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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流韵袅千年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丝绸之

发布时间:2019-08-21 13:41编辑:中国史浏览(127)

    丝绸之路上的俗文学,记载了不同民族审美客体、表演艺术、民俗时尚、审美意识等的流传、交流和变异,为人类精神文化、文明的交流发展树立了一座不可磨灭的丰碑。

    内容摘要:从通俗小说到地方戏曲,从杂剧传奇到民间歌谣,从北方鼓书到南方弹词,这些对大众而言并不陌生的文学艺术形式,从学术上都属于俗文学范畴。俗文学是研究中国文学、艺术、文化、历史、语言、风俗等方面的重要资料,对传承创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长期以来,被国内外学界视为民间传统生活“活化石”的俗文学研究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对它的文献整理与传承,任重而道远。据了解,由陈书录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清民国歌谣整理与研究及电子文献库建设”已经启动。据悉,由中山大学学者倡议发起的“中国俗文学文献大系”工程,正在初步实施,得到了海内外同行学者的帮助与响应,已经完成了大量文献整理影印、编目等工作。

    敦煌莫高窟第249窟,中原与西域风格的飞天。

    关德栋教授与俗文学、敦煌学、满学研究

    俗文学;丝绸之路;文化交流

    关键词:编目;俗文学研究;中国俗文学;民间文学;戏曲;弹词;文献整理;歌谣;学术;学者

    敦煌;丝路;文明交流;交流融合;西域

    ——为山东大学百年校庆而作

    丝绸之路上的俗文学,记载了不同民族审美客体、表演艺术、民俗时尚、审美意识等的流传、交流和变异,为人类精神文化、文明的交流发展树立了一座不可磨灭的丰碑。

    作者简介:

    敦煌自古以来是多民族、多文化交融互通之地,被誉为“人类文化运河”“欧亚大动脉”的丝绸之路经过这里,将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文明——中国、印度、埃及和古巴比伦连接起来。于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这条古道之上传播,而敦煌,丝绸之路上最璀璨的明珠,则成为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见证。

    (本文发表在《民俗研究》2001年第4期)

    审美客体丰富发展

      从通俗小说到地方戏曲,从杂剧传奇到民间歌谣,从北方鼓书到南方弹词,这些对大众而言并不陌生的文学艺术形式,从学术上都属于俗文学范畴。俗文学是研究中国文学、艺术、文化、历史、语言、风俗等方面的重要资料,对传承创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长期以来,被国内外学界视为民间传统生活“活化石”的俗文学研究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对它的文献整理与传承,任重而道远。

    文明互动与融合

    山东大学文学院的关德栋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俗文学、敦煌学与满学研究专家。先生1920年7月生于北京,满族。先生的父亲,是一位清贫的中学教师。艰苦的生活,严格的家教,培养了他倔犟坚毅的性格,养成了一种勤奋好学的精神。1939年先生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就读于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在大学学习期间,正是三十年代中国俗文学史学科创建的初期,先生受郑振铎、钱杏邨(阿英)、赵景深等著名学者的影响,开始了对俗文学的研读。他善于继承前人的业绩,而又勇于开拓创新,四十年代之后接连发表文章,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大学毕业以后,先生先后任北京中国佛教学院讲师、沈阳博物院档案编整处满文档案翻译组组长、上海佛学院教授、上海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副教授、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讲师。建国后先后担任兰州大学少数民族语文系副教授、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53年调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授至今。

    虽然据考古而知,远在殷代西域的和田玉就为中原祭祀所使用,然而玉石相关的吟咏诗篇却没有流传至后世。张骞凿空之前,民间物品的交流早就颇为频繁,邛竹杖、蜀布等出现在大夏便是明证。至张骞出使西域,天马西来,异域之物作为审美客体影响乃至于改变了人们的感知结构,天马、苜蓿、葡萄、石榴、琵琶、胡旋舞、蚕桑、瓷器、樟脑、螺髻等成为丝路沿途文人吟诵或绘事的对象,异域之美成为文人构建文学想象的重要内容。

      勉强列入“民间文学”

    熠熠生辉

    先生曾于1983—1984年获得美国路斯基金,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研究系邀请,赴美讲学。1993年根据中德文化交流协定,又获德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基金,应邀赴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和科隆大学东亚研究所满学系从事合作研究。

    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杂技幻术已在张衡都市赋的笔下有所表现。在民间,表演艺术成为一时风尚,晚至魏晋尚不普及。见之于文献者,有贵族文人如曹植等诵俳优小说、胡舞、跳丸等,从中可以看出西域民族风习对于汉民族的影响。

      中国俗文学传统悠久,其渊源可追溯至先秦,经唐代俗讲变文、曲子词到宋元话本,延绵不绝,明清以后,发展更为迅速。由于俗文学不同于雅文学之关涉经国大业,长期以来受关注不多。虽然20世纪30年代有郑振铎所著《中国俗文学史》,90年代吴同瑞、王文宝、段宝林共同完成的《中国俗文学概论》,但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其学科边界仍处在滑动中。

    从地理位置来看,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历史上,汉武帝曾在河西走廊地区“列四郡、据两关”,成功将河西地区划归汉帝国管辖范围,并于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从而将汉帝国与欧亚大陆间交通全线打通,从此敦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丝绸之路”重镇,总绾中西交通“咽喉之地”。

    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先生在大学任教的数十年中,先后讲授中国文学史、中国民族史、蒙藏佛教史、佛典文学、民俗学、人民口头创作、民间文学概论、明清俗曲概论、敦煌文献研究和梵文等课程。从1955年起培养研究生,1981年后又指导美国、法国、日本、意大利、韩国、巴基斯坦等国的硕士和博士进修生,进行“敦煌学”、“宝卷”、“聊斋说唱”、“明代时调歌曲”、“满族谚语”、“讲唱文学”和“中巴关系史”等课题的研究及论文撰写。

    唐高宗时期,苏定方率军征伐,灭西突厥,从而丝绸之路畅通无阻,西域风物逐渐成为唐人的时尚。“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西域的窄身小袖袍成为朝服和常服。墓室壁画中时见波斯裤、打马毬等西域风情。贵族崇尚胡食、胡乐,“太常乐尚胡曲”。

      “俗文学研究在当代学科体系中一直处于尴尬境地。”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黄仕忠表示,中国的俗文学在“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学科中,只能作为附庸而存在,“现代文学”又将它婉拒于门外,只能勉强列入“民间文学”一科,然而真正治“民间文学”者,又以为其主体乃是民间口头流传的文学。因此,除古典戏曲小说以外的俗文学,几无立锥之地。正是这种状况,极大地限制了俗文学研究的展开。

    无可替代的地理位置,使敦煌在古代欧亚文明互动,中原与古代西域、汉民族和古代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沿着丝绸之路,中国的许多珍贵产品流向西域,与此同时,西方物品也源源不断输入中原王朝,在丰富沿线各个区域与多个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同时,也推动了沿线各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由于先生德高望重,他还被聘任为山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曾兼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山东分会名誉主席、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东方民族民间文化学会理事长、山东省文联委员、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编辑委员会顾问等职。《中国戏曲曲艺辞典》、《中国目录学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满族现代文学艺术家传略》《中国民间文艺辞典》、《民间文学大辞典》等,都设专目介绍他的生平和学术成就。

    使者、商人、奴隶伴随着驼铃声往返于丝绸之路,他们不仅进行着物的流通,而且沟通着中土与西域的文化、文明。西域的说唱艺术、杂戏表演等传至中原,而中土的梨桃、丝绢、茶叶、瓷器等被运至西域。人们面对异域远方之物,从观物、用物到体物、审物,审美趣味和风尚均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俗文学的学术价值在学界有其一席之地,尽管长期受关注不多,但也有一些发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廖可斌介绍,元明清时期,一些学人对民间文学予以关注,有文人对小说戏曲有很高造诣,但对民歌说唱等的关注是零星的。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中国俗文学研究在20世纪初出现了一个小高潮,50年代前后有一些发展,至八九十年代,“大传统”和“小传统”概念出现后,又出现一个小高潮。

    敦煌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之地。早在4000多年前,敦煌地区就有了人类活动的痕迹;迄夏、商、周时期,已有多个游牧民族在此繁衍生息;汉代以前,这里几乎是月氏、乌孙、匈奴等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争相角逐的场所。伴随汉武帝派遣张骞“凿通”西域,丝路畅通,敦煌及周边各民族之间的往来交流更加频繁;十六国时期,鲜卑、氐、羌、卢水胡、龟兹、西域胡人、中亚粟特人等众多民族往来杂居于敦煌;到了隋唐五代和宋时期,吐蕃、吐谷浑、仲云、于阗、吐火罗、粟特、回鹘等民族也相继在敦煌及周边地区居住生活,为敦煌注入多姿多彩的文化元素。

    先生博学多闻、涉猎广泛,并能用满语和多种外文资料进行多学科的研究。他作为满族人,自幼受到满族传统文化的熏陶,精通本族语文,在满族文化研究、满汉文化交流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绩。他早年搜集校订的满汉语混合子弟书《螃蟹段儿》、《升官图》以及满文俚曲《黄昏卸得残妆罢》等,就是了解和研讨满汉文化相互交融的宝贵资料。1946年至1947年,他在沈阳博物院从事的《满文老档》的翻译工作,则是我国有计划地直接从满语原文翻译这部重要史料的开始;与此同时,他还进行了“满文档成语”的辑录工作。鉴于满语文献在探讨近世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上的重要意义,他注意了满语文献的搜集、研究整理。如对1723年刊刻的图理深出使土尔虎特途径俄罗斯归来上书康熙的黄册所撰写的《异域录》满文本,进行了深入研究、校注,并写出了研究论文《略论图理深〈异域录〉满文本对汉文本的订补及其他》,这是首次依据原始资料的满语文献,研究十八世纪初中俄关系史的论述,也是对《异域录》满文本的第一次介绍。1979—I980年,他参加《满汉辞典》的编纂时,曾前往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进行满语文与锡伯语关系的调查。1984年出版了他与人合作编成的《子弟书丛钞》,进一步对满族文学在我国文学艺术发展的继承研究上作出了贡献。即使在十年“文革”的艰难岁月中,他也没有停止对“满学”的研究,他克服重重困难,以惊人的毅力,整理编成了一部《满文成语词典稿》。他以对跨民族关系的满汉文化交融问题的研究为基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不论在社会科学领域作任何方面的研究,都不能忽视这一基点。正因为信守着这样的观点,他在学术研究中,时时着意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探讨。先生在西北工作时,注意搜集民间文学作品,出版了《新疆民歌民谭集》(1950年),对西藏典籍文献作过介绍,对流行于南亚的《大会经》作过翻译。

    说唱文体峥嵘共生

    这些民族带来了佛教、粟特祆教、景教、摩尼教、基督教等印度、中亚、西亚宗教文化,留下了以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阳关、玉门关、汉长城等为代表的大量珍贵历史文化遗迹,它们是古代多文明交流融合的产物,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缩影,同时也是外部世界认知和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先生是上个世纪40年代国内研究敦煌文献的学者之一,也是我国为数不多的研究梵、巴文典籍的学者。他广泛运用语文资料,整理、研究敦煌文献,提出个人见解,成一家之言。1942年于《佛学月刊》发表谈敦煌民间文学的文章之后,陆续发表了,《谈变文》 、《读〈唐代俗讲考〉的商榷》、《略说“变”字的来源》、《“丑女缘起”故事的根据》、《变文目》等一系列论文。早在1947年3月,向达先生在《补说唐代俗讲二三事——兼答周一良、关德栋两先生》一文中就曾有“二十年来注意敦煌俗讲文学者,寥寥可数。今日得读周、关两先生的文章,不胜空谷足音之感。个人除去欢喜赞叹而外,并向孙、周、关诸先生表示敬意”的感喟。1982年周绍良、白化文编选《敦煌变文论文集》,收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国内自王国维以下研究敦煌俗文学的论文50余篇,仅先生的论文就收录了5篇之多,足见先生在敦煌俗文学研究开拓过程中的功绩。

    早在先秦,宫廷内就有盲人说唱、歌姬舞蹈。然而,中原汉人说唱表演艺术尤其是戏曲的发达却得益于游牧民族、西域文化的影响。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大盛为隋唐帝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唐人传奇虽然为文人创作,但其间的因果叙事、因缘和合等皆取自于佛教。俗讲、僧讲、梵呗都是印度佛教、贵霜佛教以及西域佛教东传的有效媒介。变文、讲经文等虽然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动荡几乎无遗,然而从敦煌文学仍可以略见一斑。话本小说,是辽、金、宋、元“说话”艺术的结晶。而勾栏瓦舍中诸如说参请、诨经、诨话、说药、说史、野呵小说、合生、平话等说唱艺术,无不深受唐代俗讲、变文的熏染。

    在这些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迹中,以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石窟群是集建筑、彩塑和壁画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宝库:洞窟建筑因功能不同而采用多种形制,早期洞窟沿袭了印度石窟的建筑风格,支提窟、毗诃罗窟、中心柱窟都是具有印度、西域风格的石窟建筑,后来的殿堂窟、大像窟则又是受中国传统建筑影响的产物。在十六国、北朝时期,莫高窟先后出现过犍陀罗风格、印度马图拉风格的彩塑,而一些西魏洞窟中的佛像又具有中原“曹衣出水”的曹氏风格。

    先生对蒲松龄的研究采取了一个特殊的角度,开辟了一方使人耳目一新的天地。《聊斋志异》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很高的作品,但因为这部书用文言写成,文化水平一般的读者不易领略。俗文学中的“志目”是《聊斋志异》的一种普及形式。它以通俗文艺特有的艺术手段,为文化水平较低的人扫除了语言文字上的障碍,满足了广大民众欣赏《聊斋》故事的渴望,成为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我国文艺发展史上的一份珍贵遗产。格外引人深思的是:将《聊斋志异》改编为通俗文艺形式“志目”的第一个人是蒲松龄自己。他在《聊斋志异》书稿已经流传,得到了同时代名位极重的诗人王士滇(渔洋)的赏识与推重的时候,忽然决心把自己的作品翻改成为当时文人所不齿的“俚曲”,他这样作的目的正如他儿子蒲筹撰写的《故显考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所指出的:“总以为学士大夫之针砭,而犹恨不如晨钟暮鼓,可参破村庸之迷,而大醒市媳之梦。”他知道把《聊斋志异》的故事改写成通俗俚曲,可以产生更深入人心的艺术力量,“使街衡里巷之中,见者歌,而闻者亦泣”。由蒲松龄开始的俗文学“志目”,以其动人的艺术活力在民间流传百余年,但是,不幸如其他民间文艺作品一样,一向被士大夫们判为“卑不足道”、“不登大雅之堂”,一般只在下层社会中流传,或在艺人的记忆里保存,较少有刊本传世;即使偶有记录传抄,往往也不为学者们所注意。当这些作品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时候,它们的抄本已经成了难得的珍品。先生为了满足人们艺术欣赏和探讨《聊斋志异》艺术影响的学术研究需要,以他独具的眼光,广为搜集资料,先后编成出版了《聊斋俚曲选》(1980年)、《聊斋志异戏曲集》(1983年)、《聊斋志异说唱集》(1983年)、《聊斋志异话本集》(1991年),书之卷首,都载有反映研究成果的长篇前言。例如,《聊斋志异说唱集》的前言,在研究了170多个传统说唱“志目”的基础上,对“志目”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不同形式的俚曲、子弟书、单弦牌子曲、鼓词、宝卷、弹词和评书一一作出分析,分别对这些说唱形式的起源、与《聊斋志异》的关系、著名说书艺人的事迹、“志目”唱本的内容与流传、艺术特色、各种艺术形式的相互作用、前人所编“志目”选本等均作了详尽的介绍与评价。其对于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而为当时文人所不齿的俗文学“志目”的倾心与用力,明明白白渗透在文章的宇字句句当中。从蒲松龄自编《聊斋俚曲》,到百余年间聊斋故事说唱的“志目”在民间山花野草般地流行与传播,再到先生对聊斋的各种说唱形式的苦心搜求、保存资料,精心进行研究的经历,反映了中国文学史上历来就存在着的两种天地、两种志趣。也许只有对此作出充分的比较研究之后,才能充分地估计先生从特殊角度对蒲松龄、对《聊斋志异》、对聊斋故事的各种艺术表现形式所作的研究的重要意义。

    汉语言口述叙事艺术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丝路文化的互通、互渗和互生,其文本的韵散结合、图文编排、“楔子—正文”结构等都源自于佛家的俗讲和变相。其实,佛教对于俗文学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如郑振铎认为“宝卷是变文的‘嫡系’子孙”;佛曲、唱辩、平话、词话、曲子词、俗曲、俗赋、弹词、鼓词等皆厚蒙其泽。

    在壁画方面,敦煌壁画既有佛教尊像画、故事画、史迹画、经变画等佛教绘画艺术,又有中国传统题材的神怪画;既有受印度佛教艺术影响的犍陀罗、笈多、尼泊尔、波罗王朝的艺术风格,又有传自希腊的日神、月神,还有受古波斯、龟兹文化影响的服饰、器具、装饰等。正如前所述,多民族、多文化间的交流融合,使中国佛教艺术一度发展至顶峰,敦煌也随之成为佛教艺术中心,其影响向外辐射至周边的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和地区。

    先生的学术成就涉及多个方面,但其核心还应是民间文学、俗文学的研究成果。作为一个学科,中国民间文学、俗文学的研究,始自“五四”前夕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的活动,而其体系的建立,实应从1938年郑振铎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上下两册的《中国俗文学史》算起。先生作为郑振铎的学生与朋友,一踏进学术的领域,便与民间文学、俗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罗摩衍那》是印度的两大史诗之一,傣族史诗《兰嘎西贺》即取材于它。降边嘉措认为,在敦煌文献中还存在两种《罗摩衍那》的藏文译本。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和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在精神思想、整体结构和人物形象上不仅彼此之间相互内通,而且与中亚游牧民族的传奇故事、民间文学等说唱艺术也存在着互相影响、借鉴和吸收的质素。

    信仰的精神之光

    由于曲艺这种艺术形式在俗文学中历来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先生的研究工作在这方面用力最多,发掘也最深。1958年初版、1960年重版、1983年新1版的《曲艺论集》,是先生曲艺研究的代表作。这本书收论文22篇,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曲艺文学资料的蒐集和校订的文章,其中有的提供了珍贵的曲艺文学资料,有的对一些曲艺文学作品作了叙录、评价和整理,有的则属于书志学范围,介绍了某类曲艺文学的版本目录;另一类文章则是对曲艺文学中的许多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其中有的考证曲艺文学作品用字命名的来源,有的探讨了曲艺文学中某种样式的源流和发展,有的阐述了曲艺文学中某种样式的体例。《曲艺论集》以其学术价值重要,作为专门条目,已载入《中国戏曲曲艺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民间文学词典》。

    在古代中亚,戏剧表演曾经繁盛一时。而在汉语言文学世界中,戏曲艺术较为晚熟。辽代散乐富有宗教气息,金朝诸宫调相对成熟,蒙元杂剧承继金院本,在兴盛期间又深受梵剧、佛教宗教剧和中亚戏剧的影响。剖析蒙元杂剧的结构,可以发现古代中国戏曲与西域戏剧之间的秘响旁通。

    烛照古今

    先生俗文学研究的另一大批成果,表现在资料的搜集和古籍文献资料的编纂方面。早在1950年,他就出版了《新疆民歌民谭集》。此后1959—1962年在同赵景深教授筹划下编校出版了“明清民歌时调丛书”,先生出版了校序《挂枝儿》、《山歌》,以及《贾凫西木皮词校注》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整理校订明代作家冯梦龙辑集的《挂枝儿》与《山歌》后所作的两篇序言都很长,合起来几乎可以成为一本书。在两篇序言中,先生对这两种民歌形式的起源、流传、历代辑集的情况、冯本的特点、内容分类、作品的艺术特色等作了精到细致的分析,又特别对冯梦龙为民间文学、俗文学的贡献作出了大胆的评价,肯定了冯梦龙在搜集和编辑这类民歌的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先生指出:“冯梦龙(1574一I646)是在明代热爱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的人士中,工作较早、贡献最大的一位作家。他几乎是用尽了毕生的精力从事着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的蒐集、整理、研究和编写的工作。……他这种以最大热忱不倦工作的精神,是同时代文人、作家难于与之相比的。”(《挂枝儿·序》1962年中华书局版)“冯梦龙在《童痴一弄·挂枝儿》‘刊布成帙,举世传颂’后,虽为当时人们攻讦,但是他并没有怯怯乔乔的对着这一大宗民间文学遗产望之却步,反而是以更大的勇气、热忱继续蒐集着《山歌》,辑集成《童痴二弄·山歌》。这种精神、魂力,在明代较进步的诗人、作家当中却是仅见的。”(《山歌·序》,1962年中华书局版)“冯梦龙曾根据蒐集、整理、研究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的感受,归结当代民间歌曲的优点在于:抒写的'是真境',所以它们‘自有真趣’,是‘天地间自然之文’。因此在《叙山歌》里,首先认为‘山歌’是‘民间性情之响’,‘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又从创作态度和动机方面分析说:‘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这正是针对当时文人诗歌创作当中的缺点来论证,是具有现实意义和进步作用的。……他认识到民间情歌的反封建礼教的意义和作用,明白宣布要用‘挂枝儿’、‘山歌’来表现真挚的爱情,与虚伪的封建礼教抗争。这种战斗精神的表现,在明代较进步的诗人、作家当中确乎是无人能与之相比的。可见《叙山歌》在研究冯梦龙思想以及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上,是篇具有一定重要意义的文献资料。”(《山歌·序》,I962年中华书局版)

    审美意识互渗相通

    敦煌石窟艺术虽然主要是一种以佛教为主的宗教艺术,但表达的却是民众坚定而持久的信仰精神。在今天看来,这种精神仍然具有振奋人心、涤荡心灵的强大力量。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古以来就是有成就的文人所追求的一种经历,对于重视俗文化及其文学作品的搜集者与研究整理者来说,又几乎是一种必备的条件,必经的历程。先生生长在学术气氛很浓、见世面机会很多的古都北京,那里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以及私家藏书可供研读,读书期间更得到了许多著名学者的指导与帮助。工作以后,足迹遍于大江南北、祖国东西,视野更为开阔,读书所涉猎的面益宽广,向著名学者们问学的机缘又多,于是完全投身于无边无际的学问的海洋。

    文化之间的接触、冲突、融合丰富和发展了人类的精神文明。各个民族的审美意识在不同文化的接触和交流中互渗相通。若从身体审美观来看,中国俗文学可以说是丝绸之路审美文化融合交流的结晶。例如话本小说、章回小说中关于人物体征的“面如满月”、“耳大垂肩”、“双手过膝”等描述皆来自于佛教,而佛教的法相审美观又起源于古印度文化。此外,古代中国的相人术也受到了南亚、西域、中亚等地的影响,如对“隆准”、“长人”、“美须髯”、“环眼豹头”等异相的迷信等。

    敦煌石窟精美绝伦的艺术造型反映出古代人民较高的审美理想和追求,石窟开凿千年不绝,也体现了处在大漠深处的敦煌古代先民所坚守和传承不息的精神。敦煌石窟壁画中绘制的数量庞大的佛教经变画,大多是描绘未来世界的种种美好;壁画榜题、敦煌文献中的发愿文等,都记录了向往和平、安定、健康、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一些根据佛教经典、佛经故事塑造的艺术形象,如月光王施头、毗楞竭梨王身钉千钉、尸毗王割肉救鸽、舍身饲虎等,虽然表达的是佛教中慈悲、累世修行方得成佛的观念,但是也从客观上表现出了人们内心对善良、奉献等精神的推崇。

    他研究满族文学,熟悉本族语文,曾在沈阳博物院从事翻译《满文老档》的工作,从中注意到其间引及“萨迦格言”、“太公家教”的情况。正因有这样的经历和这样的知识,他才能对满、汉语混合写成的民间文学作品作圆满的介绍和详尽的注释。他为满汉语混合的子弟书《螃蟹段儿》作出的注释一共有234条之多,《升官图》注释也有几十条。只是在经过了他这样多才而苦心的工作,才使得清代中叶出现的这类所谓“满汉兼”的妙文为中外学人所知见、引录、论述。这在日本著名学者太田辰夫教授、波多野太郎教授等人的著作中均曾论及。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流通贸易瓷器、丝绸、茶叶、香料、药材等商品,而且改变着贸易国之间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汉文化所倡导的“以善为美”的审美意识也逐渐渗透并影响到汉语言文化圈的各个民族,形成审美共同体。越南的喃文文学、日本的假名文学、朝鲜半岛的乡札文学和谚文文学等都可以看作是汉语言文学的派生文学,其中的愿文、讲谈、劝善文等尤其体现了审美意识的共通性。

    敦煌的石窟雕塑、壁画、建筑,深深烙有多国、多民族文化影响的印记,以及中外文化碰撞、交融的痕迹。敦煌艺术是中古时代中华文明乃至全球各大文明相互交融的缩影,是中华文化同化和吸收其他民族文化艺术的产物,也是全球交往和东西方文化艺术交融的典范。敦煌莫高窟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历史延续最悠久、保存比较完好的佛教历史遗迹之一,反映的是中国古代4至14世纪佛教文化艺术的最高成就,于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他读郑振铎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注意到郑先生在第十二章《弹词》里讲过的福州“评话”是弹词的论断,记住了郑先生提到的最负盛名的福州长篇评话《榴花梦》。当他有机会到福州工作的时候,耳闻目睹“福州流行的‘评话’,正与一般所说的弹词相同,不仅是在故事取材上相类,而且它的体式也与某些弹词作品一样,多是全部以七言韵语组成,没有说白与唱词之分”。他就地访求,终于见到了相当数量的福建评话抄本和当年郑振锋先生“惜未得一读”、阿英先生所见不全的《榴花梦》抄本,就此写成了《李桂玉的<榴花梦>》。

    审美意识具有民族性、阶级性、历史性和地域性,但同时也因相同或相近的文化背景而具有共通性。丝绸之路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会通和交流,因其杂合而成的审美意识更是在客体、文体、结构上改变了不同民族传统文学的体系构成。

    莫高窟藏经洞文物被视为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宝藏。藏经洞发现的5万多件文献和各种文物,包括上千件绢画、版画、刺绣和大量的书法作品,其中敦煌文献在不同程度上提供了中国,尤其是河西及敦煌地区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教育、思想观念、民族民俗、中外往来、社会生活、生产技术、典章文物等各个方面的详细资料,丰富了中国7个多世纪的历史,在许多方面填补了中国历史的空白。于藏经洞中发现了汉文、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梵文等众多文种,内容涉及多个领域;在敦煌汉长城、玉门关、阳关、悬泉置等关塞遗址中出土的汉代竹、木简牍,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汉代河西地区生产、生活、戍边的状况,以及中原与古代西域各国、周边各民族往来交流的情况。

    他在《谈“落花”》的文章中,将《续高僧传》中提到的“落花”与流行在苏北一带和南京等地方民间佛教的经仟活动中唱的“散花”作比较,不仅引经据典,还直接引用僧侣的话说:“经会不会尚在其次,如多会这种东西(“散花”)才是好的大师傅。”得出结论:“从‘散花’到‘落花’,逐渐形成为僧侣们谋生的一种技艺”, “内容并与佛教没什么关系,实是袭用曲艺”。常见人们或者鄙薄“故纸堆”,或者视典籍之外无学问,唯于先生的治学方法中,可见这种熔“故纸堆”与俗文化生活于一炉的大手段,庶几可以得到历史的真实。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伦理诗学中的民族性问题研究”(17XJA751004)阶段性成果)

    藏经洞文物数量巨大,内容丰富,记录下古代各种文明于敦煌传播、交流之印记,为我们展现出一部部鲜活的古代民族文化史和异国文明交流史。敦煌藏经洞文献中保存的数量巨大的儒家传统经典,体现了古代边疆人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与学习;敦煌变文、曲子词等文学作品中歌颂礼仪、孝道、忠诚等内容的文本,也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优良的民族传统道德风尚。

    建国以后,先生从事人民口头创作、民间文学教学,1954年和1955年作为当时课程的“生产实习”,他两度带领学生深入沂蒙山区进行田野调查,两次实习印有《人民口头创作实习资料汇编》“沂水卷”和“淄博和洪山卷”三册。这是新中国首次有计划地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的田野作业活动的组成部分。先生对于能够参加这样的活动感到荣幸,并且认为,一个从事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研究的学者,只有在田野作业与室内研究两方面都下大力气,才能够真正有作为,获得有意义的成果。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

    莫高窟建窟1600余年间,无数高僧大德、商旅行人、兵勇将佐、达官显贵、庶族平民、画师工匠为敦煌石窟的营建胼手胝足、竭尽全力,在莫高窟的灵岩仞壁上砥砺凿作千余年,折射出敦煌在古代异质文化交融中所蕴含的强大文化精神。它依托的是1000多年来中华民族坚定而持久的信仰,以及开拓进取、开放包容、热爱故土、守卫家国的伟大精神,反映了古代人民较高的审美理想和追求,以及对和平、安定和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

    1983年,先生应邀去美国讲学,他自己把此行变成了一个“读书”和“行路”的过程。行前他订研究计划中有:了解美国在东方学、汉学方面的研究历史和现状;搜集散佚在美国的满学资料和中国俗文学资料。讲学是成功的,他的计划也完成了。他在美国搜集到的满学研究资料如:《聊斋志异》满文译者札克丹的末刊稿,《水游传》满文译本残卷,《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关系到《再生缘》作者研究而著名的《云贞寄外书》满文本等,以及散佚的明清戏曲俗曲资料。与此同时,并注意了国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当回顾这段经历时,先生对治学与教学的方法曾作了这样一个小结:“搞学术研究应该有一个开阔的视野。过去我们往往习惯于从单一的角度考虑问题,比如搞俗文学的,就只搞自己的这一摊,不去想一想国外对我们俗文学的研究状况如何,俗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有什么联系,思路比较狭窄。在美国考察期间,我发现美国人很重视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在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上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美国学者认为研究俗文学要有多学科的知识,俗文学还应该与语言、音乐等学科结合起来研究,既考虑纵向联系,也考虑横向联系。这就关系到学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在教学上他们着重学生智能的培养,学生的知识结构是跨越多种学科的。我们现在的教育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他进而提出:“俗文学研究不能停留在概念之争上,应该和整个民族文化联系起来,脱离了民族传统文化就无法全面理解俗文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应有所突破,学会从多角度、多层次考虑问题。”

    作者简介

    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文明的交流与融合,离不开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敦煌文化所具有的多民族、多宗教相互融合的特性,也为今天中国以及世界多民族文化的交流提供了良好借鉴。敦煌文化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背景下,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生成的中华艺术传统的缩影,是一部打开的艺术宝藏,同时,也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艺术巨著和绵延不尽的文化之旅,是数千年华夏文明宝贵的资源库,也是新时期建设新文化的动力源。

    先生的文风也常使人耳清目明。如上个世纪40年代他作《变文目》,“每目除注明庋藏处、公刊处外,如学者于该目撰有论著,亦为注明”,仔仔细细辑出四十六目,给予当时研究者以极大的方便。他作《宝卷漫录》,注意《螳螂做亲宝卷》中有曲艺作品中为数不多的以“动物、昆虫为角色敷衍故事”的特色;注意《菱花镜宝卷》不同于一般宝卷多宣传市民落后思想,而能“部分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注意《梨花宝卷》中前后两用的“曲词嵌药名的写法”;又注意了《双金花宝卷》“介绍了一段清末的莲花落曲词”。虽只漫漫写来,却不时点明文中的“眼睛”。所作《关于“十二时”》,连引文在内,不过千字出头,《关于“三仗鼓”》更短,全文不足300字,但都是真正的短小精干,实有见地的文章。他辑集的几本资料性较强的书,序言写得很长,洋洋洒洒,千言万语,虽长而绝不空泛,象枝叶繁盛的大树,高大而充满生机。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只为研究问题,不端学者的架子,也不摆学术论文的架子,这种实事求是的文风,很值得提倡和效法。

    姓名:张同胜 工作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

    敦煌是文化至宝,作为其物理存在的历史遗迹辉煌灿烂,不受时空有限性制约,与此同时,敦煌作为灵思之源的一种精神启迪,需要我们不断地从中汲取营养,创造和发展出新的文化。

    在先生的书房里挂着著名戏曲理论家任中敏先生于1982年85岁时为他书写的联语:“人言海水有时立,我信春光自此多。”春光正多,乐观常在,目前先生正根据多年以来搜集的文献资料,研究整理“满学”和“俗文学”论著。在学人生涯中,年逾八旬的关德栋教授还象一个年轻人一样活跃、奋进。

    (作者为敦煌研究院院长)

    (本文参考引用了《山东现代著名社会科学家(2)》、《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名人录》、《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近现代中国少数民族英名录》等书和车锡伦教授《对关德栋先生俗文学研究成就的思考》及关家铮同志整理的有关介绍,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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