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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魔幻的是吴承恩也玩穿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

发布时间:2019-08-18 07:39编辑:中国史浏览(111)

    加入国际公约后开始了解版权对于版权的了解,记得1986年,我作为严文井和陈伯吹的翻译去东京参加国际儿童图书联盟大会,会上前苏联女翻译家托克马科娃找到我要求见严老,因为她在很多年前翻译出版了严老的寓言小说《下次开船港》,她说她非常喜欢那本书,当地小读者也很喜欢。随着1992年中国加入了世界版权公约和伯尔尼公约,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一员,知识产权这个名词从此在中国普及开来,从一个名词变成了法律和行动。第一批成为受益者就在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后不久,我的两本小说在德国出版。但版权保护的形势是千变万化的,尤其到了网络时代,我们像坐过山车一样忽然发现,传统的纸媒版权保护尚存在很多问题,又置身于一个令人无所适从的网络版权时代,这个网络有时甚至是看得见却摸不着的事物。

    《西游记》是由明代小说家吴承恩所完善的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该书以“唐僧取经”这一历史事件为蓝本,通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深刻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主要描写了孙悟空出世,后遇见了唐僧、猪八戒和沙僧三人,一路降妖伏魔,保护唐僧西行取经,所完善的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五圣成真的故事。

    编者按10月 21日,在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原局长宋木文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际,本报刊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彬颖的回忆文章,以为纪念。1992年 9月 14日—15日,鲍格胥总干事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版权制度国际研讨会时表示,拟在1993年中国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合作20周年之际编辑出版一部文集,以纪念该组织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这本图文并茂、中英文对照的大型纪念专刊,由鲍格胥总干事亲自撰稿编辑,其中收录了宋木文先生题为《中国版权制度的建设及其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文章,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宋木文先生对中国知识产权特别是中国版权制度建设及发展中国版权国际合作关系方面的重要贡献和不倦追求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清《著作权律》以“伯尔尼公约”为蓝本,参照了各国的现行法律,历时多年修订而成,虽成文于百年前,却是比较完善的。

    侵权;翻译;著作权法;合同;世界版权公约;版权保护;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知识产权;伯尔尼公约;劳伦斯

    作为“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早就为中国读者所熟悉,《西游记》中人物形象也早就深入中国读者的心中。这本成书于400年前的书籍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是早有定论,对于作者吴承恩(约1500年—1583年),中国读者也是特别熟知的。但要说吴承恩穿越到现代社会,相信不少读者还是会匪夷所思,这是比《西游记》更魔幻的事情,吴承恩本身也不敢这样写啊。

    伯尔尼公约;宋木文先生;鲍格胥总干事;中国国家版权局;国际合作;文集;新闻出版署;接待;中国知识产权;王彬颖

    1910年12月18日,清政府颁布了《著作权律》,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版权法。它依据的是世界通行的《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即今人耳熟能详的“伯尔尼公约”。无论过去或现在,它都是最权威的国际版权公约。“伯尔尼公约”缔结于1886年,1896年经缔约国重大修改后为世界各国所遵循,也正是在此前后,中国开始接触这个国际公约,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产生了自己的版权法。

    不久前,在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的帮助下,我刚刚与某出版社就其12年前严重抄袭侵权我的劳伦斯译文一案(今年9月无意中发现的)进行了严正交涉并追讨了双倍的赔偿。而在这之前还通过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向另一家无限期拖延稿酬的出版社进行了交涉,讨回了稿费。在过去十几年里我通过官方或私下形式与不下10个出版社和个人进行过交涉,对他们盗窃我的作品私自出版的行为予以谴责,并按照著作权法追讨侵权赔偿。可以说,我既是被侵权的受害者也是知识产权的受益者。

    近日,有网友发现,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竟成了起点中文网的VIP和签约作品,且显示有“吴承恩授权”、“起点中文网首发”等字眼。明朝作家的作品,是如何跨越400多年后“被授权”的?这确实令人费解令人匪夷所思。

    编者按 10月21日,在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原局长宋木文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际,本报刊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彬颖的回忆文章,以为纪念。

    版权保护意识的初萌

    版权维权现状令人应接不暇

    网站打着的如意算盘是一目了然的,我这是作者亲自授权,是VIP和签约作品,要阅读,必须付费。这是吴承恩莫名其妙授权“签约”的客观原因,为了赚钱,让一个400年前的作者“起死回生”,网站的经营者可谓用心良苦、煞费苦心。

    宋老是我深为敬重的中国知识产权界的老前辈和资深出版家。他对文学、艺术、版权及国际知识产权问题都有深入研究与建树,是中国出版界、版权界难得的杰出人物。他为发展中国版权事业毕生耕耘、鞠躬尽瘁,不愧为吾辈和后人之楷模;在开拓和发展中国版权的国际合作方面,他勇于探索、认真实践,既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是一位具有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的先行者。

    晚清制订版权法是为了防止盗版翻印,而盗版翻印则与印刷术的进步和图书市场的形成有关。现今所知中国最早的私印翻刻活动始于宋代,而在古代中国,因印刷术还不发达,翻刻现象虽然时有发生,但并不严重。鸦片战争后,西方石印技术传入我国,这为中国出版界开辟了新纪元。

    作为作者,对于中国这些年的版权保护变化,我感受很多。最大的体会是,盗版侵权在中国依然不被当成什么弥天大罪,因为我们还在适应,还在学习中。如果谁说把别人的书拿来印一版赚点钱叫犯罪,多数人会不以为然的,因为“窃书不算偷”的观念还很强,盗版抄袭然后赚点钱,与做午饭时抓了邻居一根葱一样。所以版权官司甚至在法院也是轻描淡写处理的,轻微赔偿了之,基本被当成邻里经济纠纷处理。记得马爱农译文被抄袭百分之九十多,为打官司出版社搜集证据,比对抄袭率,结果赔偿费减去各种费用所剩无几,聊胜于无。所以,盗版侵权的人做得心安理得,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也仅是侵权人赔付稿费,出版社安然无恙,出版盗版书所获得的利润毫发无损。现在,我们在纸质版权的维权之路上仍然步履维艰,同时又要面对更复杂的网络版权,感觉又在不断地寻找新坐标,左右前后出击,有些应接不暇。

    其实根据伯尔尼公约,作者去世后50年,作者作品的著作权就进入公有领域,也就是成为公版书。我国《著作权法》也规定,作品的著作权受法律保护的期限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超过了这个时间,该作品便进入公共领域,不再受法律保护。而吴承恩身为明代的作家,自然也早已超越了这个期限。也就是说,任何出版社(当然也包括网站)对《西游记》的再出版,并不会触及法律。

    本人自上世纪90年代初,一直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部工作,有幸亲历了中国现代版权国际合作发展史上的历次重大事件。其中之一,也是印象最深的,就是1993年参与接待由宋先生率领的中国国家版权局代表团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访问。

    由于新技术的使用,印刷变得简便易行,私刻翻印因之屡禁不止;但直到戊戌维新之前,中国人对书籍的需求毕竟有限,图书市场规模不大,翻印盗版也就还没有成为一个为社会所关注的问题。戊戌维新对中国出版界的最大贡献是,它开启了中国人对于西学的孜孜追求,自此百余年绵绵不绝;同时,推动了科举制度的改革乃至废除,学堂取代了书院,课本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需求,中国出版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而利之所在,必有逐臭之徒,私刻盗版也如影随形猖獗起来,令出版界头痛不已。

    加入国际公约后开始了解版权

    一方面,拿一个死去数百年的作者的版权来说事,另一方面,我们对现在还健在的作者的版权却屡屡侵权,这就是目前中国版权保护现状。抄袭成风,盗版不止,一直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伤痛。余秋雨被盗版,琼瑶被抄袭,凡是著名作家凡是明星作者,满大街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盗版书籍。著名文学翻译家王干卿先生以意大利文原版翻译的《爱的教育》在我国已衍生出100多个版本!这简直是国际奇观了。

    当时,中国刚刚加入《伯尔尼公约》不久。参与这次接待,是我调到总干事办公室工作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宋木文先生。

    最早拿起版权这个武器打击私刻的是西方在华的出版机构。1894年,英美传教士设在上海的“同文书会”改名“广学会”。“广学会”成立不久,特别自1896年起,不断按照国际保护版权的规定,向中国官方提出保护其出版物版权的要求;禀请通常由广学会所在地的行政长官上海道台受理,并得到他的支持。中国地方官既然答应了外国人的要求,就很难否决中国人的同样要求。1896年底,上海道台应维新派机关报《时务报》的要求,发表了一则保护其出版物的告示,这是目前所见较早的按照西方惯例保护版权的官方规定。告示是这样写的:

    对于版权的了解,记得1986年,我作为严文井和陈伯吹的翻译去东京参加国际儿童图书联盟大会,会上前苏联女翻译家托克马科娃找到我要求见严老,因为她在很多年前翻译出版了严老的寓言小说《下次开船港》,她说她非常喜欢那本书,当地小读者也很喜欢。严老感慨地说,他的很多作品都翻译成了外文,但他不知,也没有得到样书和稿费,因为中国还没有加入到世界版权公约和伯尔尼公约。而在这之前,我作为一个文学翻译,可以不经许可翻译外国人的作品为中文而不用向原作者付任何费用。当时,我和很多人一样认为那是合理的,因为我们经过了中文的劳动,出版的也不是原来的文字,只是令原作者在中国更有名气,对他没有任何损害,作为翻译我感觉是两种文化的桥梁,很高尚的。

    郎咸平曾经说过:我们根本不晓得知识产权有多重要,对这个也不感兴趣,我们只对基础建设之类的东西感兴趣。可是你晓不晓得,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容许这种抄袭、仿冒的产业链的存在,,才毁灭掉了一个一年上万亿的文化产业,毁掉了一个一年过千亿的电影产业,同时也毁掉了几千万个高附加值的就业岗位,最可怕的是我们毁掉了像乔布斯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成长的可能性。

    时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鲍格胥对这次访问非常重视,亲自审定日程,安排事无巨细,接待规格之高是空前的。中国代表团的这次访问非常成功,具有历史意义。会谈达成的一些共识与合作原则至今仍在延续,可以说是开创了中国版权国际合作的先河。宋先生在会谈中对中国版权事务乃至国际版权发展趋势的透彻认识和精辟见解,令包括鲍格胥总干事在内的所有参会者折服。宋木文先生的谦虚、豁达、机敏、风趣和平易近人,让人感到亲切,他言语中透出的那种希望中国版权尽早走向世界的自信和使命感,让我敬慕,至今难忘。

    近日坊间书贾习气,每将他人新刻之书翻印……查泰西定例,凡刊印自行译撰书籍,不许他人翻印。近年上海西人所设广学会、益智会,均经禀请存案,凡会中刊印各书,均不得率行翻印,援例禀请存案严禁……据禀前情事同一律,除批示并分饬县委查禁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书贾坊铺人等知悉,嗣后《时务报》馆如有印出各项要书,尔等不得擅行翻印出售渔利,致干究罚,其各凛遵毋违。特示。

    随着1992年中国加入了世界版权公约和伯尔尼公约,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一员,知识产权这个名词从此在中国普及开来,从一个名词变成了法律和行动。那时我作为电视台记者就此问题采访过当时的版权局副局长沈仁干,随后他又安排我独家采访了来华访问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鲍格胥博士,后将这两次采访作成中英文两版节目通过卫星向全世界播出。通过这两次深入采访我对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的详细过程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其中鲍格胥说他为中国的加入谈判先后访华10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克强总理说,“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火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让知识产权制度成为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这都表明了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充分重视。

    对于鲍格胥总干事来说,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92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每言及此,老先生总是很兴奋地说:“中国的加入,使《伯尔尼公约》的人口覆盖面一夜之间增长了50%,这是在《伯尔尼公约》106年的历史上还从来未有过的。”“这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一历史性成就,对于中国的文化、科学及社会发展,对于希望在全世界实现对文学艺术作品给予合理及有效保护的整个国际社会而言,都是一件好事,宋木文功不可没。”

    告示不长,但要点讲得很清楚:版权在外国是通行的规则,中国官方也当援例而行,对提出申请者,无论外国人、中国人一视同仁,实行保护。在19世纪末,这种地方官的行政命令是中国版权保护的主要形式,且主要施行于上海等通商口岸地区。

    我们与其拿一个400年的作者的版权保护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噱头,倒不如扎实做好保护现在还活着的作者的知识产权的工作,因为保护好他们的知识产权,给他们相应的保障和收益,才会焕发出他们更多的创作热情,激发他们更多的创作灵感。

    1992年9月14日—15日,鲍格胥总干事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版权制度国际研讨会时表示,拟在1993年中国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合作20周年之际编辑出版一部文集,以纪念该组织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宋木文先生当即表示,中国国家版权局愿意合作并可资助和承担该文集在中国的出版。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合作二十年》(1973—1992)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中国国家版权局联合出版,在瑞士制版,由北京新华彩印厂和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并定于1993年9月出版。

    1898年7月5日,光绪帝根据维新派的请求,特颁谕旨,宣布:“各省士民若有新书……准其专利售卖”,以中央政令的形式,保护著作者和出版界的权益。由于发生政变,这道关于版权的谕令随同“百日维新”的其他政令一同被废除,但表明中国自下而上直至最高统治者版权保护意识的初萌。

    这本图文并茂、中英文对照的大型纪念专刊,由鲍格胥总干事亲自撰稿编辑,其中收录了宋木文先生题为《中国版权制度的建设及其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文章,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译著者向官方要求版权保护

    音容宛在,风范长存!宋木文先生对中国知识产权特别是中国版权制度建设及发展中国版权国际合作关系方面的重要贡献和不倦追求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此后两年间,中国陷入了万马齐喑的政治黑暗时期,出版界百花凋零,盗版也几乎匿迹。盗版在某种意义上是出版业繁荣的曲折反映,没有出版也就绝了盗版。延至1900年底,清政府无法再实行愚昧统治,不得不宣布实行“新政”,勉强承认了戊戌变法的合理性。在经过了一段怀疑和观望之后,1902年中国思想界重新活跃,出版业再度繁荣,出现了空前规模的翻译外国人文和社会科学著作的热潮,同时革新教育,学校林立,新编中小学教科书大量印行,译著和教科书成为炙手可热的商品,盗版风气也愈演愈烈。

    保护出版界的繁荣固然离不开政策的宽容,而要维持出版繁荣,就必须严厉打击盗版。《大清律例》中没有关于版权的条文,打击盗版的法理依据,只能是世界通行的“伯尔尼公约”。1902年,《外交报》——这份旨在打开窗户让中国人了解世界的报刊,以连续3期的版面,全文刊登了“伯尔尼公约”及其相关文件,包括:1886年9月9日在瑞士伯尔尼通过的最初文件、以后的补充条款以及1896年5月4日在巴黎通过的修订条款。《外交报》在刊登时使用的译名是《创设万国同盟保护文学及美术著作条约》、《创设万国同盟保护文学及美术著作续增条款》、《创设万国同盟保护文学及美术著作改正条约》,这是中国人对“伯尔尼公约”第一次全面译介。

    1903年5月,上海文明书局创办人廉泉、著名翻译家严复分别上书管学大臣张百熙,要求中央政府出面过问版权问题,保护编著者和出版商的利益。廉泉的上书主要针对文明书局的出版物一再被盗版而发。上海文明书局1902年7月创办后,以编译教科书和学术著作为两大业务,是当时中国译介西方书籍和编印教科书的重镇,社会上不法书商仿其出版物的私刻盗版屡禁不止。故廉泉以“出版专卖之权为五洲之公例”为由,恳请“由管学大臣明定版权,许以专利,并咨行天下大小学堂、各省官私局所概不得私行翻印”。5月27日,张百熙批答廉泉呈文,赞同他的提议并饬令各省严禁翻刻文明书局出版物,这是清朝中央政府第一次给予一家民间出版社以版权专利。不久,严复也上书张百熙,他以一个著名翻译家和通晓西方制度学者的双重身份,从理论上将制订版权法的必要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他阐释了版权对于繁荣学术和出版事业的益处,廓清了人们对实行这种制度的种种误解。以严复对西学的通晓及其在译界的地位,他的这篇上书,可视为20世纪初中国出版事业新高潮初起之时,译著者向官方要求版权保护的宣言书。这两份上书,引起了清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促成版权法的制订。

    中国第一部版权法正式产生

    自1904年起,清政府开始制订版权法。当年1月,专管商务及专利法事务的新设中央衙门商部组织人力翻译各国版权法令,为制订版权法做准备。1905年5月,商部拟出版权律初稿,送学务处审核。不久,清政府成立学部,专管教育和文化事业,版权法的制订工作移交学部。学部接手这项工作后,认为商部所拟条例“尚须大加磋议”,派专人进行修订。1907年民政部成立,版权法的制订又移交民政部。如此几经转手,至1910年底才最后订定。这既说明清政府机构中缺乏通晓外国版权法的专门人才,对版权法的制订持慎重态度却又力量不足,也反映出官场办事拖宕的一贯作风。

    1910年10月2日,民政部将历时6年几易其稿的《著作权律》交资政院议决。资政院是清政府仿照英国、日本等国的君主立宪制度设立的中央议政机关,职能相当于议会,自1910年成立后,重要法律均须交资政院议决。当年12月,经过资政院逐条议决通过,宣统皇帝批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版权法正式产生,定名为《著作权律》,共5章55条。

    清《著作权律》以“伯尔尼公约”为蓝本,参照了各国的现行法律,经过多年修订而成,虽成文于百年前,却是比较完善的。它的主要特点是:概念明确,清楚阐释了何谓著作权及其适用范围及年限(著者死后延续30年);界限清楚,申明收集他人著作编成文集为正当手段,不属于剽窃;惩罚较严厉,规定对出版盗版著作进行惩罚的同时,对销售者科以同罪。

    《著作权律》的颁布,使译著界和出版界多年的保护版权的要求第一次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取得了普遍的效力。它不仅是中国的第一部版权法,也为以后版权法的制订奠定了基础。1915年颁布的中华民国的首部版权法《著作权法》,共45条,除了个别条文略有增删合并外,基本上依照了大清《著作权律》。

    作者简介

    闵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论文《戊戌学会考》,获中国史学会第一届优秀论文奖,《论清末彩票》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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