。这面旗帜能扯起,将云集一大批中华知识精英…… 近年文化界、新闻界等方面亦喊“改革”,并标榜自己这个圈子“深化改革”取得如何如何的成就,云云。殊不知读者并不买这个账,不会去上当受骗的。唯一抵触,就是不读不看这些讲空话、讲假话、十足新八股味道的陈词滥调。读者这点自由确实运作得不错,他们决不会从牙缝中省出那点钱去买脸色看,甘受愚弄。 《笔会》之所以在全国报业中影响极大,是因为它的品位高,高品位来自独立的思考与见解构成的独特的文风。下一步,《笔会》能做到龙应台文章中阐述的那样,将是更大的进步。真正做到开副刊改革之先河,一定会在中国报业史上留下光彩的一页。 这一天目下看来似乎遥远,不过,《笔会》在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刊登这篇文章,我们这些真正的读者确实看到副刊复苏的希望之光在闪烁,为之兴奋,为之欢欣鼓舞。 唉,有点自作多情了,说这些干吗?《笔会》编辑同仁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 由衷地感谢《笔会》把这篇好文章奉献给读者。 今晚是农历八月十六,人们还沉浸在中秋佳节的喜庆氛围中;可是室外下着雨,很大很大,看不到月亮;然而,灯下无聊乱翻报,一轮皎洁的明月从心中升起…… 《笔会》给了我欣慰和温馨。 袁政煜 注:(有什么副刊,就有什么社会)在《文汇报·笔会》发表时题为《脑力激荡的磁场——谈副刊》。 如果没有龙应台 ——冰清 提起龙应台,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是她的《野火集》、她的《龙应台评小说》、她的对于台湾社会及文坛的种种抨击……然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她的文章愈来愈练达,风格愈来愈成熟,,思想愈来愈深刻。 她对待惯存的、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能够透过生活表层,揭示出文化的内蕴,如《论公共空间之必要》(载于《笔会》1997年12月18日)对世俗观念造成的弊病及陋习,予以大胆地、无情地揭露,她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强调人在文化中的主导作用,像《脑力激荡的磁场》(载于《笔会》1997年9月17日);读她的文章,你会强烈地感受到一种不凡的气势、战斗的精神及洋溢着的英雄气概,其文字简洁有力,思路清晰,不蔓不枝,那酣畅的文风,精湛的笔触,饱含的哲理,每每披读,都令人沉浸其中,欲罢不能;她将传统文化、现代意识、理性思考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提炼出人或思之、却未言之的思想结晶,表现了一个为文者所背负的责任、道义与使命;她的说教不是空洞的、抽象的,亦非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真实材料的基础之上,以深思熟虑的思索作前提,引发出关于时代、历史、民族、文化等种种启人心智的道理、结论或识见。 龙应台作为学者,其文章涉及古今中外,诸如哲学、史学、文学、宗教等多门学科,以学识见长;作为作家,她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世态及社会,触及一些亟待推进的、敏感的现实问题。在她的作品中,不难读出一种大我的存在。 当然,人们并不见得要认同她的全部见解,甚或也一样持否定态度;但是,对于她的深刻的批评、犀利的眼光、率直的品质、独立的人格,却不能不刮目相看。她的作品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思考。如果没有龙应台,那么,学界就少一分思维,文坛就少一分锐气,社会就少一分关注;龙应台现象是个标识,也是个启示,它标志着国内思想界的宽松、活跃、民主和开放,启示着众多知识分子为中国迈向21世纪的繁荣昌盛献计献策,为当代文化的建树与导向发挥才智。 (作者单位:山东曲阜师大图书馆)

    文学的血肉传递新闻性的精气神

    “Non-fiction or nonfiction is an account, narrative, or representation of a subject which a person presents as fact. This presentation may be accurate or not; that is, it can give either a true or a false account of the subject in question. However, it is generally assumed that the authors of such accounts believe them to be truthful at the time of their composition. ”

      偶翻一九八五年第二期《人民文学之友》(函授教材),上面刊载了田流同志的文章《小报告文学好——读〈高山流水觅知音〉有感》。田流同志是八十年代有重要影响的报告文学评论家、编辑家,曾一度主编报告文学杂志《时代的报告》。一九八五年前后,正是报告文学非常活跃的时期,正如田流在文中所写:“报告文学既有新闻性,又有文学性,是被人们重视和喜爱的根本原因。它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把生活中发生的重大事件,真实地告诉读者,但它又与通常的新闻通讯不同,报告文学不仅忠实地告诉读者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有意义的新事物,而且用文学的笔法,生动具体形象地把那一事物再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睹其人。”尽管田流主编的是一本比较厚重的报告文学刊物,可他还是道出了“三五千字的小报告文学最受读者欢迎”的心里话。为此,他进一步阐释说:“小报告文学一个最可贵、最难能的优点是选择最能表现事物本质的典型事例,一些报告文学作品所以写得冗长,很大一个原因是没能做到这一点,广大读者向报告文学提出短小精悍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

    在紧张和压抑之后,巧妙地舒缓和安顿了读者的情绪,但这与其说是一种写作技巧,不如说是一种写作者的善良。这篇优秀的副刊文章,给许多读者和新闻界留下深刻印象,也因此获得了当年上海新闻奖副刊唯一的一等奖。

    3. 李海鹏:在南方周末写特稿(一)
    blog.sina.com.cn/s/blog_482039e50100vzrv.html

    (中国文化报2014-03-6)

    什么样的作品才适合副刊呢?可以看看同一题材,四川的部队作家裘山山的作品。在《文汇报》“笔会”副刊5月25日、5月30日的版面上,发表了裘山山以《“老虎师长”的四天四夜》《从绝境中突围》为题的两篇散文,前者写一位师长率领全师第一时间奔赴灾区“用生命挽救生命”的经历,后者写一位炮团团长率领官兵从“前面是堰塞湖,左边是悬崖,后退又是堰塞湖”的绝境中,徒步救出200多名群众的奇迹。两篇文章都及时、深入地反映了灾区的情况、救灾的进展和为此付出的努力,从细节到气氛都充满现场感,叙述的都是当时读者关切的内容,从题目到文末的“5月22日夜急就”、“5月24日急就”的写作时间(作者都是冒着余震写下的),都是新闻性的要素。虽然作者是一位著名作家,平时文笔优美感性,但此时作者个人风格几乎完全“隐形”,也看不出什么文采和手法。但是在那样的非常时刻,这样朴素的写实恰恰是读者最需要的“文采”,也是最好的“手法”。而且作者依然巧妙地表现了女性的细致和温柔,在 《从绝境中突围》结尾处,作者写道:


      报告文学的社会作用有两大功能,一是塑造典型,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另一是直面社会,揭示矛盾,弘扬正气。在我们过去几十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中,这两方面都不乏优秀的代表之作。但就报告文学的体量而讲,我则赞成中短篇为好,即两三万字的中篇,万八千字的短篇。至于两三千字,我以为那该归于人物特写似乎更合适。像那种动辄几十万字的报告文学,我对其能否叫报告文学深表怀疑。道理很简单,报告文学具有新闻性,新闻也叫消息,指的是最近发生的事。而在报告文学里过多的介绍背景,就失去了新闻的特性。这一点应该引起报告文学作家的充分注意。当然,让文学作品瘦身也不光是报告文学这个文体。红 孩

    报纸的副刊是报纸相对特殊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相对于信息密集的新闻版面的一个“后花园”——供人舒缓心理、释放感情、或者进入沉思,也是对新闻传播虽“迅速”但“易逝”,虽“广泛”但“单向”的一种有效补充。

    但是,回到逻辑的原点,“轻”的特稿完全不能做吗?我从不这么认为。如果它有南香红的水准,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我都会很高兴它出现在南方周末的版面上。在没有本质缺陷的前提下,一个足够优秀的优点可以征服一切,在任何行业里都是这样。我们不再操作南香红式的题材,不是因为这些题材不该做,而是因为南香红离开了,这样的记者已经没有了。2009年我也离开了,大概我也会留下一个小小的空洞。题材仍在那里,但适合操作的人不在了。如果你失去了一块美玉,不要想得到另一块,因为不会有另一块,重要的是用新的东西填补空缺。我想重要的是南方周末有一个丰富的人才矿床可以持续开采。

      读者说:现在的书籍价格太高,内容质量与价格不成正比。所以,我们宁可选择不买少买。

    周洪许一下乐了,说是啊是啊,汗水雨水把镜片搞得很模糊,我真恨不能扔了它。

    特稿很难定义,不过可以描述为一种文学性的新闻,题材不强调硬度,截稿时限更宽松,通常不超过一万字。在中国,特稿其实早就在尝试,“报告文学”即是。可是报告文学有两个弱点,一是它不够真实客观,二是它的文学性很差劲。这两个弱点就其定义而言太有悲剧性,我说起来都觉得残忍。很多报刊多年以来也一直在做着特稿,毛病跟上述的类似。这类作品很疯狂,铺排起来没完没了,没影儿的事也可以写得纤毫毕现,只要里面有个人物红了眼圈,就一定夸张为嚎啕大哭。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特稿是从南方周末开始的。特稿的中国定义是由南方周末来下的,实际上我们一直在确定中国式的特稿该怎么做。

      作者说:市场经济使读者忙着挣钱去了,谁还有心思关注文学。文学也不能当饭吃。

    但是,在被这个人风格鲜明、感情浓烈同时带着哲理思考的作品感动的同时,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学性的绝对彰显,新闻性则几乎不可寻觅。加上其感情过于悲凉、思考略显晦涩,出于对当时悲痛之中的读者可能带来的影响的全面考量,这篇作品就不适合报纸副刊而只适合文学杂志。

    · 选题

      评论家说:你们三者说的都有道理,问题的核心不是出版过程,而是作者写了什么,为什么人写,怎样写的问题。当下的问题,一是作品内容过于自我,缺乏宏大的具有影响社会进程的作品;二是写作手法缺乏创新,模式化比较普遍;三是作者的知识更新不够,缺乏前瞻意识,有的还沉湎于过去的记忆;四是作品注水太多,越写越长,短篇像中篇,中篇像长篇。不符合时代紧张、快速的节奏要求。

    这位了不起的团长,戴着一副眼镜儿。

    “Essays, journals, documentaries, histories, scientific papers, photographs, biographies, textbooks, travel books, blueprints,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user manuals, diagrams and some journalism are all common examples of non-fiction works......"

    澳门新葡亰518,  作者说:写作者写作不完全为了稿费,但稿费确实能体现作者的市场实力。这几年要求提高稿费的呼声越来越高,从某种意义上标志着写作者的尊严与价值。

    必须明确而且一再强调的是:副刊是报纸的一部分。既然如此,副刊作品就必须是报纸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能游离于整张报纸之外。除了必须在价值取向和风格趣味上不允许和整张报纸相悖、隔绝,更意味着副刊必须具备新闻性,必须以不同的血肉传递新闻性的精气神。

    http://en.wikipedia.org/wiki/Non-fiction

      出版者说:社会对我们的批评之声越来越高,认为图书的价格难以接受。其实,个中之苦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纸张、印刷费、制作设计费、房屋租赁费、工资、稿费、增值税这些年都在大幅增长,我们的成本之大,大得有点瞠目结舌。

    报纸的副刊是报纸相对特殊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相对于信息密集的新闻版面的一个“后花园”——供人舒缓心理、释放感情、或者进入沉思,也是对新闻传播虽“迅速”但“易逝”,虽“广泛”但“单向”的一种有效补充。甚至,副刊有时能够“不失时机地使人领会卫星传回的大量报道中的遗漏或误解之处”①。与上述地位和特征相伴,副刊的新闻性和文学性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而又天然矛盾的关系。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8811487/

      出版者说:我们只出版名家的,名家的有保障。但现在的名家几乎成了写作机器,写出的作品太粗糙。为了抢市场,我们也只能跟着走。

    基于此,一篇好的文学作品未必就是好的副刊作品。以汶川大地震为例。《人民文学》2008年7期出了“中国的作家,奔赴震动的大地”专号,其中有作家李修文写的题为《哀恸之歌》的散文,是我所读到的关于那场灾难最好的散文之一。他将那种几乎无法言说的痛苦和绝望书写得淋漓尽致,许多细节也让人过目难忘。比如,失去了哥哥的女孩子,在面对人们的同情时突然抗拒,叫喊着跑开了,似乎“一旦接受了这哀怜,哥哥便是千真万确回不来了”;一个旅店老板说:“现在就想能恨个什么,人也好,畜生也好,要是让我恨得起来,弄不好,我心里还要好过些。”对痛苦的抒写也是深刻而浓郁的——“此处不是别处,是生涯的渊底,是连连恶梦、压抑得快要忘记的号啕和无法收回的魂魄。……5?12之后,言说是困难的,至于我,我早早就闭上了嘴巴,恨不得消失。是的,就是消失,在生死的交界,活下来的人理当不能自拔,合适的担当,便是珍重他们的本能,跟他们一起忘记,或是不忘记。”

    南方周末特稿本身也在变,也在自我突破。在2005年之后,我们开始有意识地选择一些非常重要的题材。在特稿已经在一流纸媒上形成潮流之后,题材和指向成了我们的与众不同之处之一。我们用两年时间成熟了,或可说脱胎换骨了。比方说,我的《无情戒毒术》是一篇文笔不错的特稿,但它说了什么呢?一次手术和手术的伦理学危险。读者的注意力大半被集中于手术本身,而意义之核,伦理学危险,却不会同等地被注意到。这是作者操作的意图所致,是新闻意识的结果。从技巧上说,这篇报道还受到了普利策获奖作品《凯利太太的妖怪》的影响。澳门葡京娱乐手机版,可以作为对比的是,《一块煤的利益之旅》,作者是同一个人,同样是一个吸引人的故事,但它的意义之核,煤炭经济如何在我们的公路上运转,却须臾不会脱离读者的脑海。除了《无情戒毒术》之外,在写作技巧上,我的特稿已是完全独立和原创的,因为非如此不可。这是另一种新闻意识所致。这中间的差别,就是2004年和2005年的我们的不同思路。最初我们也做一些有重大指向的题目,但在2005年后,用特稿来承载其他新闻产品不能承载的意义,才成为有意识的诉求。这种思路的顶峰就是2007年末的《系统》。

    合上本子,我企图从紧张中解脱出来,于是跟周洪许开了个玩笑。我说周团长,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觉得你的眼镜儿很碍事啊?

    1. 选自 豆瓣问答 Will 2011-04-04 16:03:37

    比起小说和诗歌,报告文学无论如何要算个年轻的文体。报告文学热发轫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代表作家和作品主要有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刘宾雁的《人妖之向》、黄宗英的《大雁情》、理由的《扬眉剑出鞘》、张锲的《热流》、柯岩的《船长》、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鲁光的《中国姑娘》、程树榛的《励精图治》,杨匡满、郭宝臣的《命运》等等。进入新世纪后,以何建明、赵瑜、徐刚、王宏甲、李鸣生、哲夫、邢军纪、黄传会为代表的报告文学作家,以更宏大深邃的视野进一步发展着报告文学这个文体。所不同的是,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品,大都文字短小,多则三五万字,少则五六千字,通常发表在报刊报纸上;而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几乎无一例外的全部是“书写”——少则三五万字,多则三五十万字,甚至上百万字,除部分发表在大型文学期刊,很少发在报纸副刊上。更多的是以图书的形式通过新华书店去发行。

    文学性;副刊作品;副刊;版面;读者

    2. 节选自《中国作家-纪实》倡导非虚幻文学 / 曹颖新

      记得八十年代,好多报纸副刊都刊登报告文学,后来由于某些作家利用报告文学为企业做广告,结果使报告文学成了名副其实的“广告文学”。因此,很多报纸在九十年代后几乎再也不登报告文学了。既然报纸不登了,那么就往刊物写。谁料,刊物面对日益萎缩的读者市场,发行锐减,哪个老板愿意花这个冤钱呢?结果,积重难返,报告文学终于陷入了低谷。当然,报告文学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也不是没有它振聋发聩的声音,如赵瑜的《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和何建明的《落泪是金》在读者中都曾引起巨大的反响。

    新闻性有多重要?可以说,副刊的其他特点都必须由新闻性统帅、服从于新闻性,否则就不是理想的副刊作品。这也是报纸副刊区别于杂志和书籍的一大特征。不强调新闻性,整个副刊就很难担负其应有职责。

    可以统领以上这些关系的是虚构与非虚构的关系。所以,关于“非虚构论坛”栏目,到会的作家非常关注。因为“非虚构”名号的提出,不仅是对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传统称呼进行置换的技术层面的操作,更具有文体革命的理论意义,即高扬了近代以来文学史上占重要地位的小说、诗歌等虚构文体以外的非虚构作品类型。对此,作家、文艺理论家邢军纪认为,“非虚构论坛”的提法是很合适的,因为非虚构文学从理论上还是比较薄弱的,要通过这个刊物,建立自己的阵地,与虚构文学阵地相对峙。要把“非虚构”叫响,真正用文学来表达真实和生命。而卢跃刚则指出,《中国作家-纪实》杂志要建立两个高目标:一是通过作品引领非虚构文学的潮流,二是通过认识引领非虚构文学的理论建构,即通过对这种文体的开创性的解读建构中国特色的非虚构理论框架。他还说,现在西方的非虚构文学研究是被放置到传播学里的,实际上也还未建立一个系统的研究体系,只是创作很发达,比如在美国,大概80%以上的畅销书是非虚构作品。他们对非虚构的认识可能基于与我们报告文学不同的源流。我们报告文学的解读源流是从日本来的文学性解读,而不是欧美的非虚构解读,即两个分析框架。所以,要从源流上重新认识非虚构文学,建立更适合当今如此大量的、如此多样化的非虚构作品的批评体系。比如建立历史写作、社会写作的规定性。

      读者说:作者不关心社会,只埋头自身的写作,你自我欣赏好了。

    这是wikipedia对Non fiction包涵类型的列举。

    选稿:丛山 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红 孩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xxsb/993091.htm

    目前,关于纪实文学的理论探讨还没有真正澄清许多关键性问题,比如记者的报告文学与作家的报告文学关系,新闻与报告文学的关系,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关系等。这些关系之所以纠缠不清,在于报告文学等非虚构作品既有纪实性,又有文学性。卢跃刚谈到报告文学与新闻报道的重大区别在于:从技术上说报告文学强调文学性,记者写的特稿偏重叙事;从价值关注点上来说报告文学关注的是人性、人的命运。但是这种区别也不是截然的,而且也不能截然,如果那样就成了自我封闭。因为大量的好题材,从传播学角度来说,读者愿意读是第一要素。应该利用好精彩的题材,抓住新闻性,然后着重挖掘其中人的因素。而邓贤则提供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他说,本刊要区别于《半月谈》等新闻性刊物,因为新闻性写作的二度创作很少。他的做法是,看报纸上的新闻报道,这等于是向他提供了素材,然后自己去找这个新闻作者,了解更多的信息,接下来就去挖掘它下面更深的东西。他认为,文学就在这里,要等到尘埃落定的东西才是文学。那么相应的,向后看可能成为主要的方式,以质取胜,以文化取胜,以份量取胜。这是报告文学最大的优势。

    试译之:非虚构写作是指某人对于一个主题进行描述、叙述、表现,并将其以事实的形式呈现出来。这种呈现不一定是准确的,也就是说,非虚构写作可以对被讨论的问题给出真实的或虚假的描述。然而,总的来说,我们假设写作者在创作此类描述时认为它们是真实的。


    不过对于文学的界定本身就不是非黑即白的判断题,我的引用来源缺乏学术性,能力更是有限,而且我也对非虚构写作究竟是什么很困惑,期待有高人解惑,也期待大家积极讨论之。

    非虚构的核心问题是题材。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现在写作涉及到的领域特别宽阔,人类背负着如此厚重的历史,又面临着现实社会的复杂和对新时代的展望,所以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时期比现在有更宽阔的题材选择空间,也就是说非虚构文学写作恰逢其时。关键在于选取什么样的题材,怎样选材。邓贤认为,一方面要关注当前最热门的事件、故事,但还有更多的东西要关注,因为眼前发生的事情只是我们国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剖面,我们要关注到更厚重的东西,忧国忧民不能忧得情绪化。历史上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关注了。有些过去的生活被时间遮蔽了,留在了民间。如果能抓住一个小小的但是非常重要的点,把它挖出来使中国厚重的东西呈现出来,应该是大有可为。

    我的理解是,对于文章是”虚构“还是”纪实“,应当从作者的写作意图来进行分析而非文本本身。在中文语境里对纪实文学的定义,显然要窄于上述关于Non fiction的定义。比如,散文、随笔,也许并不是真正的”纪实文学“,但他们也是非虚构写作的重要形式。

    我们始终认识到中国的现实。我们始终希望用一个充满戏剧张力的小故事,指向这个国家的重大问题,无论它是体育举国体制、艾滋病危机、通货膨胀对乡村生活的影响还是都市中的文化嬗变。我们不再做那种文笔生动但是意义有限的特稿。我们在中国的现实中扎根甚深。

    · 中国式特稿

    根据wikipedia的解释

    《系统》是曹筠武的作品,我是编辑。这篇报道讲的是什么呢?你可以自己找去看。题材无非是网络游戏而已,但是没有任何中国新闻作品的主题和野心会比它更大。

    非虚构 应该是来自于英文里的 Non F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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